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洗刷罪名（第2页）

“我经常原谅那些发怒的人，因为发怒是人类的本性。对我说谎的人，我一般也能谅解，因为人的本质是十分软弱的，人们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坚定地面对困难，不说真话也可以理解。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我也能谅解，因为人们很难明辨是非，难免不深陷其中。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谅解。唯独对嘲笑，毫无原谅的余地。这是因为只有故意的不真诚，才会去嘲笑一个无辜的人。请让我给这两个词作出我自己的定义。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嘲笑者：杀害他人灵魂与心灵的人。

“灵魂与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实际上，那对传教士夫妇是想杀害我的灵魂与心灵，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呼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第二天早晨，他整理东西，背起行囊，离开了传教士的家。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被“杀害”了。他的名誉受到了玷污，他只有靠实现目的来洗刷污名。因此，在被传教士“嘲笑”以后，他只有离开那个地方，并让人看到他有去美国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他使用“iy（不诚实）”这个词来指责传教士，美国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根据美国人的理解，这个传教士的吃惊是完全“sincere（诚实）”的。显然，画家是在日语的含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一直认为，无意挑起争端却去嘲笑别人的人是不诚实的，那嘲笑毫无根据，因此是对不诚实的最有力的证明。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根据情由给予原谅。唯独对嘲笑，毫无原谅的余地。”既然不可“原谅”，那唯一可行的便是报复。牧野到达了美国，于是洗刷了污名。在遭受侮辱或者失败的时候，报复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这在日本传统中地位极高。那些以西方人为受众的日本作家常常用丰富多彩的手法描述日本人对待报复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日本最富博爱思想的人之一，但他在1900年撰写的著作中曾写道：“报复可以满足我们某种正义感。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严密，只有报复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冈仓由三郎在一部名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的著作中把报复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做了比较，他写道：

“日本人很多所谓的心理特性，基本都是来源于对洁净的喜爱以及相应地对污秽的厌恶。请问，除此之外还能作何解释？因为我们实际上所受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把对家族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看作污秽与创伤，若不通过申辩加以彻底洗刷，就不会洁净与愈合。对于日本公私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仇杀现象，不妨看作一个因为讲究洁净而形成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道，这样，日本人便“过着一种纯净无暇的生活，如同盛开的樱花一样美丽而安宁”。换言之，这种“晨浴”洗去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秽，只要还有一点儿污秽粘在你身上，你就不算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的伦理教育：如果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只有自己才会侮辱自己，别人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

