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重构中国近代叙事（第2页）

《南京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是中国走上世界的开始。这个条约对中国的最大影响不是赔款，不是割让香港，而是五口通商。所谓五口通商，用今天的观点去理解，就是五个经济特区，而且是由外国资本开发、管理的特区。

短短二十年，五个通商口岸给古老的中国带来近代文明的气息，西方的工业品越来越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西方的文化也越来越让一部分中国人着迷。二十年后，中国在西方压力下和自身发展需求下，不得不踏上现代化之路，对外放得更开，在“中体西用”口号下开始名正言顺学西方。这就是“洋务新政”，也是后来所谓的“同光中兴”。

中国在1860年开始的洋务新政，当然并不是完全主动的，但是通过这次扩大开放，中国与西方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外国公使终于可以常驻北京，中国也按照对等原则开始向西方各大国派遣外交使节。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紧越近，中国渐渐成为世界的一个当然部分。

在洋务新政三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发展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中国埋头苦干，默默发展。中国那时之所以强调“中体西用”，主要的是不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不想走上纯粹的西方资本主义路，不想重演西方近代“丛林故事”。

另一方面，洋务新政与传统旧体制也渐行渐远，尽管清政府不断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不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洋务新政三十多年的全部历史，我们应该相信，中国人对中学、西学的比例随时在调整，西学的比例不断扩大，中学的比例逐渐收缩。假如不发生意外，假如中国不在1894年卷入那场战争，应该相信再有二十年发展，中国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也应该能够轻松转型，构建与东西洋各国比较接近的社会，应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的目标。因为君主立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中国一定会赶上去。

洋务新政是想走出一条“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间主义路线，这个路线应该说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和巨大变化。到了18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也基本建立起来了。那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的最强，世界的前几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比例都在增加。按照这个道路走下去，和平再有二十年，中国的面貌一定不一样，中国的政治架构也会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治出了问题。1894年中国不幸陷入为朝鲜前途的战争，三十多年经济增长结束了，“中体西用”中间主义路线也被发现问题很多。中国在一夜之间几乎一切归零，重新开始，不再延续先前的洋务新政，而是很自然地“转身向东”，追随日本明治维新，进入中国自己的“维新时代”了。

1895年开始的维新运动当然是中国人的重要觉醒，《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无限制的进入，也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大幅度拉小。过去几十年没有办法修筑的铁路很快开工了，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也在外国资本主导下开采出来了，造福社会了。这都是中国的进步，是中国在向世界靠拢，也是世界进一步进入中国。

当然，大规模的开发也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稍后出现的义和拳、大刀会等，其实都与这个时期的急剧发展有关。流民的大量出现衍生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再加上统治层别有用心野心家的利用，一场巨大的排外运动在1900年突然爆发，并导致第二年的《辛丑条约》。

按照革命史观的解读，《辛丑条约》是中国社会继续沉沦的谷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低点。其实，如果从现代化史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1901年的新政与这个条约有关，中国必须与世界一致，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其实都是《辛丑条约》所蕴含的“国际共识”。中国不仅通过这个条约避免了被列强瓜分，中国实际上通过与这个条约相关联的“门户开放”政策保住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国的面貌经过那几年的折腾有了巨大改变，稍后的新政、司法改革、预备立宪，都表明中国在通往宪政的路上迈着大步，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急剧收缩。

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新政，尤其是稍后的宪政改革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蹉跎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比较正确的轨道。1906年，清廷宣布政治改革路线图和逐年完成目标、任务。1908年，清廷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中国历史划时代大事件，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现在对这个事件严重低估。

从后来的宪政理念看，《钦定宪法大纲》可能还有很多问题，比如皇权依然至上。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过渡，统治者终于同意将皇权置放于宪法的框架里，这是传统帝制时代想都不敢想的事。

然而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清廷权力中心在失去了这两位极富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之后，改革也面临着诸多困难。特别是，随着朝鲜被日本吞并，中国外交面临新的危机，为了克服危机，立宪党人发动提前实现宪政的运动。弱势且具有现代宪政理念的摄政王不得已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就使慈禧太后、光绪帝规划的宪政路线图进入加速实现的阶段。

