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补记1（第1页）

第32章补记（1）

按语

《补记》是1935年弗洛伊德将近十年来自己身患癌症情境下所取得的重要科研成果的补充，也是对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向前发展的概述。它证明精神分析不仅能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弗洛伊德已超越自然科学、精神医学研究的范畴，并将他的最后兴趣转向早年曾思考而现在为之入迷的人性、文明、宗教、道德、原始经验等人类社会精神问题。尤其令他兴奋的是精神分析运动除了以前在维也纳、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俄国的发展外，还在巴黎、加尔各答、日本、美国、耶路撒冷、南非等地有了新进展。

据我所知，这套自传丛书的编辑并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其中的某一自传应该有所补充。很可能这样的事情只是在我这里才发生了。由于美国出版公司希望出版这本书的新版本，所以我现在就承担了这一任务。这本书最早在美国出版是1927年（由布伦塔诺公司出版），书名为《自传》。但是它不适当地与我的另一篇文章合在一本书里，并以那篇文章《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作为全书的书名，这样便掩盖了这本《自传》的光彩。

这本书共讲了两件事：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与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

就在写这个自传前不久，我的生命差一点被那恶性肿瘤的复发所结束。但外科技术在1923年救了我的命，我又能继续生活和工作了，尽管再也没有从疼痛中挣脱出来。从那时起往后的这十多年当中，我从未停止过精神分析的工作和写作——德文版12卷《弗洛伊德选集》的完成便是证明。但我自己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变化发生了。在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曾经很纷乱的思路现在已经开始清晰起来。我在后半生中所获得的一些兴趣已经减弱，而那些较早的和最初的兴趣却再一次变得重要起来。确实，在这最后的十几年中。我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分析工作。例如，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一书中修改了焦虑问题，一年之后又简明地阐述了性欲的“拜物教”（fetishism）。然而，确实可以这么说，自从我提出存在有两种本能（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假说，自从我把精神人格（mey）区分为自我、超我和本我以来，再没有进一步对精神分析做出什么决定性贡献。从那时起，我关于这一主题的著述或者是一些非实质性的东西，或者很快便为其他人所提出。这种情况与我自身的变化有关，与所谓的一个倒退发展阶段有关。我的兴趣，在我于自然科学的医学和心理治疗上走了终生的弯路之后，又重新回到很早以前使我流连忘返的那些文化问题之上。当时我太年轻，说不上有什么思想。1912年，就在精神分析工作达到顶峰时，我已经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利用精神分析的最新发现成果以调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接着，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文明及其缺憾》中，我又把这一工作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事件——那些在人类本能、文化发展和原始经验的积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只不过是精神分析在个体身上所研究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动力冲突的反映，是这一非常相同的过程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的再现。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我对宗教表明了一种基本上的否定评价。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可以对宗教做出更加公正的评估。尽管可以假定，宗教的力量在于它所包含的真理，然而我要表明，这一真理并非实质性的，而是一种历史的真理。

这些研究虽然源于精神分析，然而已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也许已经唤起了比精神分析本身更加普遍的共鸣。它们也许在引起我那短暂的幻想中起了作用，即我正置身于那些作家中间，而象德国这样伟大的民族正时刻准备倾听他们的声音。那是在1929年，德国人民公认的代言人之一托马斯·曼恩，用友好而含蓄的语言为我在当代思想史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不久，我的女儿安娜作为我的代表，在我被授予1930年歌德奖金之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市政厅受到了市民的欢迎。这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达到的最高峰。后来，我们的山河日渐缩小，而德国也就不再关心我们的情况了。

我也许可以就此结束关于我的自传的注释。公众没有要求更多地了解我个人的事情——我的奋斗、失望和成功等等。不管怎么说，在我的一些著作中（例如《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我要比一般人公开而坦率得多，他们是向同代人或给子孙们叙述自己的一生。对于这种做法我不想恭维，根据我的经验，我也不可能劝告任何人跟着我学。

关于精神分析在最后十几年的历史，我还得再补充几句。毫无疑问，它将继续向前发展。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生存能力，既可发展成一门学科，也可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拥护者（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者）的数量已大大增加。除了较早的那些地方团体（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外，后来巴黎和加尔各答也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就在最近，耶路撒冷和南非各成立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成立了两个。这些地方性的学会利用它们自己的基金赞助（或正在成立）培训学院。在这些学院中，对学生们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精神分析实践的教育。在门诊所里，有经验的分析家和学生对那些经济困难的病人免费进行治疗。每隔一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大会，宣读科学论文，决定组织方面的事宜。第十三次会议（这些会议我已不可能再去参加）于1934年在卢塞恩举行。协会的全体成员从他们共同的主要兴趣出发，在工作中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些人着重致力于阐明并深化我们的心理学知识，而其他一些人则与医学和精神病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实践观点出发，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承担起使精神分析学在大学里得到承认并使其内容纳入医学院课程之内的任务。而另一些人则仍然愿意置身于这些院校之外，也不允许精神分析在教育界所受到的重视比医学界差。有时，当一个精神分析工作者企图强调精神分析的某个单独的研究成果或观点，而放弃其他内容时，他会突然发现他自己竟然处于孤立境地。不管怎么说，总的印象是令人满意的：整个精神分析正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进行着严肃的科学工作。

附录一《标准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目录

（24卷）

（第1卷）

总序

关于我在巴黎和柏林学习情况的报告（1956［1886］）

沙可的《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序（1886）

一例严重的男性癔症性偏侧感觉缺失的观察报告（1886）

短评二则（1887）

评艾乌伯克的《急性神经衰弱》

评魏尔·迈德契尔的《神经衰弱和癔症的治疗》

癔症（1888）

附录：癔症性癫痫［发作］

有关催眠与暗示的论文（1888~1892）

编者导言

伯恩海姆《暗示》译序（1888［1888~1889］）

附录：德文第二版序

评奥古斯特·弗雷尔的《催眠术》（1889）

催眠术（1891）

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疗（1892~1893）

沙可的《星期二演讲》译序及脚注（1892~1894）

1893“绪言”概况（1892［1940~1941］）

1。给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信

2。“III”

3。关于癔症发作的理论

器质性运动麻痹和癔症性运动麻痹比较研究要点（1893［1888~1893］）

弗利斯论文摘要（1950［1892~1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