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理想与迷信（第2页）

然而，今天不管物理、化学如何进步，物质方面的知识增长得多么快，而仁义之德，不光东方人对它的观念由古至今不变，即使在西方，数千年前的学者，或称做圣贤的人们在有关仁义的理论观念上的讨论，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古代圣贤所倡导的道德，不会随科学的进步而发生变化。

两种人生观

人既生于世，无论如何都必须有个目的，否则会无所适从。可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完成？这恐怕也和人们的面貌不同一样，各自的意见也会迥然不同。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既然自己长有手腕，身怀技术，只要竭尽全力充分发挥，就能对君父尽忠孝或救济社会。但光有这种想法而不力求行动，是没有什么用的。这需要用某种形式具体表现才行。

因此，要依靠自己平日所学到的才能，尽力发挥各自的学问、技术。如：学者尽学者的本分，宗教家履行自己的职责，政治家明确地尽到自己的责任，军人需要完成军人的任务；依照各人的专长，各尽其力地从事其职。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心情与用意，与其说他们是为自己，不如说他们为君父、为社会的观念占了上位，而把自己退到宾客立场去做事。我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客观的人生观”。

与前述相反，也存在只考虑自己，对社会或他人之事完全置之不理的人。按照这样的人的想法很冷静地来观察社会的话，这种人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己毕竟是为自己而生，不是为他人而生，又为何为他人和社会而牺牲自己呢？如果是为自己而生的自我，那么一切当然都为自己考虑，对于社会上所出现的诸事，就尽量以利己的方式去应付。

如，借钱是为自己而借，当然就有偿还的义务。租税也是出于自己生存需要而由国家征收的费用，当然也有纳税的义务。村里的经费也一样。要是为了拯救他人或者公共事业而捐款，他就一概不负责。因为他觉得这是为他人、为社会而为，并不是为自己。总之，以自己为主，视他人和社会为宾，凡事以满足自己为本能，只要将自我主义贯彻到底，就算尽到了责任。我对这种人的做法，称之为“主观性的人生观”。

在这两种人生观当中，哪一种观点可取呢？在事实之上来考察一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假使都像后者那样，国家社会将日趋于鄙陋、粗野，最终陷入不可挽救的衰退中。反之，如取前者，国家社会必定日臻于兴隆、理想。因此，我提倡“客观的人生观”而排斥“主观的人生观”。孔子曾教导我们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认为在社会和人生处事上，都要按照这个教导去做。

所谓“欲己立则先立人，欲己达则先达人”，听起来有些买卖交换的意味在内，好像是说，为了使自己的欲望达成，必须自己先忍一忍，让以他人，而后自己才能成功。其实，孔子的本意绝对没有那样卑鄙。他是要人先完成立人之目的，然后达成立己的目标，再付之于行动表现。这是孔子所教导我们的行为榜样，君子的行为必须遵守这个顺序。换言之，这是孔子在为人处世上的觉悟，我也认为人生如此才有意义。

日日新

社会上的事物总是随着年岁而进步，学问方面也是从内到外逐渐有新的东西产生。总之，社会是在日新月异中不停地进步的。世间的事物，时间一久必然产生弊端，都不免使长处变短，本来是有利的却变成有害的。尤其是因袭一久，活泼精神便完全消失。中国的《汤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虽然不值得特别提起，但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的确有意思。世间的事情，一旦流于形式，精神会马上颓唐下去。因此，凡事都要日日更新，怀有这种心态，才是最重要的。

今日，政治的停滞不前，就是由于繁文缛节导致的结果。官吏只看表面、形式，从不深入追究事情的真相。比如：将自己该管的事物机械地处理掉，便十分满足了。这一现象并不只限于官吏，民间的公司、银行也逐渐形成了这种风气。本来流于形式一事，在朝气蓬勃的新兴国家比较少见，多半是发生在旧习长年因袭累积的古老国度。譬如德川幕府的垮台，就是种因于此。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也是这个原因。灭幕府的正是幕府自己。大风吹来，强木不倒，也同此道理也。

我一向没有宗教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其他的信仰。我信仰儒教，将它作为我言行的规范。“获罪于天无所祷”，对我个人而言的确如此，但对一般民众是行不通的。毕竟知识程度较低的人，还是需要宗教的。

然而，以今日的状况来说，天下人心无所依归，宗教也流于形式，空洞无物，好像茶道方面的流派、作风，令民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种现象，我们坚决不允许继续放任下去。

面对这种社会状态，首先一定要有好的措施。当今迷信风十分盛行，有许多人因迷信而倾家**产、田园尽失。宗教家如果不起而力挽狂澜，这种趋势只会更为强盛。西方人说：“信念强，不需要道德。”对民众要灌输这种信念，必须保持其信念。

有人认为，商业的目的在于利己，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连累或损害他人都不关我的事。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少。因此，有人说，谋利与道德是两回事。这是不对的，这种旧想法不适用于现在。明治维新之前，社会上流人士，应该叫做士大夫，与求利是不发生关系的，只有人格低下的人才与之有关，以后这种风习浪潮虽经改正，但仍有部分还在苟延残喘。

孟子也认为谋利与仁义道德应相结合，但其后的学者却将二者分离了。结果是，“行仁义者与富贵无缘，富贵者不行仁义”。商人被称为奸商，加以鄙视，不能与士为伍，商人也日趋卑下，专以赚钱为目标，最终变成唯利是图之辈。因此，致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滞后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今天，这种风气虽然日渐消亡，但仍未尽除。我希望人们把谋利与仁义之道统一起来，用《论语》与算盘予以指导。

肃清歪风是急务

商人也好，工人也罢，都得掌握一定的知识，或者是地理，或者是物品、品种，或是商业历史，这都是繁荣商业所必需的知识。总之，凡可以促使商业繁荣必需的知识，我们都能选用全世界的精华来吸取。当然主要还是在实业教育方面，甚至可以说，我们把道德教育搁在一边，全不顾及。

因此，企图使自己财富增殖的人也陆续有所增加，有人侥幸暴发，变成大富。在此刺激及**之下，谁都想发财，于是，富者越富，贫者也以致富为目标，结果是仁义道德被当做旧世纪的遗物，不屑一顾。或者说，根本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只知利用知识汲汲乎增殖自己的财富而已。如此社会自然会陷入腐败、混浊，甚至堕落混乱，这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在此趋势之下，仁人志士也不得不高喊肃清歪风的口号。

那么如何肃清呢？肃清一事是极为棘手的问题，如果返旧复古，只要掌握政权的人能重道义，又尽可能地限制从事生产谋利之人，只许商人活动于小范围之内，说不定可以减少这些弊端。可是这样做，将会阻碍国家的进步。为了增进财富，拥护财富，创造没有罪恶相随的神圣之富，必须坚决保持一个大家应遵守的仁义道德。

因为厌恶男女行为流于过度的猥亵，结果连自然的情爱也要加以断绝的话，这不但不合人情，最终必然违背天理人情。面对实业界的腐败堕落也一样，仅仅竭尽其力地对之加以攻击，这不是适当的肃清办法，反而会因之丧失了国家的元气，耗损国家的财富。

仁义道德与生产谋利绝不矛盾，明白了这一基本原理，才不会失去仁义道德的立场。假使能够依着这些道理从事，我相信大家不会陷入腐败堕落之地，这对国家或是个人，都能增进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