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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你的善良让我信靠

易晓明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1882—1941）以《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这篇女权宣言，奠定了女权领袖的地位；以《现代小说》（ModernFi）等理论作品，最早树起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大旗。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又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父亲莱斯利·斯蒂芬（LeslieStephen）的传统观念，使他将儿子们都送入名牌大学，将女儿们留在了家中。家庭惠泽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祖父与父亲的文人传承，名家高谈阔论的氛围熏染，父亲图书馆中丰富的文学资源，特别是家庭变故在她心中所留下的无穷记忆，使她将自己的文学大厦构筑在这些记忆之上，或者说，她的很多作品都是她记忆之树上所结的果实。

弗吉尼亚·伍尔夫才华超凡，美貌脱俗，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令人倾倒。如果说，天生我才与天生丽质都属先天的，那么，她还有后天的两大幸事：其一是她一生都生活在“布鲁斯伯里”（TheBlroup）精英圈子中；其二是她得到了一个爱她、懂她的丈夫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Woolf）。

上帝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偏爱也许迫于世人嫉羡的压力，而不得不靠添加点不幸来予以平衡：人世间最痛苦的病症———疯癫，让她一生饱受折磨，最终，她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疯癫一同毁灭。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投河自杀前，给她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留下永别的信。1941年3月18日，她写道：

最亲爱的：

我肯定我又要发疯了。我感到我们无法经受又一次的那样可怕的日子，这次我将不会康复。我开始出现种种幻听，不能集中心神。所以我要采取似乎是最上乘的行动了。你已经给予了我最大限度的幸福。任何人所能为之的，你在各方面都做到了。这种可怕的疾病袭来之前，我们俩的幸福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能比的。我不能再与疯魔较量了，我知道我正在毁掉你的生命……我要说的是，我一生的一切幸福都归功于你。你一直用你无条件的耐心和难以置信的善心待我。我要说———人人都知道是这样，如果有任何人可能拯救我，那就是你。一切都离我而去，只有你的善良让我信靠。我不能再继续毁坏你的生命了。

我不认为世上还会有另一对如我们这么幸福的人。

3月28日晨，弗吉尼亚·伍尔夫给伦纳德留下了最后几行字：

最亲爱的：

我要告诉你，你已经给了我完全的幸福。没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多，请相信。

但我知道，这次我越不过去了。我正在浪费你的生命，就是这疯狂。没有任何人能用任何言辞说服我。你还能工作，没有我，你会好得多。你看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了，这表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所要说的归结为一句话，病魔袭来之前，我们幸福美满。这完全归功于你。没有人能如你一如既往地善良、好心，人人都知道。

弗

弗吉尼亚·伍尔夫那病弱之躯实在包含着太大的能量，她那短暂的一生实在载负着太多的辛苦，三十五年常在头痛的袭击下持续写作。以1904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作为开端，她创作有5卷论文与评论集，2部传记，2部倡导自由意志的小册子（《一间自己的房间》与《三个基尼金币》），1卷日记选集，加上9部长篇小说与1卷短篇小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理论、小说、随笔散文方面都有所建树。

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大的贡献在于她框定与捍卫了现代小说。

在“布鲁斯伯里”的聚会上，弗吉尼亚还是那样羞涩，一个没有走进大学，也没有走入更广泛社会的弱女子，却走在了时代文学的最前列，她以惊人的勇气，挑战当时文坛的三大老牌权威———贝内特（Ar）、威尔斯（H．C．Wells）与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真是印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艺高人胆大”。她发表了《现代小说》与《班奈特先生与勃朗太太》（Mr．BeandMrs．Brown），与这些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代表的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新型的文学观。她认为文学不应墨守成规，因为“往深处看，生活好像远非‘如此’。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她还写道：“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现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杂质，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可见，弗吉尼亚·伍尔夫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学意识与发展文学的气魄与胆略。她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伟大的散文小说时代的开端”，无规可循，无矩可蹈。“上一代人的工具到下一代人的手里变成废物”。“于是，拆毁的工作开始了。于是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在报刊杂志和散文中，我们听到土崩瓦解、倒塌、毁灭的声音”。

