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插花茗赏者上（第1页）

茶席插花，茗赏者上

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

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

文人插花，如花在野

茶席的插花，要与茶席呈现的多维美学空间相得益彰，因此，插花的体量和高度，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茶席空间的制约。陆羽《茶经》提出的“茶性俭”，对茶席插花的基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茶席的插花，要通过别出心裁，去衬托和表现茶的清雅；要画龙点睛，传递出幽微淡远的茶境，以及静清和雅的茶之精神，这就使茶席的插花，具有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

明末陈洪绶的《痛饮读骚图》，锈迹斑斑的青铜觚内，清供一枝白梅和一杆翠竹，与主人的红衣形成强烈对比。

茶席插花的基本特点为：构图简洁，花枝少而花色新鲜，造型不拘形式，自然生动；结构疏密有致，起伏有势，不齐不匀，虚实相生；花宜素雅，不求繁多，只插一枝、两枝、最多三或五枝，格高韵胜；并着力追求色彩美、线条美与构图美，以达到朴素大方、清雅绝俗的艺术效果。

明代袁宏道《瓶史》提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袁宏道认为，赏花时，有茶相伴最为清雅。反过来，在品茗时，也应该选择最清雅的插花于席，寄情于物，以花言志，始能足以表达文人雅士的诉求和风骨。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文人插花艺术，为茶席的插花提供了理论参照。从某种意义上讲，茶席的清雅插花，已不同于宗教供花和华贵富丽的宫廷插花，更不同于生活花艺。究其本质，它是最适合清供、清赏的传统文人插花，这种传承，从中国传统文人插花的发展脉络中，还是能够清晰地梳理出来。

文人插花源自晋唐，盛于宋明。讲究清新脱俗，不拘形式。花材常选一种、两种，多则三种，着力寻求山野清趣与诗意的流露。

南北朝时，诗人陆凯《赠范晔诗》有：“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诗人折一枝梅花，让北去的驿使带给自己的朋友，已经涉及插花的清赏与情感表达，可视为是早期插花的简易形态。庾信的《杏花诗》有：“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在春色盈野时，可插一枝“淡红褪白胭脂涴”的杏花，来宴饮朋友，以助盛况。

唐代罗虬的《花九锡》，可谓是中国插花的最早文献。虽然只有区区75个字，但却涉及了插花的品格、清供与赏玩。明代袁宏道所著的《甁史》，从其结构与内容来看，是对《花九锡》的继承和深化。

南唐后主李煜创办的“锦洞天”，是我国最早定期公开的插花艺术展览会。韩熙载的香赏“五宜说”认为：“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宋代是文人插花的发展期，所插的花卉以梅花、海棠、木樨居多。从宋代的文献里，还看不出插花技法与理论的成熟，其中多为闲情逸致，随意而为之。上述结论，从以下的宋代诗词中，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仇远诗云：“瓶插梅花一两枝，逋仙隐几自吟诗。”曾几诗有：“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此外，仇远还有：“偶得数枝梅，插向陶瓶里。”苏辙也有：“案头乱插铜瓶湿。”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谈道：“满城皆是插花人，负担者亦然。”苏轼的《答王巩》诗云：“醉中插花归，花重压折轴。”此处的“插花”，是指秦代以降的簪花习俗，不同于当下的插花艺术。

明代，是文人插花发展的成熟期。花令人韵。明代文风鼎盛，尤其在高濂的《瓶花三说》（1589）、张谦德的《瓶花谱》（1595）、袁宏道的《甁史》（1599）等插花专著相继问世之后，幽人韵士，开始依此建构完整而周严的插花理论体系，清疏淡远、各具画意的美学标准趋于成熟。于是，明代以降的文人们，便从一枝花、一方木、一角山、一汪水里，细微处见宏大，清浅中见深刻，文人插花既成为了娱己赏玩的幽栖逸事，又是别具意蕴的心象之花。

历代文人的插花之胜，从诗词里可见一斑。《诗经》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为什么男女离别时，要赠之以芍药呢？因为芍药又名“江蓠”，谐音“将离”，古时又被认为是“媒妁之药”。宋代王安石的《新花》诗有：“老年少忻豫，况复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以流芳。流芳在须臾，吾亦岂久长。新花与故吾，已矣两可忘。”不幸的是，这首诗成了王安石的绝命诗，诗中有旷达有哀声，道出了生命与花期的短促。陈与义有《梅花二首》：“画取维摩室中物，小瓶春色一枝斜。梦回映月窗间见，不是桃花与李花。”杨万里的《瓶中红白二莲》诗云：“红白莲花共玉瓶，红莲韵绝白莲清。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香销断不生。”诗中写到的荷花，不仅可鉴可赏，还能清心解暑。南宋诗人杨万里，还有移栽山丹的诗：“青泥瓦斛移山花，聊著书窗伴小吟。”对花临窗吟诗，又是何等惬意！黄昇的《鹧鸪天·春暮》词中：“沉水香销梦半醒，斜阳恰照竹间亭。戏临小草书团扇，自拣残花插净瓶。”写尽了文人插花的洒脱与不拘一格，只要能表达出内心的感触，残花亦有别样的美丽可赏。李商隐不是也在“更持红烛赏残花”吗？明代高启的《瓶梅》诗，写得也好。其诗云：“竹外相逢见素花，手携数朵喜还家。雨窗今夜无明月，暂托寒灯照影斜。”明末清初，钱谦益品着岕茶，陪柳如是插花消遣，诗中透出了他们对自己插花技法与格调的高度自信。钱谦益的《灯下看内人插瓶花戏题四绝句》诗有：“几朵寒花意自闲，一枝丛杂已斓斑。凭君欲访《瓶花谱》，只在疏灯素壁间。”这足以说明，柳如是已经读过《瓶花谱》了，凭着钱、柳深厚的诗人素养与审美，“会得远山浓淡思，数枝落墨胆瓶中”，其水准或许已经超越张谦德等人了。

