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第4页）

在崇祯朝的广州府新安县，曾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新安县里有个胥吏叫陆荣祖，想要谋求一个职位，可负责选拔的承行吏员陶一魁秉公行事，拒绝了他的要求。陆荣祖大怒，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殴打致死。这么一起严重的人命官司，新安知县居然不敢管，生怕得罪了陆荣祖。直到苦主上告广州府，凶手才得以伏法。当时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在判决里感慨：“吏之如虎也，令之如羊也。”可见有时候知县也是弱势群体。

《吏治悬镜》里对胥吏的凶悍，描述得更加精准：“本官稍有瑕疵，辄指为把柄，讲呈说告，恐吓多端，卖访勾窝，陷害无罪。于是长厚受其挟制，莫敢伊何；严刻者化为痴呆，惮于用罚。”

知县上任，往往会带至少两个师爷幕友，一个精通刑名，一个精通钱粮，分派到六房，就是为了从胥吏手里稍微夺回主动权。

不过胥吏欺官这种事，很少会拿到明面上来说。朝廷体面还要不要了？官员威严还留不留了？杜山一纸状书戳破了这一层窗户纸，直接指控陶成、陈佐等几个人欺官，操控县治，连知县都坑死了。结果整个案子从一桩贿赂小事上升到了“彭县还姓不姓朱”的问题，不由得上峰不上心。

这一份状书，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递交给成都府。

一般来说，此类案件会交由成都府推官负责审理。不过推官业务很多，未必每天都在，因此在这之前，公堂还有一个预审环节。

成都府的公堂，每天会有两名刑房吏员值守，一个叫直堂吏，一个叫直印吏。直堂吏负责预读上交的诉状，初步判断其性质，并签发牌票，召唤涉案人员等；直印吏则负责记录公文往来，他的手里有一个簿子，上面写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几道，用了几次印，有几封诉状上交，有几道牌票发出，等等。两者互相配合，也互相监督。

二十三日这一天，值班的直堂吏叫杨汉采。他收到杜山的诉状，先读了一遍，并没有急着转交。这个指控很敏感，不能偏听一面之词。推官老爷就算要审，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齐了再说。直堂吏的主要工作，就是预先把相关人等材料准备齐全，让老爷可以直接升堂断案。

于是杨汉采当堂写了一道牌票，交给防夫刘景高——防夫也是一个役职，可以视为保安与邮递员的合体——让他在本月二十五日之前赶到彭县，把陶成、陈佐等人提到成都来问话。

刘景高拿着牌票，一路从成都赶到彭县。二十五日他一进县城，迎头就看到两个衙役走过来，看穿戴，一个是快手，一个是皂隶。他们俩特别热情，说设下了宴席，非要拽着刘景高去吃酒。刘景高问他们俩是谁，两位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叫刘本敖，一个叫王廷用。

原来杜山上告这事，早就被陶成、陈佐发现了。两个人很惊慌，成都府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断然不能去。好在他们熟悉政务，知道成都府一定会派人来提审问话，只要把这个持牌票的人多拖住几日，说不定就能把这事给拖没了。

于是陶成把刘本敖、王廷用叫过来，让他们二人等在县城门口，专等刘景高抵达，务必死死拖住。刘、王久在公门做事，对这一套惯熟得很。他们在城门附近找了一处房子，弄了半坛子酒、两斤肉还有一盘面，等着刘景高到来。

刘景高不过一介防夫，平时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看到有人设宴款待，自无推辞之理。三个人在房子里推杯换盏，吃得十分尽兴。言谈之间，刘本敖听出来这位防夫颇好女色，心里立刻有了一个主意。

他假意殷勤，请刘景高去自家安歇，然后直接敲开了对门的门。刘本敖的对门住着一个小媳妇赵氏，闺名叫八儿，平时生活不怎么检点，跟刘本敖有一腿。刘本敖给了赵氏五分银子，要借她美色来羁留来人。

刘景高在刘家舒舒服服睡了一宿，次日起来，准备拿牌票去衙门提人。刘本敖却说不急，拽着他去了赵氏家里喝茶。收了银子的赵氏稍一撩拨，刘景高立刻把持不住了，当晚便奸宿在她家里。牌票哪及白嫖好，办事不如办人忙，从此深陷温柔乡中，此间乐，不思蜀。

刘景高不光免费享受美色，还不停地问刘本敖他们要钱。于是陈佐出了一两五钱，陶成出了一两二钱，王廷用、刘本敖各自出了一钱，凑了二两九钱，送给刘景高。刘景高给了赵氏五钱买吃食，自己留下了二两四钱在身上，日子过得美美的。