带着这种清醒的认识，病弱女子弗吉尼亚·伍尔夫勇敢而坚毅地挑起了一个新时代文学开端的大梁。当然，她不只是在理论上呼告，更重要的是，她以其艰苦的试验，推出了一系列意识流小说的经典名作———《墙上的斑点》（TheMarkontheWall）、《达罗威夫人》（Mrs．Dalloway）、《到灯塔去》（TotheLighthouse）与《波浪》（TheWaves），来诠释她的理论主张，这些小说本身也奠定了她作为现代小说先驱的固若金汤的地位。

应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人生的思考胜过她对生活的关注。大自然的周而复始、恒久绵延，而人生短暂、生死不定，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这与女作家本人的经历有关，她自幼就有着太多的死亡印象，从13岁母亲去世，紧接着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随母亲而去，然后是父亲的辞世，紧接着又是哥哥索比的夭折，对死亡的不解，终身萦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心头。她最终主动地选择了死亡，或许在那一刻她破译了人生死亡之谜。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与她本人的一生，让我们读到了人生固有的对时间的无可奈何以及人生的种种局限，其小说中渗透着淡淡的悲剧感，它提升了其整个小说的格调。

弗吉尼亚·伍尔夫短短的一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所生活的时代是充满阴霾的、残酷的。愈到晚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困惑与灰暗的沮丧情绪愈浓烈，但她始终在往前走，不懈地用艺术阐释人生。她的一生表明了“一位语言雅致精妙的艺术家在一个粗野的、物质主义的时代维护着美和精神的价值”。弗吉尼亚·伍尔夫终生为文学消得人憔悴，生命之花凋落了，然而，她所绽放的艺术之花成为一份永恒的美长存人间。

［法］阿尔贝·加缪著

李锐批注、评点

小学教师达吕望着两个人朝山上走来，一个骑马，一个步行。1学校建在半山腰上，他们还没有爬上门前的那段陡峭的斜坡。广阔的高原上一片荒凉，他们踏着雪，在乱石丛中艰难而缓慢地走着。看得出来，马不时地打滑。还听不见它的声音，但看得见它的鼻孔里喷出的热气。两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是熟悉这地方的。他们沿着小路走着，这条路已经被一层又白又脏的雪盖住几天了。达吕估计半小时之内他们上不了山。天气很冷，他回到学校去找件粗毛线衣穿。

他穿过空**冰冷的教室。黑板上，用不同颜色的粉笔画着法国的四条大河，已经朝着它们的出海口流了三天了。2干旱持续了八个月，滴雨未下，却在十月中突然下起雪来，散居在高原上各村庄里的二十来个学生都不来上课了。只好等着天气转晴。达吕只在教室旁自己住的屋子里生火，这屋子也朝着东面的高原。一扇窗户，和教室的窗户一样，向南开着。从这边看，几公里之外，高原开始向南倾斜。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一道紫色的山梁雄踞在天际，那儿是沙漠的门户。

达吕暖和了一些，又转回到他刚才看见那两个人的窗前。他们不见了，他们是在爬那个山坡。夜里雪停了，现在天色不那么阴沉。清晨到来的时候，光线暗淡，云层不断升高后仍未见怎么明亮。直到下午两点钟，天仿佛才开始大亮。但这总比近三天来的天气好多了。那三天里，天色一直黑沉沉的，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变幻不定的狂风摇撼着教室的双重门。达吕只好长时间地枯坐在屋子里，只是到隔壁耳房喂鸡或取煤时才出去一下。幸亏北面邻近的塔吉德村有辆小卡车，在大雪前两天给他送来了给养。四十八小时之后，小卡车还要来。

