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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各守本分
任何想了解日本人的人都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各守本分”的意思。日本人对秩序和等级制的信仰如同美国人对自由和平等的依赖一样，虽然这两个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两极一般对立。因此我们很难把等级制度看成现在社会机制的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是等级制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作用深信不疑。要理解他们的人生观，只有通过对诸如家族、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一些他们的国民制度的描述来实现。
日本人把他们看待本国问题的方法套用到看待国际问题当中去。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以为他们正逐渐接近国际等级制度的顶端，而如今，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西方各国。他们能接受现状似乎也正是因为对等级制度的信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述他们对这种制度的重视。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的“三国同盟”的前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让各国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诏书中也重申了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纮，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朕夙夜眷眷之所为。而今世局骚乱不止，人类亦将蒙受不测祸患。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克复平和……轸念极切兹三国间订立条约，朕深感愉悦。
惟万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业，旷古大业，前途甚是辽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万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国不可动摇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守本分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声明是针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而发的，赫尔的备忘录强调了美国人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犹如等级制度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原则共四项：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各国平等。这些原则体现了美国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权利的精神，而且我们认为不仅在国际关系中，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同样遵这些准则。美国人认为平等是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对我们而言，它意味着拥有不受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权利。它是当今世界实现和维护基本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有时触犯了这些原则，但依然尊重和维护平等，我们将用满腔的愤怒与等级制度作战。
建国以来美国人看问题向来如此。杰佛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宪法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权利法案》也是以此为基础的。一个新诞生的国家在自己的公开文件里正式地写入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正好反映了这个大陆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同于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轻的法国人阿列克斯·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初访问美国后，写了一部关于平等问题的书，这是一篇杰出的国际报道文献。他是一个聪明豁达、富于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看到陌生的美国这个异种的优点。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成人的，他的那个阶层先后受到过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新法律的震撼和冲击，他对很多事情记忆犹新。他高度评价了美国这种新奇的生活方式，并以一个法国贵族的独特的视角预示了在欧洲旧大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虽然会有所不同，但美国这里发生的一切先进的变化，不久之后也会在欧洲发生。
因此对这个新世界的描写颇为详细。在这里人们认为他们是真正地互相平等的。人们之间的交往非常轻松、自然。他们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沟通。美国人不拘泥于礼节，既不要求别人遵守，也不强求自己做到。他们崇尚自我奋斗而拒绝别人的恩惠。所有类似于罗马贵族的等级制度在这里都已经消失。美国人认为平等至上，甚至超过自由。美国人有可能无意间忽略自由，却永远都把平等当作生命的基础。
托克维尔以一个异乡人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的生活。许多美国人读后都深有感触。虽然之后我们的国家变化甚大，但是社会的基本轮廓没有变。当我们阅读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认出了1830年的美国已经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美国了。在这个国家里，不仅过去，甚至现在也仍然有像杰佛逊时代的汉密尔顿那样的人物，他们支持一种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也不得不承认在我们的国家贵族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们就真诚地向日本表明了我们的原则，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们对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态度。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根据我们的信念逐步完善这个不够完善的世界。同理，当日本人推出他们“各守本分”的信念时，他们也是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而制定出自己的生活准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日本社会正常运作的根本原则，它使生活容易预计，所以被广泛接受。承认等级制度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那样自然。但是，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西方人理解的独裁主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遵守一种与我们的传统不一样的传统来办事的。现在日本人已承认了美国的权威地位在他们的等级之上，这就使我们更有必要深入探求这背后深藏的思想习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脑海中描绘出他们在现在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日本尽管被显著西化了，但依然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触时，都必须显示出彼此间的亲疏远近以及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每当一个人对别人说“吃”（“eat”）或“坐”（“sitdown”）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对象与自己的亲疏程度，或者是对下级还是上级而定，使用不同的词句。
同样一个“你”（“you”）字，在不同的场合要用不一样的形式，动词也一样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语”，这点与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样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鞠躬和下跪动作。所有这类动作都必须遵守细致的规则和惯例。向谁鞠躬，鞠躬到什么程度都是必须要弄清楚的。同样的举动因为所致敬的对象不同而被看作有礼和无礼都是很正常的。鞠躬的方式也很多，从跪着把前额低俯到平放在地的双手上的大礼，到只是把头和肩向前倾俯一下的简单招呼，这些都是。所以日本人必须学会怎样行礼以及在什么场合行什么样的礼。
