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个小人（第2页）

可惜王安石是个“拗相公”，这剂苦口良药他吞不下去，心里已经恼火起来。总算念在儿子一片孝心，没发脾气，皱着眉头把手一摆，王雱赶紧缩着头走开了。

王安石一辈子都在这个“拗”字上头。若不是这么拗，变法四年的种种艰难困苦他根本撑不下来。可也因为他是这么拗，该转身时不肯转身，弄到最后，下场惨淡。

赶走了王雱，王安石在府里专候吕惠卿。片刻功夫，翰林学士吕惠卿已经到了。

吕惠卿字吉甫，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和苏轼、张璪是同年，但他和苏轼没交情，跟张璪倒是熟得很。

吕惠卿颇有才学，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是“三司系”拔尖儿的人物。凡新法推出都有吕惠卿从中出主意，就连递给皇帝的札子也多由吕惠卿执笔，写完交给王安石看过后定稿上奏。吕惠卿又有辩才，早年新法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力排众议，朝堂上辩论起来真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于是在“三司系”稳居第三把交椅，名望仅在王安石、韩绛之后。

自从得到王安石青睐，吕惠卿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如今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和苏轼这帮运气不好的“同年”有天壤之别。吕惠卿知道自己的身家皆为王安石所赐，对这位宰相跟得极紧，处处替王安石打先锋，时人戏称王安石为“孔子”，称吕惠卿是“颜回”，以示两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吕惠卿已经知道三司使曾布弹劾“市易务”、要拆王安石的台，义愤填膺，见了王安石张口就说：“自从新法推出以来，我等同舟共济，一心要把变法推行到底，哪知竟出了曾子宣这样的人！大人举荐他做三司使，此人倒来挑《市易法》的毛病，我看背后恐怕还有主使！大人绝不能容他，务必揪出幕后主谋才罢！”

吕惠卿对曾布如此愤恨，一半是因为曾布反对《市易法》，令出身于“三司系”的吕惠卿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另一半则因为曾布在“三司系”中的地位本来不及吕惠卿，只因此人有理财的本事，就被王安石举荐为三司使，职位上压过了吕惠卿这个翰林学士。虽然王安石重用曾布是量才使用，吕惠卿却不能不嫉妒。

吕惠卿这两件心思王安石只能猜到一件：“曾布弹劾‘市易务’或许是有他的想法，若说此人大奸大恶，我倒不信……”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吕惠卿已经叫了起来：“大人忘了曾布还有个兄长吗？”

吕惠卿这一问很有意思，原来曾布是原任集贤校理曾巩的弟弟。

曾巩是欧阳修的及门弟子，与吕惠卿、苏轼、苏辙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且与二苏一起被认为是同科中最有才华的三位。熙宁二年曾巩因为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贬到越州做通判去了。但曾巩、曾布两兄弟政见截然不同，曾布一心追随王安石变法，是“三司”的重要骨干。

王安石人格高尚，公正无私，从不徇私情搞株连，当年为了变法与老朋友韩维闹翻，韩维的哥哥韩绛照样在三司条例司主事，既未被牵扯，也不因此怨恨王安石。同样，曾巩被贬后曾布照样兢兢业业推行新法，对王安石毫无怨言。现在吕惠卿提起此事，王安石两手一摊：“我做事一向论公不论私，曾布也是正人君子，吉甫别把事情想歪了。”

吕惠卿忙说：“不是我把曾子宣想歪了。大人想想，曾布是新法的制订者之一，就算天下人都跳出来反对新法，他曾子宣也不能反对！可第一个上札子反对《市易法》的偏就是他，这是巧合吗？我看曾布背后必有人主使，这个主使者也不一定就是曾巩，或者还有别人……”

吕惠卿言之凿凿，王安石也有点疑惑：“你说是谁？”

吕惠卿凑到王安石耳边压低了声音：“大人还记得当年上奏请求停止《青苗法》的陈襄吗？另有一个知审官院孙觉，大人也还记得吧？”

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推出《青苗法》，时任御史知杂事陈襄极为不满，一连上了五道札子请求停止推行《青苗法》，因此被贬为陈州知府。至于孙觉，为了反对《青苗法》竟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说韩琦要“清君侧”！随即被贬。这些人王安石当然记得：“难道陈襄、孙觉是幕后主使？”