不断地把这种“晨浴”式仇杀的理想展示在一般民众面前是日本的传统。无数的事件与英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就是《四十七士》。这些故事被选入学校教科书，在剧院里演出，拍成电影，印成通俗出版物。它们是今天日本生气勃勃的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当中有许多讲的是对偶然失败的敏感。例如，有个大名让三个家臣说出某把宝刀的制造者，他们三人各执一词，最后请来专家，结果名古屋山三是唯一猜中那把刀是村正制造的。鉴定错了的另外两人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开始伺机加害山三。其中一人趁山三熟睡之时用山三的刀刺向山三，但山三并未被刺死。于是，袭击山三的人此后就专事报复。最后他们终于杀死山三，维护了他们的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讲到，即使是主君，他侮辱了我我也要复仇。在日本的伦理中，“情义”既意味着家臣对主君至死不渝的忠诚，同时也意味着当家臣受到主君侮辱时就对他反目成仇。在有关德川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的传说故事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川家康的家臣中的一人听说家康曾说他“是一个要被鱼刺卡死的人”。这种说他不得好死的诽谤是忍无可忍的，这个家臣发誓至死不忘这个耻辱。当时正值德川家康刚刚定都江户，正着手统一全国，敌对势力仍未**平。那个家臣向敌对的诸侯表示，愿作为内应火烧江户。这样他就可尽到“情义”，实现对德川家康的报复。西方人对日本人忠诚的议论大多触及不到根本，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情义”并非仅仅限于忠诚，特殊情况下它也要求背叛。正如他们所说的，“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受到侮辱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有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者对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司空见惯而且丰富多彩。但如若人们查阅一下当代的传记、小说和现实的事件就会发现，日本人虽然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复仇，但在今天却与西方人一样很少为之，甚至比西方人还要少之更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名誉不再敏感，而意味着对失败和诽谤的反应是更多地趋向防御，而不是攻击。日本人对侮辱依然看得很重，但人们更多地选择自我解嘲而非挑起争斗。在明治以前那缺少法律的时代，人们为报复而进行直接攻击的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相互依存的经济现状、法律和秩序的制约，这些都使得复仇行为必须转为秘密行动或者深藏于心。人们可以玩弄诡计报复仇敌于无形之中。比如像古代故事里那样，主人把粪便暗藏于美食之中给仇敌享用，而对方毫无察觉。但是，即使是这种秘密的攻击也已经很少见了，人们更多地把攻击转向自己。这时人们有两种选择：化侮辱为力量去实现“不可能”的事；或者让它吞噬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因为对失败、诽谤和排斥很敏感，因而更多的是自怨自艾而不是怨天尤人。近几十年间，日本小说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常常陷入极端暴怒和抑郁悲伤交织的困境。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有厌倦情绪。他们厌倦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乡村。但这并不是因为理想太远而产生的苦恼，对远大的理想而言，一切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厌倦也不是来自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日本人一旦拥有远大理想，就会摆脱厌倦情绪。不管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日本人特有的厌倦是过分易受创伤的民族的疾病。他们对于遭到拒绝觉得恐怖，把这种恐怖深深地埋到心底里去，从而使自己不知何去何从。日本小说中的厌倦完全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与我们熟悉的俄罗斯小说中描写的厌倦是不同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别是俄罗斯小说中的主人公所有厌倦的基础。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日本人缺乏这种现实与理想对立的感觉。他并不是以此说明日本人的厌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确实，与西方人根本观念的这种差异远远超出了这儿所论述的特殊例子，但它与日本人难以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深刻的关系。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述厌倦的民族，他们与美国不同。美国小说一般不涉及这种题材。美国的小说作家把作品中人物的不幸归罪于性格缺陷或者社会的残酷打击，而描绘单纯的厌倦是极少的。当写某人不能与周围环境协调相处时，必然会写出其原因及形成过程，以引起读者从道义上对男女主人公身上的某种缺点或社会制度中的某种弊端进行谴责。日本也有一些无产阶级小说，它们谴责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怕事件。但正如一位日本作家所说，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一样在飘**。无论是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小说作者，他们都认为没有必要分析主人公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以弄清楚这阴云从何而来。它来无影去无踪，人们则易受创伤。古代故事中的英雄惯于向敌人攻击，他们则把这攻击转向自身。他们觉得，消极情绪都是没有来由的。他们可能抓住某一事件作为忧郁的原因，但这一事件仅仅是被当作一种象征罢了。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采取的最极端的行为就是自杀。根据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既能洗刷污名又能在死后赢得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自杀不过是屈服于绝望而进行的自我毁灭。但推崇自杀的日本人认为：自杀是一种崇高而意义非凡的行为。特殊情况下，为了履行对名誉的“情义”，自杀是理所当然的最体面的行为。年关来临无力还债的人、引咎自杀的官员、无法结合而双双自杀的恋人和抗议政府推迟对华战争的爱国志士都同考试不及格的少年以及不愿做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施向自己。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倾向在日本是一种新的现象。是否如此，殊难判断，但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的观察者常常对自杀率估计过高。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日本人像美国欣赏犯罪而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地欣赏自杀。相比杀人，他们对自杀更津津乐道。若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作为他们最喜欢的“刺激性的大事”。谈论自杀所得到的特殊满足感是其他话题所无法得到的。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富有自虐倾向。历史故事里所传颂的武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为了免受刑罚的耻辱，就像西方的军人认为与其被俘受绞刑不如接受枪杀，与其被拷问不如自杀。武士获准“切腹”自杀就像蒙耻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用手枪秘密自杀是一样的。普鲁士军官得知除了以死捍卫荣誉之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时，他的上司就会在他房间的桌子上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支手枪。对日本武士来说，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只是一种形式，死是必然的。近代人们常常为了避免去杀害他人而选择自杀，与封建时代的象征勇气与果断的自杀不同，现在的自杀代表的只是自我毁灭。在最近过去的两代中，日本人感到“世界不公平”，感到“方程式的两边”不相等，感到他们需用“晨浴”洗去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毁灭自己而不是他人。

