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人格与修养（第1页）

第6章人格与修养

人格的标准

人为万物之灵，每一个人都这样认为。如果同为万物之灵，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没有差异才是。然而，就世间大多数的人来看，仔细观察，很不相同。现在在我们交往的亲戚朋友中，上自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匹夫匹妇，差异都很大。就一乡一村而言，其差异就更大了。推而广之至观察一国之时，悬殊就更大，相差之处更是不胜枚举。人既有智愚尊卑的差别，要确定其价值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凭借。然而，你如果承认人是万物之灵，其间自然就应该有优劣之别了。从“盖棺论定”这句古语看，我认为是有可能确立标准之处的。

乍一看，“每个人都一样”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再进一步观察，“万人皆不同”这句话也有其论据。因而，要确定人的真正价值，须先研究上述正反两论之后，才能下适当的判断。可这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在立标准之前，须先给“什么叫做人”这问题下个定义。人与禽兽究竟有何不同？这一问题在过去虽然已有简单的说明，但随着时代的日益进步，此问题需要更复杂的说明。

据说，过去欧洲的某一国王，为了要观察人类天然的语言，就将两个婴儿拘禁在密室中，不让他们听到人类的语言，也不给予任何教育，直到长大之后才把他俩放出来。结果发现，这两个人只能像禽兽那样发出我们无法听懂的声音，一点儿都不能说出像人类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人与禽兽之间仅有极小的差异这一观点是否正确，应可从上述的故事获知。可见纵然四肢五官俱全，具备了人的形体，但我们也不能就凭此而视之为人。

因此人与禽兽相异之处在于人能修德，启智，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这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人。一句话总结，只有具备万物之灵的能力者——能修德、启智、贡献给人类社会的能力，才能说是具有人的真正价值。所以要评定一个人真正的价值，所用的标准，也要在这一意义上加以讨论。

古今历史中的伟人，有谁过着具有人的价值的生活呢？往昔中国的周代，文武二王并起，兴兵诛灭无道的殷商纣王，统一天下之后，专心一意以施德政。因此后世都赞扬文武二王为德高“道”重的圣主。由此观之，文武二王，可以说是功名、富贵样样不缺的人。

然而，与文王、武王、周公并称的孔夫子又怎样呢？虽被尊崇为圣人，而且说与之匹配也不为过的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也受推崇为圣人之次，他们终生为了“道”而游说天下，贡献一生，可是他们在战国时代连一个小国都不能拥有。论德，他们不亚于文武；论名，其名声也很高。因此，以富贵为标准来判断人生的价值时，孔子的确是劣等生。然而，孔子本身真认为自己是劣等生吗？如果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很安分守己而终其一生，以富作为人的真正价值标准，那么把孔子判断为人生的劣等生，显然是不正确的评价标准。由此可知，要评价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对世道人心究竟产生何等效果，我们就不能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容易被误解的气魄

谈起“元气是何物”，要具体来说明，的确非常困难。从中文的字义上说，我认为“元气”二字应相当于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吧。世人常说青年的元气如何如何，好像只有青年人才有元气。其实元气并非年轻人的专有名词，老年人也应该有元气才好。进一步说，元气是男女所共有的。

关于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此“至大至刚，以直养”之语十分有趣，世人常有“没有元气了”、“鼓足元气吧”等说法，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用法，如：酩酊大醉时在途中大声吼叫，就说他元气好。反之，默不作声就说他元气不好。但是，像那种酒醉后在路上叫闹直到被警察捕捉才知道惶恐的元气是不值得夸耀的。

如果把与人发生争执，明明是自己的错误，却强词夺理，也称有“元气”，那就大错特错了。以上这些都误解了元气的本义。其实品格高尚，也是元气之一。我们时常提倡的独立自尊，此自尊有时也可称之为“元气”。如果人们能够在自助、自守、自治、自力更生等方面独立又能达到同样重要的自尊那就太好了。