宪政加速打乱了先前的路线图，但这都不是主要的。按照调整过的计划，清廷应该在1911年春天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然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宪政改革出了大问题。清廷宣布的十三名内阁成员竟有九名来自皇族、贵族，这不能不引起立宪党人极大不满。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假如清廷在各方压力下改组内阁，调整阁员，——就像几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事，清廷任命袁世凯重新组阁那样，——立宪党人的不满也就是一阵风，并不会构成问题，就像现在宪政各国不断倒阁、改组政府，并没有引起政治风波一样。

然而，摄政王却不这样看。摄政王认为，第一，根据《钦定宪法大纲》，任命百官是皇帝的权力；第二，施行了宪政，就意味着平满汉之界，更意味着不再有什么皇族或贵族，将来只有皇室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其他的皇族、贵族，与一般百姓无异。在这种情形下，皇族、贵族的参政权也应该获得保护。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说摄政王讲的没有道理，确实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皇族、贵族在过去十几年改革过程中贡献巨大，他们此次获得内阁任命，并不全凭借他们的出身，更多的还是他们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影响力，以及过去若干年的政治立场和能力。

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冷静地思考，再加上第一届内阁上台后宣布了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宣布将全国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又在经济上伤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立宪党人的利益。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交相辉映，从1911年春天闹到秋天，全国不得安宁，但清廷自认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错，也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妥协。

清廷的不妥协终于引发了新军将领不满，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哗变，清廷依然没有觉醒。紧接着，湖南、山西、江西、云南等各省新军响应，假如清廷在这个时候宣布废黜这一届政府，另组政府，相信大局在那时还不至于糜烂。只是清廷主政者太顽固了，他们觉得各省新军哗变依然不能接受，而且相信各省新军也闹不出什么名堂，清廷的自信是中央军安如泰山，没有问题。

所谓中央军，就是袁世凯十几年前受命训练的“北洋六镇”，这些新军拥有现代化装备，也具有现代宪政理想，他们在政治上支持朝廷的宪政改革，但是他们并没有完成国家化、专业化。所以，清廷对中央军的自信太过了，武昌起义仅仅二十天，驻守在滦州的中央军就起而响应，通电要求朝廷遵守宪政承诺，重回宪政轨道。

中央军发难使问题简单化，朝廷很快下诏罪己，宣布废黜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由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或因这个宣布而消解。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宪政轨道上继续前行。

然而在随后几个月，在政治改革进入最关键的时候，满洲贵族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不愿让步。到了这个时候，半年多的动**，两个月的冲突，最终还是将清朝送进了历史。帝制终结，走向共和，中华民国无意中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如果仔细分析中华民国政治架构、运作方式，应该承认，在1912年之后直至1928年，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是接续1901年新政、1906年宪政继续往前走，是“国体变更”，政权转移，因此“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架构、司法体制，都是沿着1906年的宪政路径接着走。中国的复兴和大国崛起并没有因为国体变更而中断。相反，中华民国的建立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民国前半程”，中国政治有很多混乱，但中国政府很侥幸地把握住了一些机会。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就很侥幸地在最后时刻参战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重回世界中心，解决原来发展中遗留问题提供了前提。中国外交最风光、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这一段。

继续往下走，走到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党国体制”建构起来了，这显然比“民国前半程”要落后。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孙中山的学生，毕竟愿意坚守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因而中国在蒋介石统治的那些年，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政治上，在大国复兴、崛起上，还是有不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从1927到1937，是中外史家公认的“黄金十年”。中国资本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在这十年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果没有这十年的发展，中国没有办法在1937年与日本开战，即便勉强开战，结局也不会太好。

十年发展为中国赢得了机会。十年过去了，其实也意味着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当抗战爆发，国民党之外的所有人几乎一致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抗战。这是当时各党各派的共识，也被蒋介石、国民党所接受，很快成立国民参政会。几年之后，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不论在大后方，还是在根据地，一场规模空前的宪政运动全面展开，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对中国政治发展极端重要。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不仅在战场上有了不一样的装备、气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世界意识在那短短几年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到了1945年，中国被美国拉进世界四强，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主要发起国，成为联合国“五常”。那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尽管还很穷，但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世界中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主导者、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