从过去到现在，自杀常常是作为获得胜利而使用的最后手段，但现在变化得有所不同了。德川时代有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顾问在担任将军的监护人时，曾在将军和其他顾问面前袒腹抽刀，随时准备切腹。他的自杀威胁奏了效，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职位。目的达成，所以他就没有自杀。若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位将军监护是在对反对派进行讹诈。但在现代这种抗议性自杀是殉道而不是谈判手段。自杀行为一般是在意见未被采纳，或是为了使自己名留青史而反对“裁减海军军备条约”这种已签协定时施行。这种时候，只有真正的自杀才有影响舆论的震撼效果，所以就不只是威胁了。

当对名誉的“情义”受到威胁时就把攻击转向自己，这种倾向正在逐渐加强，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采取自杀那样极端的手段。自我攻击仅仅产生于忧郁、无力和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那种典型的厌倦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偏偏在这个阶层广泛流行是有充分的社会原因的。过剩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得到等级制中相应的位置，只有极少数人得以施展抱负，这就是原因所在。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放心，怀疑他们有“危险思想”，所以他们的心灵倍加受伤。日本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失意归咎于西方化所造成的混乱，但这样的解释并不确切。日本人特有的情绪剧变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变为强烈的厌倦情绪。许多知识分子都遭受过这种传统的心理摧残。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以传统的方式使自己避免这种精神崩溃：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的目标，再次将攻击的矛头从自我转向外部。对外侵略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他们摆脱了心中的阴霾，并重又在自己身上感受到新的巨大力量。他们觉得，虽然自己在个人关系中屡屡失败，但在国家的对外侵略中却可以百战百胜。

现在，战败的结果证明了这种信念的错误，消沉又成了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不管他们是什么想法，他们都难以克服这种心情。它是根深蒂固的。一个居住在东京的日本人说：“不必担心炸弹了，算是一种解脱吧。但战争结束了，我们就没了目标，完全陷入茫然中了，干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我是这样，我妻子也这样，所有日本人就像医院的病人一样，干事无精打采，茫然若失。人们抱怨说政府迟迟不进行战争的善后工作和救济事业，但我认为这是因为政府那帮人的心情跟我们一样。”日本人的这种危险的虚脱状态同解放后的法国是同一类型的。在德国，投降后最初半年或八个月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日本则有了问题。美国人能够充分理解这种反应，但难以置信的是，与此相伴的却是日本对战胜国表示的极为友好。几乎战争一结束就出现这样一个明朗的结果，日本人民以极端的善意接受战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人们以鞠躬和笑容、挥手和欢呼迎接美国人。这些人既不抑郁，也不愤慨。若用日本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来说，他们是“忍受难以忍受的事”。真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着手重建家园呢？根据占领条件，他们有这样做的机会，占领军并没有逐个占领全部村庄，行政权力依然在他们手里。这个民族似乎完全忘记了分内之事而只是去一味地对占领军表示欢迎。然而，正是这个民族在明治初期创造了复兴国家的种种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完成了军事征服的准备，它的士兵曾在太平洋上拼死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实际上日本人丝毫未变。他们的反应正合乎他们的本性。在顽强的努力和不思进取的消沉之间情绪大幅度摇摆是日本人天生的性格。现在日本人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认为他们可以用表示友好来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许多人认为百依百顺的态度是达到目的时最安全的道路。由此就可以衍生出另外一种自然而然的想法，即认为干什么都可能招致猜疑，还是无所作为静观其变比较好。于是消沉就蔓延开来了。

