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第八章 单一视角（第2页）

去解决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严谨的数据库。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用一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红名单（RedList），在这个网站里你可以看到所有濒危物种的信息。这个网站是由全球的一群高水准的学者组建的，他们追踪世界上不同野生动物的数量并协作起来监控变化趋势。你猜如何？如果我去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网站或者红名单的话，我可以看到，除了在个别地区或者某些细分物种，大熊猫、老虎和黑犀牛的数量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是持续增长的。那些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小巷张贴保护熊猫贴画的人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然而，即便在瑞典的公众之中，也只有6%的人知道他们的努力已经取得了效果。

我们已经在人权、动物保护、妇女教育、天气变化、灾难防范以及其他的一些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社会活动家们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总是在告诉我们事情在变得更坏。我们应该感谢那些社会活动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我在想，如果他们能够不犯这种单一视角的错误的话，如果他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所产生的进步并且愿意把这个社会的进步告诉所有人的话，他们也许能获得更多的成就。人们知道了所取得的进步，就会受到很大的激励，而反复地强调问题的存在，却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激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儿童运动、组织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人，他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了这样激励公众的良机。

锤子和钉子

你也许听过这样一句谚语：你给你的孩子一把锤子，他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钉子。

当你拥有某种专长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有机会使用它，有些时候一个专家总是试图使用他们所擅长的知识，然而他们所擅长的知识和技能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你会看到擅长数学的人永远都会对数字很执着，气候变化主义者则到处宣扬太阳能的重要性。而医生们则总会宣扬医药治疗的重要性，虽然他们明知道预防往往是更重要的。

知识有时候会成为专家的障碍，使他们看不到真正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特定的问题都是很管用的，但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案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以多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

数据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我并不热爱数据。虽然我喜欢研究大量的数据，但是我并不热爱数据本身。数据是有它自己的局限性的。仅仅在数据能够帮助我理解数字背后的现实的时候，我才会喜欢使用数据。比如在我所研究的领域，我就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检验我的假设。然而我所有的基本假设都来自与人们的交谈、倾听以及观察。虽然没有数字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对仅仅通过数据推导得出来的结论保持一定的怀疑和警惕性。

在1994年到2004年，莫桑比克的总理都是帕斯库亚尔·莫昆比，他在2002年访问了斯德哥尔摩，并且告诉我他的国家正在经历伟大的经济进步。我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一点的。因为我知道在莫桑比克，经济的统计数据往往是不够准确的。难道他是看人均GDP的数据得出这一结论的吗？

他回答说：“我会看这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并不是太准确，所以我自己会观察每年5月1日参加游行的人。这个游行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我就观察这些参加游行的人的脚，看他们穿什么样的鞋。我知道这个游行对所有莫桑比克的人民来说，都是最最重要的节日，所有人都会在这一天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和鞋。在这一天，没有人能够向朋友去借一双鞋来穿，因为他的朋友这时候也需要。所以我就观察他们的脚，我看他们是光着脚还是穿着破鞋，还是穿着很好的漂亮的鞋。我把我每年观察的结果做对比。

“另外我也会在全国旅行，看那些建筑。如果建筑工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那就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但是如果建筑工地上有人持续添砖加瓦，我就知道人们现在口袋里有钱，可以进行投资，而不是每天都把钱花光。”

一个英明的首相会看数据，但是不仅仅依赖于数据。

而且有一些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方面，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和表达的。我们可以用数字来描述人们在疾病中遭受的苦难，我们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人们物质生活的进步，但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个人自由以及文化。而这些是无法用数字表达的。试图仅仅用数字来衡量人类的进步是一个很奇怪的主意。数字永远不能够反映人类生活的全貌。

