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席美学诗情画意（第2页）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假如我们端起的，还是唐代煎出的那碗原汁原味的茶汤，此时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陶醉在彼时那碗隽永的茶汤里。聚浮在茶汤里的茶沫，“若绿钱浮于水湄，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散布在茶汤里的汤花，“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若是把茶末再继续煮沸，形成的茶饽，“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敷’。”在唐代的茶汤里，白的是煮沸后形成的沫饽，绿的是悬浮的茶叶碎末。白如积雪、艳若春花的茶汤，让人不饮自醉。
宋代的主流饮茶方式是点茶，需要先煎水，后点茶，茶汤水乳交融，兔毫盏里，却是另外一番模样。宋代陈崖诗云：“碧玉瓯中散乳花”，苏轼写道：“烹茗僧夸瓯泛雪。”要论描写茶汤的生动可爱，当推刘过的“滚到浪花深处，起一窝香雪”。如是月近中秋，鹧鸪盏内，一定会是“照出霏霏满碗花”。如果更有闲情，可以学学古人，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形成物像，玩玩茶汤的分茶游戏。宋代朱敦儒在《好事近》描写道：“绿泛一瓯云，留住欲飞蝴蝶。”杨万里有诗：“松梢鼓吹汤翻鼎，瓯面云烟乳作花。”文人喻良能也有关于茶百戏的诗句：“故遣新茶就佳硙，要供戏彩满瓯云。”由此可见，宋代的点茶，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和较高的艺术性。其中的乳花、泛雪、香雪、满碗花、云等，都是指通过击拂、搅拌产生的细密泡沫。
元代，茶叶的揉捻工艺开始出现，为明清的乌龙茶、红茶等茶类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明清以降，当茶叶的瀹泡法成为主流，吃茶变成喝茶，茶汤里不再存有茶末，通透油亮的汤色，成为判断茶叶品质优劣的第一审美。
六大茶类出现以后，茶席上的色彩，开始变得怡红快绿、灿烂缤纷。汤色从淡绿、黄绿、橙黄、橙红、石榴红到酒红、血珀红，见微知著地反映着茶的制作工艺、发酵程度、焙火高低、陈化程度，等等。喝汤不吃茶的便捷瀹泡法，丰富了茶席的视觉色彩，但也缺少了茶汤“花乳清泠偏知味”的厚度与质感。
茶景如画，蕉荫竹翠
“更作茶瓯清绝梦，小窗横幅画江南。”陆游的这句茶诗，十分恰当地描述了茶席对幽美环境的要求。要营造一个清绝且有画意的茶席，是需要江南的青山隐隐、碧水迢迢、粉墙花影、草木盈窗，来作为茶席的背景衬托与装饰的。大部分的都市人，局限于城市的人声鼎沸、绿地狭窄、拥堵逼仄，我们更多的茶席选择，可能会以室内为主。如果不能像郑板桥那样，“买尽青山作画屏”，我们就要学会开动脑筋，自己动手，去创造可行、可望、可赏、可居的茶境，引人入胜，娱己乐人。
明代钱毂的《秋庭赏花》局部，朱红茶托上，承载的是明代以白为贵、以小为佳的小茶盏。
简单地回望一下茶饮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远在唐代，人们已经非常注重茶席的择境了。唐代顾况《茶赋》中说：“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这才是尤助饮茶的理想环境。鲍君徽与友人的东亭茶宴，选择在“幽篁映沼新抽翠，芳槿低檐欲吐红”的清雅美景里。灵一的《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诗，把茶境描述得更具禅意：“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从以上唐诗中，我们能够看到，竹林、花下、清泉、溪畔等，都是唐人品茶的好去处。
