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茶谁最先厥传惟杜育（第2页）
茶史上，正是《荈赋》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茶叶的生长环境、秋茶的采摘情况、烹茶时水跟茶器的选择、品茗鉴赏的全部过程。其中对于茶器，杜育明确指出舀茶汤的工具是《诗经·大雅·公刘》里的“酌之用匏”，即用大自然里葫芦做成的匏；喝茶的器具是出自越州窑的陶碗。另外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一句，这一描述说明了所用茶末很细，等级很高，其时的饮茶已经在一部分人那里脱离了茗粥、羹饮方式，过渡到了煎茶之法，否则“沫沉华浮，焕如积雪、烨若春敷”的沫饽现象是不会出现的。《荈赋》的重要价值在于其不但总结记录了彼时茶事、茶器，而且为唐代陆羽在其后著述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奠定了基础。宋代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曾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荈赋》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绘下了浓重的一笔。
西晋。青瓷鸡首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际还有一首西晋文学家左思所作的《娇女诗》，作者精心描绘了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在日常生活中天真稚气、活泼可爱的性格。其中有一幕吹鼎煮茶的生活场景——“心为荼荈据，吹嘘对鼎?”，刻画了两个小姑娘心里为煎汤不熟而着急，因此对着烧水的器具不停地吹气催火之生动场景。可见，饮茶习俗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了。
与左思同时代的西晋惠帝，有一段饮茶之事被陆羽记入了《茶经》：“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荼上至尊。”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也记载了这件事，只是文字略有不同，虞记载：“惠帝自荆还洛，有一人持瓦盂盛荼，夜暮上至尊，饮以为佳。”晋代臣子叛乱，晋惠帝司马衷逃离京城避难。晋惠帝就是在历史上被当作白痴来描述的那位皇帝，面对百姓无粟米充饥，他有句“善良”的名言叫“何不食肉糜？”叛乱过后重返洛阳时，臣下依然对他行帝王礼仪，黄门侍郎用瓦盂盛茶汤献给他喝，以表敬意。从他狼狈回城下属为他献茶的器具变成瓦盂这个细节来看，之前宫廷应该有皇帝专用的饮器，无奈乱世下找不到符合天子礼仪的器皿了，只能用瓦盂来替代。
北朝至隋青釉贴塑人物纹凤首龙柄壶故宫博物院藏
西晋弘君举《食檄》有：“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应下诸蔗、木瓜、元李、杨梅……”主、客寒暄之后，主人应该用鲜美的茶汤来敬客，并且要喝完三爵。这里记述的饮茶器皿是爵，爵本来是古代盛放或者饮酒用的礼器，说明其时酒器与茶器还存在共用现象，或者可以说茶饮与酒这时候已经可以分庭抗礼了。
西晋时，司隶校尉傅咸在教示里说：“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傅咸说：“听说南市有个四川老妇人做茶粥在街头卖，巡视的官吏把她盛放茶粥的器具打破了，后来老妇人又到市场上去卖茶饼，为什么要为难这个老妇人禁止她卖茶粥呢！”东晋元帝时也有一个卖茶老妇的故事为《广陵耆老传》所记载：“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夕，其器不减。所得钱散路旁孤贫乞人，人或异之。州法曹絷之狱中，至夜，老姥执所鬻茗器，从狱牖中飞出。”一个是市坊实事，一个是民间的神话传说，但通过这两个例子能够看出两晋时期，茶作为一种零售饮品已经在河南洛阳、江苏江都的市场上存在了，且有专门蓄茶之器。
南朝青瓷托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南朝的风俗是饮茶，北人的风俗是食奶酪。有一些南朝人归服北朝后，为北地带来了饮茶之风，自此茶由南方地区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这也为后来游牧民族的饮茶风俗奠定了基础。《洛阳伽蓝记》记载：“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王肃初到魏国，不吃酪浆跟羊肉等食品，常常用鲫鱼羹下饭，渴了就喝茶，京师的士人说王肃一次能饮一斗茶，所以赠给了他一个“漏卮”的外号。
南朝梁刘孝绰在给晋安王的谢启中说：“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脯、酢、茗八种……”可见其时宫廷已经有了赐茶的礼仪，且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清代。