不过，即使大雪封山，他也有东西对付，小屋里堆满了一袋袋的小麦，那是政府存放在他那里的，以便分给那些家庭遭受旱灾的学生。实际上，灾难落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因为他们都很穷。达吕每天把口粮分给孩子们。他很清楚，这几天气候恶劣，他们一定缺粮了。也许，晚上会有学生的父亲或兄长来，他就能把粮食分给他们了。反正要和下一个收获季节接上气。运小麦的船已经从法国开来了，最艰苦的阶段已经过去。但是，难以忘怀的是这场灾难，这群在阳光下流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那连续数月干得像烧过的石灰一样的高原，那渐渐蜷缩龟裂，真像焙烧过似的土地，那一块块噼啪作响、脚一踩便化作粉末的石头。羊只成千成千地死去，这里那里也有一些人咽气，但是无人问津。

在这场灾难中，他几乎像修道士一样地生活在这所偏僻的学校里，所求无多，安于淡泊艰苦的生活。他有粗施灰粉的四壁，有狭窄的沙发，有白木书架，有井，有每周粮水的供应，他已经觉得自己像个大老爷了。可是突然下起了这场大雪，既不事先通报一声，也不等等雨水的缓解。这地方就是这样，生活是严酷的，即使没有人也是如此，有了人也无济于事。然面，达吕生于斯，长于斯，到了别的地方，他就有流落之感。

他走出房门，来到学校前面的平地上。那两个人已经爬到了半山坡。他认出骑马的人是巴尔杜克西，一个他认识已久的老警察。巴尔杜克西用绳子牵着一个阿拉伯人，此人跟在他后面，绑着手，低着头。警察举手打了个招呼，达吕没有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阿拉伯人。那人身着褪色的蓝长袍，足蹬凉鞋，但穿着米灰色粗羊毛袜，头上包着又窄又短的缠头。他们越走越近。巴尔杜克西稳住牲口，免得伤了阿拉伯人，两个人一起慢慢地往前走。

走到人语可闻的距离时，巴尔杜克西叫道：“从艾拉莫尔到这儿才三公里，可整整走了一个钟头!”达吕没有应声。他穿着厚厚的毛衣，显得又矮又胖，正看着他们上山。那个阿拉伯人一直低着头。他们上了平地，达吕招呼道：“好啊，进来暖和暖和吧。”巴尔杜克西费劲地下了马，手里还攥着绳子。他朝小学教师微微一笑，小胡子向上翘着。他的深色的小眼睛深嵌在晒黑的额头下面，嘴的四周满是皱纹，使他具有一种专心致志的神气。达吕接过辔头，把马牵到耳房又回到来客那里，他们已在学校里等他了。他把他们让进自己的房间，说：“我去教室里生火，我们在那儿舒服些。”当他回到房间里的时候，巴尔杜克西已经坐在沙发上了。他解开了拴阿拉伯人的绳子，此人正蹲在炉子旁边，朝窗户那边望着。他的手一直绑着，缠头已推到脑后。达吕先是看到了他的大嘴唇，饱满，光滑，几同黑人；但他的鼻子高直，目光阴沉，充满了焦急的神色。缠头下露出固执的额头，被太阳晒得黝黑，此时冻得有些发白，当他转过脸来，目光直直地看了达吕一眼时，那整个脸上又不安又倔强的表情使他大吃一惊。“到那边去吧，”达吕说，“我去准备薄荷茶。”“谢谢，”巴尔杜克西说，“真是一桩苦差事！我真想退休了。”他一边又用阿拉伯语对犯人说：“来吧，你。”阿拉伯人站了起来，双手绑在前面。慢慢走进教室里去。

达吕端来茶，还拿了把椅子。可是巴尔杜克西已经高高地坐在第一张课桌上了，阿拉伯人背靠讲台蹲着，面对位于讲桌和窗户中间的火炉。达吕把茶杯递给犯人，看到他的手绑着，犹豫了一下：“也许可以给他松绑了吧。”“当然，”巴尔杜克西说，“那是为了路上押送才绑的。”他正要起来，只见达吕已经把茶杯放在地上，双膝跪在阿拉伯人身旁。此人一声不吭，目光焦急地看着他给自己松绑。松开之后，他两手来回地揉搓着勒肿的手腕，然后端起茶杯，小口小口地迅速吸着滚烫的茶水。

“好，”达吕说，“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巴尔杜克西从茶杯里撅出小胡子：“就到这儿，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