宋代茶肆兴盛，除了像唐代一样，选择闲适幽静的环境之外，宋人开始注重室内环境的营造，使得插花、挂画、焚香、分茶，共同成为文人雅士的四般闲事。李清照有“生香熏袖，活火分茶”、“莫负东篱菊蕊黄”之句。葛绍体有首梅花映窗的茶诗，与杜耒的“才有梅花便不同”，心有灵犀。他这样写道：“自占一窗明，小炉春意生。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横。”秦少游也有窗下喝茶的诗词：“松然明鼎窗。”由此可见，宋人已经非常注重利用窗户的渗透，来沟通茶室内外的风景。这种围绕茶席的造境，即是所谓的“尺幅窗，无心画”。
茶空间里的尺幅窗、无心画。
明代茶席的择景造境，逐渐趋于精致隽永、清幽脱俗，茶席渐渐有了书卷气。尤其是茶寮的出现，成为了“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徐渭在《徐文长秘集》中，倡导茶境之宜：“品茶宜精舍、宜云林、宜寒宵兀坐、宜松风下、宜花鸟间、宜清流白云、宜绿鲜苍苔、宜素手汲泉、宜红装扫雪、宜船头吹火、宜竹里瓢烟。”船头吹火，舟饮之乐，独具明人特色。屠隆在《游具笺》中描述道：“更着茶灶，起烟一缕，恍若图画中一孤航也。”《煮茶图》的作者王问，回归田园后，“予遐日，集彼童冠，乘轩出游。有藻可流，有茗可啜，清风可招，明月可弄。”张岱在《西湖七月半》里也写道：“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烟波浩渺中，这茶饮得可谓风月无边、不染纤尘。
许次纾，在《茶疏》中也提出了最佳的饮茶时宜：“明窗净几、风日晴和、轻阴微雨、小桥画舫、茂林修竹、课花责鸟、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院、名泉怪石。”屠隆在《娑罗馆清言》里对茶境的勾画，真的让人神骨俱清，“竹风一阵，飘扬茶灶疏烟；梅月半弯，掩映书窗残雪。”更令人称绝的是，在陈洪绶绘制的《品茶图》中，主人坐一硕大碧绿的芭蕉叶间，一瓶盛开的荷花旁，客人坐于清奇怪石之上，恰如其分地践行了刘禹锡诗中的“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的意境。主客二人，琴罢啜茶，香远益清，当属饮茶史上清雅之至的不二人选。
与南京老崔，在九华山甘露寺的蕉荫下吃茶。
明代茶寮、茶席，风晨月夕，茗碗炉香，深得林泉之味趣。当今的茶席，若无一段山林境况，只以华丽相炫，便觉俗气扑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潇洒自由的于风景绝佳处筑庐结社、吃茶清谈。我们当下的茶事活动，大多局限在空间狭小、缺乏诗意的室内。那么，如何在有限的室内，营造出雅致的茶席背景以及山野清趣呢？梨花疏影到窗虚。个人以为，首先要利用好茶室的窗子，窗子的开度，要尽可能的扩大，通过有限的窗户，把窗外的竹摇花颤、四时光影引入室内。晴窗滴露花摇席，这样就可营造出“静窗闻细韵”的佳境。半透的竹帘，即可调节茶室内的光线强弱，也能塑造出“草色入帘青”的幽深之感。悬挂的竹帘，如能呈现出均匀明显的竖向条纹，那可是最佳的装饰，可与室内横向的茶席平面，共同强化茶席空间里节奏分明的层次感。
茶室里，应莳四季花卉，栽常绿竹木，以展现出季节在狭小空间里的光阴流转。也可利用射灯，定点定向照明，用几竿绿竹、半树桃花、一截有形的枯木，在茶室的素壁上，创造出竹影娑婆、疏影横斜的光影。绮窗花影摇玲珑。如此，幽邃静寂的古意和意趣，便会在茶的美学空间里**漾开来。
茶器雅赏，温润以泽
我们眼里的茶器，涵盖了煮茶、泡茶、分茶、品茶的器具，以及茶席上与茶事活动相关的物件。明代黄龙德的《茶说》写道：“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茶器，本来就是为茶而生并服务于茶的。既然茶器是服务、表现和衬托茶的器皿，那么，它除了具备形式的美，更重要的，要有合乎目的性的美。这种合乎目的性的美，就是茶器的功能美。
一件精致的茶器，它的外观美一定要服从于功能美，否则，这件茶器便是毫无用处，甚至成了多余的摆设或是累赘。因此，我们在探讨茶器美的标准时，首先要体现在具体应用上。茶器要方便于泡茶、分茶、品茶等，器具触摸时，要给人以舒适的温润感、细腻感。其次，茶器要能准确无损地去表现茶与茶汤，不能因为器具的原因，影响了茶的色、香、味、形、韵的正确客观表达。