吕惠卿摇摇头：“看来大人真不知道，陈襄眼下任杭州知府，孙觉任湖州知府，相隔不过一百里，两人过从甚密，书信不绝。加上杭州府又有个判官苏轼，数月之内几次来往杭州、湖州，串通不止，似有密谋。”抬头看了一眼，见王安石脸上有了些惊疑之色，这才又说，“这些反对新法的‘老家伙’虽然被皇上贬了，可他们的心没死，表面看着水波不兴，其实私下底早就勾搭一气了。大人光明磊落，不防这些小人，将来只怕要遭算计！”

陈襄、孙觉、苏轼，这三个人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对朝政的看法也不同。至于说三人凑在一处，也是苏轼先被皇帝放到杭州做通判，陈襄后来才到，孙觉到湖州又是另一回事。哪知吕惠卿三言两语竟然凭空造出一个“三人帮”来！对吕惠卿这种职业政客来说，对政敌的警惕、对党争的敏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乎神经质的过激反应，大概是他们天生的本事。

可王安石并不是“政客”——他这种人应该叫“实干家”，所以在这种事上王介甫的反应特别迟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到底说了句：“不会吧，孙觉、陈襄都是君子……”

吕惠卿只是把一个风儿吹到王安石耳朵里，就算王安石不信，听了这些话心里总有这个印象，吕惠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即换个话题：“去年圣上派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到两浙安抚百姓，现在沈括已经回来，有些消息要报知大人。”

王安石满脑子都是曾布弹劾“市易务”的事，对沈括到两浙察访治水并未留意，只问：“当地民情已经安抚了？”

吕惠卿正和王安石说杭州、湖州出了“三人帮”的事，提起沈括也与这事有关。哪知王安石心不在焉，只问当地民情，吕惠卿只得把“要紧”的话放下，答了一句：“当地已经没事了。”

王安石又嘱咐：“农田水利是大事，要多留心。”话题一转，“《市易法》刚推出，正是敏感的时候，你与曾布共同查问‘市易务’的事，要尽心。”

吕惠卿站起身来高声道：“大人放心，有下官在，这次一定扳倒曾子宣！”

王安石忙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话说了一半，却说不下去了。

吕惠卿参与调查“市易务”是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取回来的。派吕惠卿出马不就是为了扳倒曾布吗？现在吕惠卿直话直说，王安石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王介甫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王安石襟怀磊落，没有结党的意思，可持朝政这几年，他手下这帮人早就结了党，而王安石推行变法靠的就是这几个亲信，说王安石是这个“三司党”的党魁，他也无法否认。

——说不清了，混到今天，王安石早就什么都说不清了。

朝廷本是一坑粪水，王安石已经在这个坑子里泡了好几年，不但泡着，而且翻江倒海搅水兴波……到如今想说自己身上没有臭气？难。

吕惠卿走后王安石觉得肚子饿了，叫人摆上晚饭和王雱面对面吃了起来。

王雱已经知道父亲和吕惠卿的一番布置，暗暗觉得如此刻意打击曾布实有“自断退路”之嫌。王雱是个机灵人，知道父亲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说得厉害些，已是摇摇欲坠！真想赶紧劝他几句。食不知味，不时偷看父亲的脸色，可每次抬头都只看到一张阴沉沉的黑脸，知道父亲因为那几句“急流勇退”的话不高兴，到底不敢再劝他。草草吃过晚饭，桌上的碗盘还没撤去，下人来报：两浙路察访使沈括到访。

沈括之来是和吕惠卿商量好的。

与王安石不同，吕惠卿办事讲个剪草除根，像曾布这样吃“三司”的饭、砸“三司”的锅吕惠卿容他不得！正在琢磨如何收拾曾布，碰巧沈括从杭州带来一件东西。吕惠卿一见大喜，立刻决定兴一场大狱，先收拾曾布，顺便把那帮不识时务的“老家伙”狠狠整治一顿！

沈括是个一心往上爬的人，好容易逮住个飞黄腾达的门路，乐得坐不住，也顾不得天晚，急着跑到王安石门上“献宝”来了。

沈括是个大才，王安石对他很器重。叫人撤了残席献上香茶，和沈括对面而坐聊起水利来。沈括的心思却不在这上头，勉强应付几句就换了话题：“下官这次到太湖察访水利，在杭州碰上个熟人，大人猜猜是谁？”不等王安石去猜，自己说了出来，“此人就是原任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眼下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我因为公务和他盘桓几日，见此人平时言语狂悖，时时批评变法、怨谤皇帝，下官收了几件东西来，请大人看看。”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

王安石展开来看，原来是一首诗，字迹沉雄恣肆、苍厚饱满，单凭这手好字就知道这必是苏子瞻的亲笔：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