清代皇家赐茶用的玉质茶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时茶也开始与佛、道二教结缘，茶以悟道，以茶修身。《宋录》里记载，南朝的昙济道人在安徽寿县八公山东山寺设茶招待宋孝武帝的两个儿子刘子尚、刘子鸾。刘子尚品茶后高兴地说：“这是甘露呀，怎么能说是茶呢？”信仰佛教的南齐世祖武皇帝萧颐在他的遗诏里说：“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
综上文献，说明在这段历史时期与茶有关的器皿包括了炊器鼎，“捣末置瓷器中”的瓷器（合理推测，实际就是大号的瓷罐或陶罐），酒器爵，葫芦做的瓢，陶碗，瓦盂，壶。看得出，此时茶器与炊器、食器、酒器还没有严格的分野，而是处在混用状态，当然更谈不到对茶器的审美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饮茶从“浑以烹之”的原始方式开始朝精细、仪轨方向发展，这也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茶器必然会有新的演变。
我们再来看看本章所述历史时期内，包括茶器在内的生活器皿的材质又有了哪些重要的发展。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之一，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东汉中晚期真正的瓷器——青瓷诞生了。考古工作者对浙江上虞县小仙坛东汉窑址的考证发现，那里的窑制品有些是在1260多度的高温下烧成的，其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1。64%，二氧化钛的含量为0。97%，胎釉结合紧密，吸水率极低，瓷质光泽，透光性好，看上去如一池清水。这就证明在东汉我国已经能够烧造出基本符合现代标准的瓷器了。从原始瓷发展到东汉青瓷，是陶瓷史上的又一次飞跃，它为后来瓷器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人类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由此揭开了瓷器的新篇章。
浙江湖州博物馆现藏有一个东汉青瓷罍，1990年出土于湖州西郊弁南罗家浜村窑墩头砖室墓。这个罍的腹部有模印套菱纹和菱形填线纹的组合纹路，酱褐色胎质，周身施青黄色釉但不及底。该器是早期德清窑成熟瓷器的精品，在当时是一种储物容器，肩部刻划有字符，有学者认为是隶书的“茶”或“荼”字，为早期用于储茶的器具。
东汉青瓷罍湖州博物馆藏
东晋德清窑黑釉双系盘口鸡首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之后在浙江的一些东汉窑口又相继发现了黑釉瓷器。黑釉瓷器为东汉首创，其胎骨不及青瓷细腻，氧化铁含量达到了4%—5%，所以外表呈色深褐或釉黑如漆。黑瓷的出现虽然跟成熟的青瓷无法比肩，但是它反映出我国的瓷器在东汉已经出现了多种面目。
在南方，因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烧瓷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青瓷、黑瓷在南方逐渐产生、成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是以青瓷为中心，向着白瓷和黑瓷两个方面的釉色纯化发展。白瓷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1971年在河南安阳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了七件白釉器物。研究显示，这些白瓷含铁量已经下到了1%以下，这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早的白瓷。白瓷的出现对茶器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利好，瓷壁色白能正确反映出茶汤的颜色。胎体通透素雅，更为后来彩瓷出现作了基础物质准备。唐代瓷业形成的“南青北白”的局面实际在南北朝已经初露端倪。
青铜器发展到三国两晋的时候已经渐渐式微，很多铜器被铁器取代。铜主要用于铸钱以供货币流通。日常生活中，瓷器比铜、铁分量轻，易用，并且也没有渗水现象，所以瓷器逐渐在南北方普及开来。
如果说陶器的烧成、彩陶的绘制孕育出了自然亲和的中国早期文明，那么其后“成造化之功”的东汉青瓷的烧成，黑瓷、白瓷的出现更是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文明。
隋白釉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白釉执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