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牧师的女儿们（第1页）

第2章牧师的女儿们

毕冰宾译

一

林德里先生是第一个来阿尔德克罗斯当牧师的人。这里的农舍仍像小村子初成时那样静卧于此。一到阳光明媚的礼拜天早晨，村民们就穿过街巷和田野去两三英里外的格雷米德教堂做礼拜。

可是，随着这里的煤矿得到开采，大路两边建起了一排排简陋的房子，住进了一批新居民。他们算得上是残渣废品般的劳工中脱颖而出的精兵强将。新房建成，新矿工来了，这些乡民和农舍就被人遗忘了。

为方便新来的矿民，得在阿尔德克罗斯建一座教堂。由于经费短缺，小教堂建得很没样子，像一只驼背的石头泥灰老鼠蜷卧在村舍与苹果园之间的田野上，离大路边的新房子远远的。西边角上的两座角塔楼，看上去就像老鼠的两只耳朵。这个样子显得心有余悸、怯生生的。为了掩饰新教堂的猥琐模样，人们在它周围种上了些宽叶常青藤。这样一来，小教堂就掩映在绿叶丛中，在田野中昏睡着。而四下里的一座座砖房却缓缓向它逼近，大有把它挤垮之势。其实它不用别人挤，它早已自暴自弃了。

厄尼斯特·林德里牧师在二十七岁新婚不久就来主持这座教堂，这之前他在萨福克当副牧师。他只是个在剑桥读书并得了学位的普通青年而已。他妻子是剑桥郡一位教区长的女儿，是个自以为是的少妇。她父亲一年内把他的千元积蓄花得精光，一分钱也没给林德里太太。于是这一对新婚伉俪来到阿尔德克罗斯，靠大约一百二十镑的年薪维持一种优越的地位。

这些粗犷鲁莽、怨气冲天的新矿工居民对他们夫妇并不热情。林德里先生习惯了农民的生活，他认为自己无可争议地属于上层或有身份的人。尽管他对名门望族毕恭毕敬，但他总归是他们的一员，而与黎民百姓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对此他深信不疑。

他发现这里的矿工们并不接受这种安排。他们的生活用不着他，他们冷冷地这样告诉他。女人们只是说“他们忙着呢。”要么就说：“唉，你们来这儿干吗呢？俺们又不信你那个教。”[1]至于男人们，他只要不惹恼他们，他们就还算对他不错。他们对他的蔑视是通过嘻嘻哈哈的玩笑流露出来的，对这种成见他只能认了。

最初的愤懑演变成默默的厌恶，最终这种情绪变成了对周围群氓们有意识的仇恨和对自己无意识的仇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几户农家。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他总是靠自己的职位来获得在人们中的地位，一点脾气没有。现在他一贫如洗，甚至在这个区里的庸俗商人眼中也没有社会地位了。他不想同他们友好交往，这是性情使然；可他又无力在他愿意获得承认的地方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来。那就只能脸色苍白、孤独自怜地离群索居，混日子而已。

最初他的妻子恼羞成怒。她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来示威，骄横乡里。可她收入过于微薄了，应付商人的账单令她穷相百出，若再装腔作势就只能招来大家一通冷言讥讽。

她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伤害，她发现自己在这个冷漠的人群中十分孤独。她开始在家里和家外大发脾气，可她很快就发现在家外发火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所以只能躲在家中闹一闹了。她的脾气太大，大得令她自己都恐惧。她发现自己仇视自己的丈夫，她甚至知道如果她不加小心，她就会毁了自己的生活，从而给丈夫和自己都带来灾难。意识到这种恐惧，她开始平静下来了，也全然被这种恐惧击垮了，痛苦不堪，只有这阴暗贫陋的牧师宅邸是她在世上唯一的避难所了。

每年生一个孩子，她几乎是机械地尽着母亲的义务，这纯粹是强加于她的。渐渐地，她被自己强烈的愤懑、痛苦和厌恶压垮了，终于病倒，卧床不起了。

孩子们倒是长得很健康，但他们得不到温暖，一个个很呆板。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施以家庭教育，把他们教得傲慢而虚荣，从而残酷地把孩子们置于上层社会之中，不与周围的庸俗世界为伍。这样，孩子们生活得很孤独。林德里家的孩子个个模样秀气，一看上去就知道是那种穷酸而与人格格不入的斯文人家的孩子，干净水灵得出奇。

日复一日，林德里夫妇完全没了办法，一年到头苦苦地挣扎也只能混个勉强糊口，可仍旧不忘鞭策孩子们，用斯文优雅的标准要求他们，鼓励他们胸怀大志，给他们肩上压担子。礼拜日早晨，除母亲之外，全家人都上街去教堂。长身长腿的姑娘们穿着又瘦又小的上衣，男孩子们则身着黑衣，下身穿着不合身的灰色裤子。孩子们从父亲的教民面前走过，净洁的小脸儿上毫无表情，孩子气的嘴傲慢地紧紧抿着，像面临着什么厄运一样，幼稚的眼睛已经目空一切了。领头的是大姐玛丽，她又瘦又高，面容娇美，高傲纯洁的神情表明她志向高远。老二露易莎则长得矮胖，神态坚毅，她没什么志向，倒是有不少敌意。她负责照管小点的孩子们，玛丽则看管大点的。矿工们的孩子眼巴巴看着牧师家这些脸色苍白与众不同的一行人默默走过，他们感到与这几个穷酸的孩子格格不入。他们嘲笑那几个小儿子裤子不合适，其实是感到自愧不如，于是只剩下愤愤不平的份儿了。