但是，日本人决不喜欢消沉。“自己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起来”，这在日本是号召人们改善生活的常用口号，这些话甚至是战时广播中的常用语。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同无为消极作斗争，1946年春，日本的报纸不断宣扬，“我们正受到全世界的瞩目”，而那时很多轰炸后的废墟还未清理，某些公共事业还未正常运转，这对日本的荣誉是极大的玷污；他们还埋怨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见他们的可怜样。日本人对这种唤醒其名誉心的批评是很好理解的。他们还想尽最大努力，让这个民族在将来的联合国能得到一个重要的受尊敬的地位。他们要再次为名誉而奋斗，但与以往的方向不同。如果将来大国间能实现和平，日本将沿着这条恢复自尊的路走下去。

战败的日本人这种态度上的180度大转弯，美国人觉得怎么都无法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在我们看来，这比理解收容所里的日本战俘的态度转变还要难得多。因为战俘认为自己对日本来说已经死了，而我们自然不知道“死”人能够干些什么。在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与战俘特有的态度转变相同的变化在战败后的日本也会发生。他们大多相信日本“胜败之外一无所知”，而失败这种耻辱是一定要拼死报复的。有些人更是说，从日本的国民特性来看，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并不理解“情义”。他们从各种保持名誉的选择中独选出了复仇和攻击这种显著的传统手段。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改弦易辙的习惯。他们把日本的攻击伦理与欧洲人的公式混为一谈，而根据后者，任何个人或民族的战斗，其前提都是必须要确定自己的战斗是永恒正义的，并且要从胸中积蓄良久的愤怒和憎恨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从其他角度编织战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需要世界上的尊敬，而大国的尊敬是建立在武力上的，所以他们要与这些大国看齐。由于资源贫瘠、技术落后，他们不得不采用比残酷的希律王还要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结果是失败的，这就意味着告诉他们侵略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情义”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让的关系，所以在失败时日本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从前者转向后者，目标依然是为了维护名誉。

日本在它历史上的许多场合都有过同样的举动，常常让西方人迷惑不解。1862年在日本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将要结束的时刻，一个叫理查德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发源地，萨摩武士以最为傲慢好战而闻名全日本。英国人派远征军讨伐，并炮轰萨摩的重要海港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火器，但他们是仿制老式的葡萄牙枪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但这次炮击却带来一个惊人的意外结果。萨摩藩不是对英国宣布誓死报复而是寻求友谊。他们看到了敌手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设立了学校，据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在这所学校里“教的是西方科学的奥秘……由生麦事件为机缘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加深”。生麦事件就是英国讨伐萨摩和炮击鹿儿岛。

这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如同月亮一样有光明面和阴暗面。其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的“美国限制移民法”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的东西看成是日本的奇耻大辱，最后终于驱使他们推行了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使日本能够善意地接受1945年的战败以及战败的种种后果。日本的种种行为还是与它的特性分不开的。

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在向西方读者介绍日本的“情义”时，往往是对“情义”的内容有所选择并进行加工，最后称之为“武士道”，或“武士之道”。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会产生误解。“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现的正式术语，其背后没有“迫于情义”“全部出于情义”“为情义竭尽全力”这些术语在日本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而且它也不包括“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是评论家自己臆造的。此外，由于这个词已成为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所以随着这些领导人的身败名裂，武士道这一概念也已名声扫地。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情义”。对于今天的西方人来说，理解日本人的“情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要重要。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阶级也是误解的根本。“情义”是所有的阶级共有的道德。同日本其他一些义务、规矩一样，“情义”随着身份的提高而“逐渐加重”，日本人要求社会各阶层都尽其“情义”，至少认为武士负有比较重的“情义”。外国观察者则认为，似乎“情义”对普通百姓要求最高，因为社会对他们的回报最少。但在日本人看来，回报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他在自己的圈子里能得到多少尊敬，得到的尊敬多就是最大的报答。而且，“不懂情义的人”至今仍被作为“被人瞧不起的人”，他会遭到同伴的鄙视和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