历代文人，不仅热衷插花，更具惜花之心。苏东坡担忧海棠易落，“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王千秋《解佩令·木樨》词有：“著意收拾，安顿在、胆瓶儿里。且图教平声梦魂旖旎。”花儿不大、叶儿不美的木樨花，经过一番构思，淡淡梳妆，安顿在胆瓶里之后，其风流标致、清香幽芳，远胜兰芷。此刻把它插起来，即可防雨疏风骤，又可安顿性灵，还能在魂梦里旖旎，大有湘云眠芍、香梦沉酣之美。文人寓心于幽花疏草之间，使文人的插花如茶一样，变得意味深长。其诗性的内涵加上清丽外形，自具闲雅气韵。他们把自己的哲思、感悟，与花木、自然联系起来，穷通物理，又能在花草中寻找逍遥之乐，以拂红尘之污。

闲停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总之，文人插花，是以文学诗词之心，观察自然，以花影人，寓感万物，物我两忘时，以花草为媒介，以宣泄胸中文心诗意的感动，通过抒怀寄情，形成的线条精简、风格清雅、饶有野趣而又回味无穷的心灵之花。

明代袁中道曾说：“花为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除了外观的形色之美外，复有令人明眼澄心、凝神净虑之功，以文人领受最为深刻。”花与茶，都具有为君以泻清臆、凝神静虑之功。“商略此花宜茗饮，不消银烛彩缠缸。”因此，茶席上的插花，最接近传统的文人插花，重诗情，重意境，寄情遣怀，使茶席摒除了匠气和俗气，更具淡雅率真之美、席外妙想。

构图简洁，疏密有致

既然我们把茶席的插花，归结为更靠近传统的文人插花，那么，茶席的插花，应该像传统的文人画那样，以朴素清雅为原则，实现自然花卉与人文情思的互动，让古典的文人插花精神，在茶席上清雅绝俗，与茶相和，相映成辉。

明代陈洪绶的《瓶花图》中，有题款诗：“相呼看红叶，林下醉秋华。折得一枝归，与君称寿华。”诗中的“折得一枝归”，印证了陈洪绶已深得文人插花的精髓。张谦德在《瓶花谱》里讲：“瓷器以各式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书室中妙品。”一枝瓶，既然是文人书房里适于清供的妙品，这也进一步证实了，构图简洁的一枝花供，是文人插花中最常见、最简单的选择。宋代梅窗有《咏梅》诗：“藓花浮晕浅，浅晕浮花藓。清对一枝瓶，瓶枝一对清。”诗人梅窗，在一枝瓶里插一枝花时，关注到了绿色的苔藓与粉红色的梅花，在颜色上形成的红绿对比。一枝梅花，在一枝瓶里疏影横斜，倍加清雅，瓶与枝互相映衬，别有味道，各具风采。

一枝花的插法，简单明了，尽得自然天趣，透露出古代插花美学的基本准则。越是简单的线条，越是难于表现和处理。能否呈现出清趣盎然，考验的是插花者的眼界与智慧。那么，如何去选择有天然风致、且能表达茶席思想的枝条呢？张谦德在《瓶花谱》里，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他说：“若只插一枝，须择枝柯奇古、屈曲斜袅者。”也就是说，如果只插一枝，需要先审视花枝与插花器是否匹配，枝条要选择古朴奇特的，而最佳的枝条，则是呈一波三折状，并且枝梢柔美袅娜的。如果寻觅不到令人满意的一枝，又该怎么办呢？他又说：“欲插两种，须分高下合插，俨若一枝天生者；或两枝彼此各向，先凑簇像生，用麻丝缚定插之。”也就是说，此时要根据内心的构想，去寻找这两种枝条，其搭配也要经过精心考量，多试着组合几次，选出构图最优者。如果这两枝，选择上下合插的方式，塑造出来的枝型，一定要像是天生的一枝最妙。若是两个枝条彼此反向，那就要先把这两个枝条，凑合起来试试，看看是否像是天生的一枝？假如满意了，其后用麻绳或铁丝固定好，再插入花器内即可。总之，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插花，一定要达到“虽由人作，宛若天成”的艺术效果，才是最高的美学标准。其间，要尊重花草树木的生长规律和自然形态，不能透露着人工斧正的明显痕迹，以造就插花艺术不对称的均衡美。另外还要注意，彼此相向的两枝，在凑簇像生时，必须是左高右低，或是右高左低。如此，枝条不对称所产生的美，产生的形生势成的动感，才会跃然眼前，天趣昭昭。

明末陈洪绶《听琴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