容忍与自由003（第5页）

离开费城不远的地方，有个历史性的福奇谷村庄。这个村庄是一七七七年到一七七八年华盛顿军队驻扎的冬营所在地。

你们最有科学脑筋的历史家菲斯克（JohnFiske）说：“华盛顿军队在福奇谷村所遭受的可怕煎熬与痛苦，引起历史家的同情和钦佩。当这些可怜的士兵在一七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步行到他们冬营时，他们所踏过的雪路上斑斑的染上他们生冻疮的赤脚流出来的血……在二十三日华盛顿告诉国会说，他的营中有二八九八人‘不适于服役，因为他们赤脚而且衣不蔽体’。冻饿使患病者日益增多；而在拥挤的医院里，有些人因为缺少稻草铺在他们所躺的冰冷土地上而活活冻死。他们所受的痛苦非常大，所以万一敌人攻击，简直就难以召集两千人可以拿起枪杆的。”那是一七七七年冬天福奇谷村的情况。

美利坚合众国的祖先怎么能脱离福奇谷村的苦海而渐渐步上约克镇的最后胜利呢？究竟从一七七七年冬天到一七八一年十月约克镇胜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所有的历史家都同意引致独立战争最后胜利的是两个因素。第一，革命军虽然遭遇到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仍然继续作战；第二，同时国际情势的变化大有利于美利坚共和国。那就是法国不但给予美国很大的财政援助，而且派来了一个庞大装备优良的远征军，包括陆军与舰队，以协助华盛顿对英国作战。事实上，那时候整个情势对英国不利。在一七八〇年，即英国在约克镇投降的前一年，英国实际上是对整个欧洲作战。就是因为这个不利的国际情势，才使英国无法增援在美国作战的军队，而给相当小的华盛顿部队以有效的打击。

我的同胞的脑中决不会忘记这个历史类似的事件。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在纽约城，我提到过福奇谷到约克镇的事，下结论说：“这个历史类似事件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中国抵抗侵略者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一定要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其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来到的。”

中国作战了一年半之后才获得美国第一次贷款。我们作战两年两个月之后欧洲大战爆发。我们作战了三年八个月之后才获得包括在能享受一九四一年三月租借法案的国家之内。我们作战了整整四年之后英美政府才开始冻结日本资产，并且对日本施行全面的禁运。我们作战了四年五个月之后才找到并肩作战的新盟邦。

现在情势转变了，但是最后胜利尚未在望。你们的国家，我的国家，以及所有我们的盟邦面对着一个长久和艰难的战争。但是我们现在要以结交了新伙伴所鼓舞起的新勇气和新力量继续不断作战。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毫无疑惑的是“联合国”的胜利。

我将把我同胞想告诉列位的话作为结论。这些话以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九日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文最可以表达的。他说：“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贡献于和你们并肩作战的共同战场上，直到太平洋和整个世界免于受残暴的力量和背信者之害的时候为止。”

一

你们知道你们是为什么而作战的。你们是为了保卫你们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战的。这种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与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与西方文明而言，问题的关键，乃是专制与民主的对垒。也就是自由对压迫、和平对武力征服的斗争。

今天，太平洋区域问题的关键，和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毫无二致。那便是极权统治下的生活方式，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对垒。换句话说，也就是自由与和平对压迫与侵略的斗争。

西方问题的焦点，在于纳粹的德国对西欧与英、美民主国家间的冲突。而太平洋区域的问题，在于中、日间的冲突。两方面战争的目标是一致的。

基本上说，中、日冲突的形态乃是和平、自由反抗专制、压迫、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

为求彻底了解太平洋区域冲突的本质，我们必须就中、日历史事实，作一对照性的分析。

（一）中国在两千一百年前，即已废弃封建制度，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当时的日本，尚在军国封建（幕府）制度的巅峰时期。自那时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袭，延续至十九世纪中叶，派瑞（odorePerry）迫其开放门户，始告终止。

（三）中国在权威鼎盛时期，也从不鼓励武力侵略，而一向厌弃战争，谴责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行为。相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袭而来的国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陆作领土的扩张，和妄图征服世界。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的对照，在中、日两国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这两个民族的国民性和社会体制，也就在这些史实的推演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和平的国家，而日本成为一个极权黩武的民族的原因。

二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以便了解这种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发展的过程。

远在纪元前二二一年，中国就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在统一之前，是一个漫长的诸侯割据时代，称为春秋、战国。在这个时期中（尤以纪元前600~200年间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发展的中国思想和文化，大放异彩，与西方古希腊思想、文明的兴起，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于这个时期在学术、哲学上的成就，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观念与理想，也就随而产生。有关中国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学基础，可以从下面数例中，见其大要。

第一，是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治术为最高政治形态。老子和他的门人认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几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坏的政治，是人民畏惧政府。所以他主张：“一切听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

第二，是墨家的兼爱精神。墨子主张“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传布“博爱”及“国际间和平相处”的道理，这些道理他称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则，产生了社会不分阶级的理想。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及“有教无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中国具有言论自由及政治上采纳坦诚谏奏的悠久传统。远在纪元前八世纪时，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这样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孝经》中引有孔子一段话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第五，是人民在国家中占极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经地义的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的民主思想，说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诛戮暴君。

以上是中国所以爱好和平与重视民主的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性的基础。这些观念与理想，是在纪元前三世纪，中国第一个学术成熟时期发轫于我们的先圣先贤，而且代代相传到今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组主任赫莫尔（A。w。Hll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对中国民主思想，曾对孟子的民主学说，表示以下的意见：“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君主体制下，不但革命的论调能够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书籍，竟又用来作为考选政府官吏的依据，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中国古代的许多哲学思想，也能在两千一百年的帝国制度下，一一付诸实施。

（一）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竟然形成和平与无为而治的政治作风。纪元前二世纪，大帝国的版图，和今天中国的版图的广袤几乎一样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这么发达的当时，要想统治这样广大的国域，真是谈何容易。那时的始皇帝，想以军国主义与极权领导统治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帝国，可是不出十五年时间，就遭到了为革命推翻的悲惨命运。继之而来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帝国——汉朝，统治了四百年之久。汉朝政治家，由于历史教训的利益，决定建立一个和平统治的王朝，将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付诸实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统一帝国生活的种种权益，而不受政府过分的干涉。

由于汉朝长期无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实施的成功，以后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间，因为中国没有强大邻国侵犯，所以和平与军备裁减的实现并无困难。当时虽有好战的游牧民族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国走上扩充军备与军国主义的道路。所以无论就政治、哲学、宗教或文学而论，均视战争为大忌。

个人自由与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与无为政风下必然的产物。所以，中国政治一贯的特色，是被治理者个人主义的充分表现。他们尽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证：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采用无为而治的政风，是不可能产生的。

（二）由于封建社会早已废弃，长子继承权（宗法）制度也就随之消失。汉代财产继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贵族、平民，都已习为风尚。任何富户，经三代分产之后，便已不复存在。所以，经过两千一百年的均产之后，逐渐形成今天社会结构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