没有数字，我们不可能理解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也不可能仅仅通过数字来理解。

药品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医疗专家们往往会非常固执地相信药品，甚至某一种药。

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丹麦的公共健康医生，哈夫丹·马勒博士，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了一种消除肺结核的方法。他的计划是用一批携带着X光机的小型货车在印度的村庄里边到处转悠，给所有的人拍X光片，一旦发现有肺结核患者，就给他吃药来治疗他的肺结核。但是这个计划失败了，是因为当地的人对此非常不理解，而且很愤怒，他们面临着更多更紧急的医疗问题，然而却有一大批医生和护士，不但不帮他们解决骨折、腹泻或者生孩子这些问题，反而要给每一个人拍X光片去治疗一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疾病。

这个项目的失败表明：与其试图去根治一种或者几种特别的疾病，还不如致力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医疗健康水平。

在医疗健康行业的另外一端，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已经开始下滑。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非常努力地试图开发出革命性的、能够延长寿命的药品。我曾经试图说服它们相信下一个影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的突破口将来自商业模式，而不是医药技术。这些大型的制药公司并没有能够进入收入水平在第二级和第三级国家的市场。在那里，数以亿计的人并不需要什么革命性的新药，而只需要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已经成熟使用的、有疗效的药。如果这些大型制药企业能够调整它们的价格，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消费者服务，那么它们就可以利用已有的产品来获取更多的利润。

专门研究难产的专家们很理解锤子和钉子的故事。他们深深地知道，要想挽救那些死于难产的贫困的母亲，最重要的并不是训练更多的护士来做剖宫产手术，也不是训练更多的医生来进行大出血治疗，而是提供快速的交通手段，使得她们能够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医院去。如果这些孕妇不能及时到达医院，医院就起不到作用。如果没有救护车，或者没有能够让救护车通行的道路的话，光有医院又有什么用呢？同样地，教育工作者们非常清楚，电灯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更多的教科书和更多的老师，因为电灯使得学生们可以在太阳落山之后做家庭作业。

性病专家的单一视角本能

我曾经和许多性病专家进行交流，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在一些贫穷的国家收集各种关于性传播疾病的数据。这些性病专家都非常勇敢，他们面对各种性病患者，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的任何部位。他们也从来不介意向这些性病患者询问各种关于他们性行为的问题。我非常想知道这些患者得性病是否和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系。所以我希望他们在和患者进行访谈的时候能够询问一下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非常惊奇地看着我说：“什么？你想向人们询问他们的收入吗？那可是个极端私密的问题啊!”他们敢于把自己的手指放到患者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他们也敢于问患者关于他们性行为的各种隐私问题，却不愿意去问他们收入的问题。

几年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和世界银行中组织全球收入调查的团队见了面。我希望这些专家在进行问卷调查的时候能够加入一些关于性行为的问题。我很想弄明白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性行为模式之间是否有联系。这些专家的反应几乎和那些性病专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愿意去调查人们关于收入的方方面面，包括黑市交易等极其私密的问题，但是却绝不会提关于**的任何问题。

这些专家似乎永远都只会从自己的单一视角来看问题，从来都只是画地为牢给自己添加诸多限制。

意识形态主义者

人民的共同信仰，也就是意识形态，可以使我们建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使得我们拥有了民主自由和公共卫生保险。

但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也和那些专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一样，他们的思维往往被单一视角所固化，而且有时会造成更加有害的结果。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古巴和美国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专注于单一视角的意识形态主义者们往往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总是相信单一的解决方案，例如自由市场或平等这些意识形态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灵药，而不是去客观地观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产生的现实结果。

古巴：穷国中最健康的国家

1993年，我在古巴度过了一段时间，专注于调查研究一场影响了4万人的传染病。我有几次和古巴当时的总统卡斯特罗见面的机会，也有和很多古巴卫生部的专业人士一起工作的机会。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非常敬业。他们努力在当时非常压抑且欠缺灵活性的体系中工作。由于我曾经在莫桑比克这样曾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作过，所以当我去古巴的时候，我并没有对他们的体制抱有任何浪漫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