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春江水暖鸭先知（第3页）

苏轼想了想：“前几天我游庐山，在西林寺写了一首诗，自己觉得还不错，请先生指教。”随即念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听了这诗王安石目瞪口呆，半天才长吁一口气：“我为当年之事苦了十年，不想被子瞻的诗解脱了。”

苏东坡这首诗是诗中的“禅”，不论是谁，只要认真品几回，都能得一个解脱。

“王安石变法”这个题目被前人争论了九百年，论点忽左忽右，其中**迭起，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未免过于热闹了。可到今天，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层次，回头再看，挺有意思。

——“王安石变法”似乎并不存在。

——“宋神宗熙丰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完全不是一码事。

苏东坡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古人，因为其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局限，如同“身在山中”，永远看不清“熙丰变法”的真相。今人却已走出“庐山”，我们应该能看清这场“变法”的真相。要把这个问题说清，必须把“熙丰变法”这个概念一层层剖开来看。

首先，把这场变法称为“王安石变法”颇为牵强。

在皇帝独裁、皇权压倒一切的时代，宰相王安石只是皇帝手中的工具，是行使皇帝意志的代言人，是一颗随时可以拿出去搏杀、又随时可以被弃的“棋子”，有皇帝在，王安石根本不配“变法”，只是一个走卒。所以“王安石变法”这个名称本身就说不通，贯穿整个神宗统治时期的这一系列大事，只能称为“宋神宗熙丰变法”。

其次，“宋神宗熙丰变法”和今天的“改革开放”有多少可比性？极少。

古代社会的结构是很清楚的，皇帝高居极顶，皇权至高无上。在皇帝脚下跪着四等人，按高低贵贱分为士、农、工、商。其中士人——也就是官吏和可能成为官吏的读书人地位最高，农夫次之，手工业者再次之，商人社会地位最低。

——读书人地位高，也许有一点道理。为什么农夫排在工、商前头？原因只有一个：农夫老实胆小，远比商人容易管理。

作为最有创造力的独立经营者，商人的活力最强，自我意识最突出，如果任其发展，则可能直接与皇帝分庭抗礼。在欧洲，商人们早就和皇帝、贵族们签订契约，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了。可在中国皇帝们看来，任何人跟天子“讨价还价”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对皇权威胁最大的商人们就被王法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手工业者活力次之，放在倒数第二层，农夫为国家提供粮食，一日不可或缺，自我意识最弱，活力最低，老实，容易控制，所以虽然农夫们比商人和手工业者更贫苦、更无知，却被排在这两类人之上，仅次于“士人”的位置。

皇帝在最高处，“管家”在中间，最容易管理的农夫排在较高处，不容易管理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奇怪的阶层划分其实说明士、农、工、商四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皇帝的奴隶。其中士人、官吏是皇帝的大管家，排在四类人的最上层，直接跪在皇帝脚下。但别忘了，士人只是“奴隶”中的“管家”，这种“管家”本身也是“奴隶”。

如此我们就看清了，整个古代社会只是一个皇帝“家天下”的农奴社会而已。

当今社会的结构却和古代社会恰好相反。今天的农夫生产出来的是“农产品”，工人生产出的是“工业产品”，这些产品的价值都要通过商贸来达成，不管是农夫、工人还是商人本身，都通过商业获取利益。可以说：农、工、商已经整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三者之间的界定早就模糊不清，我们只能给它一个简单的定论，称为“人民”。

过去的士人今天仍然存在，今天他们被叫做公务员。所有人都知道，公务员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也有一个简洁的名称：“公仆”。

至于曾经高居九重之上的皇帝，早就消失不计了。

古代社会皇帝至上，“管家”居中，“奴隶”在下；今天的社会，“人民”在上，“公仆”在下。“人民”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致富，十倍百倍地张扬自我，享受生活；可“公仆”没这个权力，他们的财富只能来自于工资收入，只要他们的财产多于工资收入，从理论上说，就已经构成了犯罪。

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恰好是颠倒的。

古代的“变法”每每以皇帝利益为核心，官吏们帮皇帝实现统治，也能拾得牙慧，而农、工、商，也就是“人民”，“变法”基本不考虑他们的利益。

今天的“改革”完全相反，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变革都以人民的需要为前提，以使人民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公仆”们——不管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公仆，都必须做到一点，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国家，是皇帝的国家？还是人民的国家？法律，是以皇帝利益为核心制订的？还是以人民利益为核心制订的？这是一个国家最核心最根本的定义。在这上头古人和现代人弄了个颠倒！而且很显然，今天是正确的，我们是正确的，古人是错的。与这场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以人民意志为主导、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相比，不仅“熙丰变法”，古人进行的一切“变法”都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古人所有“变法”都以皇权为核心、以满足皇帝的私欲为目的。这个出发点未免太卑鄙、太渺小了。只因为我们对于“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充满敬爱，就片面认定不管古今中外凡称为“变法”的就一定正确而伟大。这个概念上的错误导致后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一心“变法”的神宗皇帝会一败涂地，更不明白为什么强力推行“绍述新政”、口口声声“全力维护熙丰新法”的宋哲宗会把大宋王朝推落万劫不复的深渊。

——神宗私欲太重，所以一败涂地；哲宗干脆是彻头彻尾的私欲，毫无“公心”可言，北宋因此亡了国！

“改革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是人类社会进步到一个崭新阶段后进行的崭新探索。古人的“变法”黑暗面极多，局限性太大，根本不配和今天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要想“改革开放”进行得更顺利，千万不能拿古代帝王们除旧、狭隘、私欲极重的“变法”来给现代社会做样板，否则一定弊大于利。

这时有人会问：“熙丰变法”的核心难道不是王安石推出的那些法条吗？

“熙丰变法”确实推出了一批法条，其中《市易法》、《手实法》、《保马法》等法条不可取。《青苗法》和今天的银行贷款业务有相似之处，但今天的人去银行贷款时绝不会想起王安石或者《青苗法》来，因为“强摊恶收”四个字把这个法条毁了。《免役法》给大宋朝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人民也不是很反对，这算个不错的创意；《将兵法》和《军器监法》确实提升了宋军的战斗力；《保甲法》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在实行……

——社会结构是颠倒的，皇权压在“人民”头上，几个孤零零、干巴巴的“法条”顶什么用？就像那句俗话：“经是好经，叫歪嘴和尚把它念坏了。”法条也许是好法条，叫自私的皇帝和横暴的官府把它执行坏了……

抛开“法条细节”不谈，从大视角着眼，就会发现“熙丰变法”本身漏洞百出，其中暗藏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所以这场变法直到神宗去世也没有取得成功。仅有的一些成果到哲宗、徽宗年间也破坏殆尽，不久北宋就灭亡了。

灭亡，难道历史给这场“熙丰变法”下的结论还不够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