后来，大姐玛丽就当了家庭教师，收了几个商人的女儿教着。露易莎则负责管理家务，来往于父亲的教民家庭之间，教矿工的女儿们弹钢琴，每上二十六节课收费十三个先令[2]。

二

在玛丽大约二十岁的一个冬日早晨，瘦小无奇的林德里先生穿着黑大衣，头戴宽檐毡帽，腋下挟着一叠白纸向阿尔德克罗斯走去。他是去分发教区年历的。

这个脸色苍白、表情木然的中年男子站在铁道口旁等着火车隆隆驶过开往矿井那边，这条铁路上火车整天咣咣作响。一个戴着木假肢的人一拐一拐地前来开闸门[3]，让林德里先生过去。他左边的路基和道路下方坐落着一片村舍，透过光秃秃的苹果树枝可以看到村舍的红屋顶。林德里先生穿过矮墙，走下踩塌了的台阶，朝村舍走去。灰暗的小村子，静卧在一个远离隆隆的火车和煤车的小小世界里，那里光秃秃的黑豆果枝干下一簇簇雪花莲静静地含苞待放。

牧师刚要敲门就听到一声响，他转过身，透过敞开的棚门，看到一个头戴黑边帽子的老妇人正弯腰在一堆红铁罐中忙着，她正往一只漏斗中倒清亮的**。他闻到了一股煤油味。那老妇人放下罐子，取出漏斗放在架子上，这才手拿一只铁壶直起腰来。她的目光正与牧师的目光相遇。

“啊，是你呀，林德里先生！”她有点不高兴地说，“进屋吧。”

牧师进了屋，看到温暖的厨房里有位身材高大一脸白胡子的老头坐着吸鼻烟。那老头声音低沉地咕哝一句什么，意思是请牧师落座，从此就不再理会他，自顾盯着火炉子出神儿。林德里先生坐在一旁等着。

老妇人又进来了，她的黑边帽子缎带垂到了披肩上。她中等身材，浑身上下透着整洁。她手提煤油罐上了台阶走出厨房。这时传来有人上台阶进屋的脚步声。这是一间小杂货铺，墙板架上摆着几个包，屋中间空地上放着一台老式大缝纫机，旁边堆着些活儿。女人走到柜台后面，给刚进来的女孩子递过一个煤油壶，又从她手中接过一个罐子。

“我妈说请您记下。”女孩子说完就出去了。老妇人在账本上记了一笔，然后拎着罐子进了厨房。这时那高大的丈夫站起身，给本已熊熊燃烧的炉中又添了些煤。他的动作缓慢而慵懒，一看就知道是个行将就木的人，长这么一副粗大身架，当裁缝显得笨重累赘。年轻时他是个出色的舞迷和拳击好手[4]，现在变得寡言少语、呆板迟钝了。牧师无话可说，试图没话找话。可是约翰·杜伦特却不睬他，自顾沉默一旁。

杜伦特太太铺好了桌布，她丈夫往自己杯子中倒了啤酒，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边喝边抽烟。

“您也来点儿？”他冲牧师咕哝一声，那句话像是从胡子中挤出来的一样，一边说一边把目光缓缓移到酒壶上。他脑子里也就这么一点事了。

“不，谢谢了，”林德里先生谢绝了，尽管他很想喝点啤酒。但在一个酗酒的教区里，他必须以身作则不喝。

“我们得喝几口酒才能挺住。”杜伦特太太说。

这女人怨声载道的，像谁欠她的。她在忙着摆桌子准备十点半的午点[5]，她丈夫坐起身准备就餐了。牧师坐在那儿浑身的不自在，那妇人却坐在炉旁的圆形扶手椅上一动不动。

这女人本是贪图安逸，可却命运不济，家庭生活乱糟糟不算，丈夫又天生懒惰，别人怎么样他都不关心，连自己也不知道自爱。这样一来，她那张相当漂亮的四方脸上便露出一股怨气，那神态看似一生中被迫不情愿地侍候人，总在无可奈何地压抑着自己。这女人身上还有一点特别之处，那就是一种哺育和管教儿子的霸气和自信。不过，她连儿子们也懒得管。她倒是更喜欢经营她的小杂货铺，坐着拉货马车去诺丁汉，逛逛大货栈采购采购她要的东西。但她不爱管她的儿子们，嫌他们烦。她只喜欢最小的儿子，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孩子，生完他，她就算解脱了。

牧师偶尔走访的就是这类家庭。杜伦特太太是依照教规把儿子们抚养大的。这倒不是因为她信教，这只是一种习惯而已。杜伦特先生也不信教，可他却极其上瘾地读着《约翰·韦斯利的一生》[6]这种狂热布道的书，从中获得了快乐，宛如炉边的温暖和酒中的醇香。但如果说他对约翰·韦斯利感兴趣，那就错了。事实上，他对他一点也没兴趣，就像对约翰·弥尔顿没兴趣一样，后者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杜伦特太太把她的椅子挪到餐桌旁，叹口气说：“我什么也不想吃。”

“怎么，你不舒服？”牧师关切地问。

“那倒不是。”她叹息道。她紧闭着嘴坐了一会儿说：“我是不知道我们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

牧师是个饱经磨难之人，不会轻易对别人表示同情的。

“遇上什么烦心事儿了？”他问。

“哼，我能有什么烦心的？”老妇人叫道。“我只能在救济院里了却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