两个人交往时，不仅要考虑彼此间等级的差别，同时还需考虑双方在性别、年龄、家庭背景以及彼此过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评。甚至在相同的两个人之间，不同的场合就要求不同程度的尊敬：两个平民朋友完全不必互相鞠躬，但是一旦其中一个穿上军服，那位穿百姓服装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适当地表现出对等级制度的尊重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要求考虑并使用各种综合因素的能力。而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这些因素中有些可能互相抵消，有些反而得到增强。
当然有些人相互之间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在美国，这些同属于一个家族圈子里的人在回到自己家时，就会抛弃一切形式上的礼仪。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们学习礼仪和遵守礼仪的地方。一位母亲在她的婴儿还被缚在她的背上时，她就开始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他学鞠躬了。一个小孩在他蹒跚学步时，他受到的初步教育就是要尊敬父兄。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要向所有兄弟鞠躬——无论大小。这并非形式主义，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比如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的话，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认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对方现在有权干预；而受礼的一方也就知道自己承担着与其地位相应的某些责任。日本家庭生活的等级制度就是以性别、辈份和长子继承权等组成部分为基础的。
当然，孝顺是中日共有的传统美德。早在六七世纪，日本人就在接受来自中国的那些佛教、儒教以及世俗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孝道。然而，为了适应日本的家族结构，他们对孝道有所修改。在中国，即使在今天，一个人也必须忠于家族。这个家族可以大到由数万人组成，并对这数万人具有约束力，家族兴衰与个人息息相关。在庞大的中国虽然各地有所不同，但在大部分地区一个村落的所有居民都属同一家族的成员。中国4。5亿人当中只有470个姓，所以同姓的人某种程度上会互相认为是同宗。某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属一个宗族，而且，虽然离得远，但是城市里也会有同宗。像广东这类人口稠密的地区，宗族成员全部联合起来，经营、维持着壮观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他们得向成千块的祖宗牌位行礼祭拜，这些已故的宗族成员都源于同一位祖先。每个宗族拥有自己的产业、土地和寺院，并设有基金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宗族还不时联系那些流落在外的成员，负责刊印那些精心编写的族谱，每隔十来年修订一次，公布那些有权利分享本宗权利的人的名字。每个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家规族规，如果家族与当局者意见不一致的话，甚至可以禁止把家族中的罪犯交给国家。在封建社会的帝制时代，这些半自治的庞大的宗族往往只在名义上接受政府派来的官员的管理，实际上那些不断调换的官员，完全被他们当作外人而已，没有一点儿实权。
日本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直到19世纪中叶，只有武士以上的阶层才拥有姓氏。在中国，姓对于家族而言至关重要，没有这些姓或者类似于姓的东西，家族就不能称其为家族，更谈不上发展。某些宗族制定的家谱实际上就起了相当于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制定家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在美国所做的那样，是从现在还活着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从古到今地把从始祖传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写进去。这两种方法有本质的区别。此外，日本是个封建性的国家。效忠的对象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领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还是属于肥前藩。人与人之间是通过他们所属的藩来建立联系的。
使得氏族制度化的另一个途径是在神社或祠堂里拜远古的祖先或氏族神。在日本，这对于没有姓和家谱的日本“庶民”也能做的。日本没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庶民”举行祭祀的神社里，即使集中在一起也无须证明彼此存在血缘关系。他们被称为该神的“孩子”（氏族之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住在祭神的领地内。这种祭祀同一氏神的村民当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样，是因为连续几代定居在同一地方而形成了互相间的亲戚关系，而不是他们出自同一个祖先的缘故。
与神社完全不同，祭祖是在家庭房间的神龛前进行的，神龛里只祭奠六七位近亲。在日本的所有阶层中，人们天天都要在神龛前祭奠那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亲并为他们供奉食物，神龛里供放着小墓碑似的牌位，代表被祭奠的人。甚至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写它们，导致三代以前的祖先的墓地迅速就被遗忘。日本的家族间的联系薄得如同西方，很有点儿法国的味道。
因此，日本的“孝道”只限于小范围的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在这个团体中，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即使那些大家庭也会分割成几个小家庭，次子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炉灶。在这种直接接触的小家庭范围内调节“适当位置”的规矩是详细周密的。除非长者正式隐退（隐居），否则他的命令都必须严格服从。甚至今天，一个自己几个儿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的父亲还没有隐退时，干任何事都必须经过年迈的父亲的认可。即使到了三四十岁，结婚和离婚依然要由父母说了算。父亲作为一家的男主人，吃饭时是第一个，洗澡时也是第一个，全家人见了他都需要鞠躬而他只需点头回应。在日本有一个众所周知的谜语，若译成我们的谜语形式就是：“为什么儿子向父母提意见就像要求和尚头上蓄发一样？”（佛教僧侣是剃光头发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仅包含着辈分的差别，而且也包含着年龄的差异。当日本人想表述极端混乱状态时，他们会说“非兄非弟”。这话类似我们所说的非鱼非鸟。家中长子应严格保持他作为长兄的身份，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长子是继承人。访问过日本的人曾谈到过“在日本长子很早就表现得很负责任”。长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类似于父亲的特权。在过去，弟弟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得依靠长兄；现在，特别是在乡下的集镇和村子里，长子按旧习继承祖业，而他的弟弟们或许要闯向社会，接受更高的教育，赚更多钱。但是古老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在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生动地表现出兄长的传统特权。1942年春，陆军省的发言人，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的事情时说过：“占领区的居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对居民过多地表示体谅，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从而给日本统治带来有害的影响。”换句话说，在作决定时，哥哥觉得怎样对弟弟好就怎么办好了，在这件事上不必过分考虑弟弟的意见。
不论一个人的年龄如何，一个人在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还和他的性别有关。日本妇女因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远走在丈夫后面。有时穿上西装的妇女会与丈夫并肩而行，进出门时也会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当她们换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后面了。日本家庭里的女孩子们要平静地对待看到她们的兄弟得到礼物、关照和教育费这样的事。即使有专为年青妇女设立的高等学校，但依然是以教授举止礼仪为主。与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远。这类学校的一位校长主张对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学生授以某种欧洲语言知识，可笑的是，他提这项建议的理由竟是希望这些学生以后在掸去丈夫藏书的灰尘后，不会在把这些书放回书架时搞颠倒了。
但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着更多的自由，而这并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现。她们从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相比于印度女性，她们能够自由出入则让后者羡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经济命脉，控制收入和支出。钱不够用时她们会挑选某样东西拿去当铺。她们管理着佣人并且对儿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而她一旦成为婆婆后就真正是家政大权独揽，指手画脚，好像生命中从未做过那个唯命是从的小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