这边厢刘本敖用美色拖延，那边厢王廷用偷出成都府的牌票，仔细研读了一下，发现一件怪事：这个牌票上面，陶、陈、刘、王等人俱在其上，可是唯独缺了王廷美的名字。

前面说了，王廷美是王廷用的亲戚，之前借陶、陈之力进了户房，也属于这个小集团成员之一。不过最近几年因为一些琐事，王廷美跟他们的关系并不算和睦。

王廷用一直怀疑，杜山一个泥腿汉子怎么知道去成都府上告，诉状怎么写得如此犀利？一定是有精通刑名之人从中指点。如今看来，八成就是王廷美，不然怎么牌票上没他的名字？

好哇，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

王廷用大怒之下，向陶、陈二人说明真相，那两个人又连忙禀明主簿王仲杰。几个人头碰头，想出一个坏主意。在这之前，正好有彭县乡民控诉衙门小吏私收纸罪银五钱四分，王仲杰直接把这个罪过栽到王廷美头上，不容申辩，直接打了他二十大板，投入牢狱里。

这一招釜底抽薪，断绝了杜山的法律咨询之路。没有王廷美支着，一个老百姓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一来二去，时间进入了嘉靖二十九年的十一月份。赵氏再漂亮，刘景高也睡得差不多了，无论如何要提人回成都了。十一月初一，刘本敖在街上溜达，琢磨着该用什么办法继续拖延。他忽然一抬头，看到自家一个亲戚。

这个亲戚叫鄢乾，跟刘本敖是表兄弟，家里尚算殷实。早在嘉靖二十五年九月，家里人出了十五两银子，给鄢乾捐了一个彭州司狱司的候缺吏，那一年他才十二岁。

地方吏员的选拔，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佥充，即选拔有文化的民间百姓，轮候任职，陶成、陈佐、王廷美就是这么进来；二是通过罚充，即把犯了过错的生员、举人、监生等读书人，罚为小吏；从景泰年之后，还多了一个选项，叫作告纳，说白了，就是所谓捐钱买职。

到了嘉靖年间，告纳变得非常泛滥，年龄、能力什么都不考核，交钱就给。当时的价格是，州县典吏二十两，卫所典吏十五两。所以鄢乾捐了十五两银子，遂以十二岁冲龄成了公务员。

鄢乾在彭县候缺了几年，转任成都府，仍为司狱司候缺吏。到了嘉靖二十九年，鄢乾不过是个十六岁的少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刚刚轮完值，请假返回彭县，打算问家里要点零花钱。

刘本敖一看是他，大喜过望。这个表弟在成都司狱司，正好能用得上。于是刘本敖热情地拽着鄢乾回到家里，吃喝一通，然后提出了要求。

他希望鄢乾能利用手里的职权，把成都府催问的牌票再拖上一拖。当然，亲兄弟，明算账，陶、陈、王几个人凑了三两七钱银子，给鄢乾作为酬劳。鄢乾却碍不过亲戚面子，自家又有钱拿，便欣然答应下来。

这事果然办得及时。

十一月初三，杜山见久提人犯不到，再次上堂提告。成都府于初四发下第二张牌票，交给一个叫杜廷玉的差役，去彭县拘人。也恰好在同一日，鄢乾匆匆赶回成都府销假。

不过鄢乾是在司狱司，没法直接干预牌票。他走到四川布政司衙门前的洗墨池街，撞见一个老同僚。这同僚叫黄德，在成都府户房做吏，两个人平日关系不错。鄢乾想到，杜山的案子事涉钱粮，一定会落到户房做审验，便问黄德，能不能请他在户房拖延一下。

黄德当时的表情应该很骇异。这个年轻人胆子太大了吧？事涉钱粮，多大干系，他怎么就敢在布政司门口随意谈论？黄德有心推辞，说户房里没看到这件案子的案卷，估计还留在一堂，没有落房。

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有心劝了鄢乾一句：“本府老爷法度甚严，你年小不知利害，快莫坏事。”

黄德这句话，绝非虚言恫吓。因为此时担任成都知府的官员，叫蒋宗鲁。

蒋宗鲁是贵州人，普安卫军籍出身，是有史以来普安州第一个进士。此人能文能武，行事极端方。驻守成都时，蒋宗鲁每逢初一、十五日，总要焚香起誓，诵读祷词：“贪婪害民，天必谴之；忠君爱民，天必佑之；有利即兴，有弊即革，凡我僚属，相以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