对于道由器传，明末王夫之讲得非常本质，“无其器则无其道”。茶道的表现与传播，即是由具备了形式美和功能美、并自然糅合了其他美学特质的茶器来完成的。
纵观中国的饮茶史，同时也是一部茶器的创新、发展史。在唐朝以前，茶具还没有上升到茶器的范畴。那个时候的饮茶方式比较粗放，尚停留在茶的食用或药用阶段，并没有完全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喝茶的器具，多为粗陶瓦盂，且体积、容量较大，并且是喝酒、吃饭、饮茶混用的，还没有诞生分工明确的专门的饮茶器具。陆羽在《茶经》中，收录了西晋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蒙尘还洛阳，侍中黄门，以瓦盂承茶上至尊”的故事。贵为皇帝的晋惠帝喝茶，所用的瓦盂，其实就是古代盛装汤浆或食物的陶器，并非是专门的茶瓯。晋代杜育《荈赋》中所提到的饮茶器具，也仅仅是停留在“器择陶简”、“酌之以瓢”的原始层面上。
唐代陆羽的《茶经》问世以后，抛弃了煮茶过程中添加的葱、姜、枣、橘皮、薄荷等诸多调料，把茶饮从瀹蔬羮饮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越众饮而独高”的独特的文化饮品，丰富了人类的饮食和精神生活。此后的茶器和茶具，始才有了明确的分野。
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记载，陆羽论说煎茶、炙茶之法，又造了二十四种茶器，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四方的爱茶人，见到后都非常倾慕，自然会纷纷仿效，每个人都会因拥有一套完整的茶器而自豪。有个叫常伯熊的人，不停地广为润色陆羽的《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以饮茶为时尚。饮茶之风的兴起，刺激了对专用茶器的需求，而专用茶器的设计与推广，又同时提升了饮茶的品质和茶饮的审美情趣。
以茶瓯为例，唐代瓷器流行的基本格局为南青北白，以北方类银似雪的白瓷与南方如玉似冰的青瓷，最为受人瞩目。白居易欣赏白瓷为：“白瓷瓯甚洁”，皎然也赞美“素瓷雪白缥沫香”。在颜真卿、陆士修、皎然等六人的月夜茶会上，所作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陆士修有“素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的精彩联句。晚唐著名诗僧，齐己的《逢乡友》诗云：“竹影斜青藓，茶香在白瓯。”上述诗中的素瓷，即是白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像皎然和白居易等人，还是喜欢用白瓷碗喝茶的。这是因为，即使到了唐代，细白瓷的茶器，因胎土含铁量较低，烧造难度极大，珍贵而不易得，因此会受到上层社会的青睐，甚至成为社会等级的体现。
陆羽《茶经》问世以后，陆羽“青瓷益茶”的观点，对于唐代煎茶品饮美学的构建，影响巨大且波及深远。陆羽认为越瓷类玉，这使得古代君子与玉比德、“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美学思想，在茶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又言越瓷类冰，其冰清玉洁的质感，其实也是饮茶君子内在人格的外在表现。受制于当时制茶、炙茶、煎茶的原因，茶汤可能会因酚类物质轻微氧化而使茶汤绿中泛黄，即《茶经》记载的“茶作红白之色”。越瓷的青绿釉色，会通过遮掩、修饰而使茶汤及茶末更绿；会映衬的茶汤的沫饽更白，焕若积雪。
另外，陆羽也从茶碗的使用上，对邢瓷和越瓷的形制进行了比较。他说：越瓷的茶碗为上，是因为“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瓷的茶碗，口沿不外翻，稍呈敛口，利于饮茶时碗沿与口唇的密切接触，唇感舒适，不易造成茶汤的撒漏。底卷而浅，首先是碗底稍稍外卷，使得茶碗具备较高的稳定性，端拿起来喝茶比较方便，也不易烫手。其次，碗腹稍浅一些，便于茶汤的一饮而尽，且碗底不易残留茶渣。