不过，自治或自力更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才行，因为自尊这字眼稍有误解就会被解释为骄傲或是不合常理。譬如同过一条道路，如能稍作避让，就能顺利到达，但一方因自尊而不让，最终会发生汽车碰撞这种严重的事故。这样的自尊不是元气。孟子所谓的“至大至刚，以直养”，是极其壮大、非常刚强的，因此要“以直养”就是要以正当的道理，即至诚加以培养，以使元气能永远继续下去。如果只是出于一时饮酒而来的元气，到次日就会消散，像这样的元气是不可取的。只有诚正之心培养的元气，才能“塞于天地之间”，这才是真正的元气。

今日的学生若能培养这样的元气，根本不用再担心会被说成是软弱、**靡和优柔。但是，如果还是像世人所嘲讽的一般，那么稍一不慎就会使元气大伤。上了年纪的人尚有这个隐忧，任务最重的现代青年，必须更加努力培养这个元气才对。

修养不是理论

修养究竟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好呢？修养是没有限度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切莫因此而流于空谈。因为修养一事并不是什么理论，应在实际中去做，所以必须自始至终都要与实际之物保持紧密的关系。

实际与理论的配合，简而言之就是理论与实际、学问与事业如果不同时发展，国家是不会真正兴隆的。无论其中一方如何发达，若另一方不能相随前进，这个国家就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反之，理论与实际若能密切配合，则对国家而言，国家才会文明富强，对个人而言，个人的人格才能臻于完善。

上述所论，例证很多，就汉学来说，孔孟的儒教在中国是最受推崇与尊重的，称之为经学或者实学，这和诗人或文学家的舞文弄墨之作是不同的。其中研究最透彻且发扬光大者，是宋末的朱子。朱子非常博学，而且热心于讲学。但是，朱子时代的中国，正值政治腐败、军事衰微之际，根本没有实学的效用。即使经学非常发达，政治却极其混乱，也就是说学问与实际完全隔绝。总之，中国的经学，虽至宋朝（朱子）大力振兴，但朝廷并没有用之于实际事物之上。

然而，日本却能将中国儒教好好应用，付诸实践，使这些在宋朝儒教下空理空言的死学，发挥了实学的效应。能够善用这套经学的人是德川家康。元龟、天正时代，日本号称二十八天下，当时国内混乱如麻，诸侯只在军备上用其心力。可是家康却十分明智，他彻悟到单靠武力无法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对文事投以相当的心力，采用了在中国早已徒具空文的朱子儒学，先后聘请了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人，积极地将学问应用于实际事务，使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相接近。

如今，家康的遗训仍脍炙人口。其中有一段说：“人生如负重荷，如行远道，不能心急，以不自由为常事，就没有不足之感。心生欲念，则应思困穷之时，如此，欲念自可消灭。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怒为敌。责己不责人，不及犹胜过之。”这些话，都取自经学中，而且大半由《论语》中的警句变化而成。他在当时之所以能安定杀伐的人心，保持了三百年的太平，是因为他能活用学理，也就是使实际同理论相结合，密切相连。

反观日本帝国，很难说已完全达到两者充分的配合了，不仅如此，还往往能见到两者相离的倾向，这实在是国家未来之忧。所以，我衷心希望，想要立志修养的人，应该记住决不要走旁门左道，要经常保持自己的志行与操守并不断进步。换言之，在致力于精神的同时，也应求知识的发达。切记，修养的目的不单为个人，更要为一村一乡，乃至于社会国家之兴隆而努力作出贡献。

重在平时留心

一般来说，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凡事不仅表现于有形的事物形体，也有其内在精神。譬如：在心中早已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却因突发事件而临时改变主意，或者在他人的劝诱之下就有了某种兴致，虽不是恶意的**，但内心毕竟已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意志力的锻炼还不够坚强的关系。

总之，平日的努力最为重要。如果平素处事待人，不管怎样，一旦明确了决定，他人纵有十分巧妙的言辞，也不会为之心动志移才是。因此，任何人都应该在问题尚未发生之前就锻炼其意志，这样遇事才能从容不迫，应付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