唐代邢窑白色茶碗。
唐代越窑茶碗。
从唐代浩瀚的诗篇里，我们能读到很多对青瓷茶器的赞美之语，可视为是对茶器美学的有益补充。唐代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云：“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施肩吾在《蜀茗词》写道：“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陆龟蒙曾这样赞美越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从出土的越窑瓷片，以及秘色瓷器的青绿色可以判断，“青中带湖绿，不留一丝黄”，这种纯净的不沾一点烟火气的青瓷茶碗，确实最利于唐代煎茶的茶汤欣赏。
陆羽说：“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在唐代，黑褐色的瓷器，由于含铁量高，色调不纯，烧制粗糙，价格低廉，因此多作为日常民用器具使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唐代并没有多少发展前景的黑褐色茶器，到了宋代突然受到重视，并很快贵为贡品且发展到了极致。这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其实很简单，主要原因在于，唐代鉴赏茶的美学标准，还是以青绿为上。黑瓷不仅贱为民器，而且无法完全呈现唐代煎茶的青翠之美。归根到底，还是功能和审美上的欠缺。
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钧、汝、官，哥、定等名窑珍品辈出的时代。但是，为什么上到皇帝下至平民，唯独钟爱通体施以黑色釉水的建盏呢？关键在于从唐至宋，品茶的审美标准，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渐渐开始“茶色贵白”。因此，作为斗茶、鉴茶、赏茶、喝茶的工具，不是因为器具多么珍稀、多么难烧等原因，才会备受茶人们的珍视和推崇，而是在于这件茶器能否准确无误、恰如其分地去表现和表达彼时的茶与茶汤之美。
我们再来回望一下宋代的点茶、斗茶，其特点为：一斗汤色，二斗水痕。斗茶首先要看茶汤的色泽是否鲜白？纯白者为胜，青白、灰白、黄白为负。因为点茶的汤色，最易暴露茶的采制水准。茶汤纯白，是好茶的标志。茶汤的色泽偏青，说明蒸茶的火候不足；色泽泛灰，说明蒸茶的火候已过；色泽泛黄，说明采制不及时；色泽泛红，说明烘焙过了火候。其次，还要看汤花持续时间的长短。如果碾茶得当，点茶、点汤、击拂都能恰到好处，汤花就会细腻、水乳融合度好，且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现象名曰“咬盏”。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会立即露出水痕，这就输定了。水痕出现的早晚，也成为评判茶汤优劣的重要依据。故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斗试之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
明确了宋代的斗茶规则，我们就能清楚，黑褐色的茶盏，在斗茶的过程中，尤其在其功能、色泽、审美上，确实具备了其他名窑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蔡襄《茶录》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茶色白，入黑盏，其痕易验。”黑釉茶盏与雪白的汤色，互相映衬，这种黑白分明的对比美，会让我们体悟到，建盏不仅是在使用功能上符合斗茶的需要，而且在审美上，也符合宋代理学“物皆各有耦”、崇理抑情，冷静深邃，向往淡雅，追求朴实无华的美学标准。
南宋吉州窑黑盏，定窑盏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