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转基因 一个绕不过去的种子安全问题（第1页）

第三节转基因：一个绕不过去的种子安全问题

一、笼罩在“先玉335”头上的转基因疑云2010年下半年，中国社会上广泛流传，在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出现大老鼠消失、母猪死胎率增高、农户家养的狗患有肝腹水或者肾腹水等动物异常现象。而当地的一些农民将怀疑对象直指“先玉335”——这个由美国先锋公司研发、在中国已位居种植面积总量第二的玉米“良种”。

“‘先玉335’是转基因玉米”，这样的传言不胫而走。

对传言形成佐证的是，2010年中国农业部向市场推荐的26个玉米主导品种中，没有“先玉335”的影子。而这个品种的玉米被国内种业专家们一致推崇为头号高产玉米，它没被推荐，被认为“‘先玉335’是转基因玉米”的传言被官方认可了。

后来的调查对传言进行了证伪。

2011年4月，国家农业部、科技部、卫生部、环保部和质检总局等五部委组成联合调查组，赴山西、黑龙江、吉林、山东、广东等多个省份进行了转基因生物安全专项调查。调查针对的对象就是“先玉335”。调查的结论是：“先玉335”不含有转基因成分。

传言被澄清，但笼罩在中国种子行业上的转基因疑云并没有因此散去。

有专家直指，此次调查只公布调查结论，但没有针对专家提出的技术上的相关质疑给出合理的解释和实据。在这些专家眼中，“先玉335”并没有摆脱转基因的干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12月，农业部发布文件，明确要求自发文满一年起，美国孟山都公司所属的“迪卡1号”、“迪卡3号”两个玉米品种，以及“登海3686”、“中农大236号”、“中农大4号”等25个玉米品种彻底退出市场。《经济观察报》2011年4月4日的报道称，一位了解情况的人士说：“退出市场，不会说因为它是转基因品种。会用别的原因，比如‘到期’，或者干脆没有原因。……但凡有一个原因可以拿出来用，也绝对不会用‘转基因’。比如‘限制外资’和‘转基因’两个原因，那一定会选前者。”

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先玉335”被放行》一文报道，前述的三个中国国产玉米品种以及“铁研124号”都因为是“违规商业化的转基因玉米品种”而被勒令退出市场。

为什么转基因如此敏感？——只因为转基因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争议太多！别忘了，孟山都们在阿根廷销售的大豆种子、在印度销售的棉花种子都是转基因的！

二、转基因的前世今生

转基因的历史说起来并不长。1983年，人类第一次在烟草身上试验了转基因技术，生产出了第一批转基因烟草。此后，转基因技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蓬勃发展，美国在1996年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进入21世纪，转基因技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到2009年，已经涉及35个植物科属的五十多个物种，共有一百二十多种植物；研究内容包括抗虫、抗病、品质改良等；大面积商业推广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主要有大豆、玉米、棉花、小麦、水稻和油菜。由于对大豆的转基因研究较早，技术更为成熟，所以其推广面积一直大于棉花等作物。近年来由于生物燃料的大规模生产，转基因玉米、甘蔗、甜菜等的商业化种植面积也上升得非常快。截至2009年底，全球共有25个国家种植了转基因作物，25个国家中，美洲最多，达12个，欧洲6个，亚洲和非洲各3个，大洋洲1个。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资料统计，1996～2009年，转基因作物种植呈79倍的超速发展，累计种植面积达到10亿公顷（2009年种植面积达1。34亿公顷），1996～2008年累计收益为519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258亿美元、发展中国家261亿美元）。按ISAAA的观点，转基因作物的持续推广显示了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优势，也表明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农户从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延伸阅读：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建立在人们对基因——生物记录和传递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认识的深入，并对其拥有了人工分离和修饰能力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它的基本原理是把一种生物的基因片段分离出来，合成可以植入植株体内的新的基因构建，然后利用载有该基因构建的细菌或者基因枪把成千上万的基因构建植入植物的细胞核内，再将这种带有新基因构建的细胞植入其他植物体，从而繁衍出具有特殊生物特性的转基因植物。

目前，全世界80%以上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和技术出自美国的孟山都、杜邦先锋，德国的拜耳等五大生物、化学跨国公司。知识产权的保护为这些公司带来了多项关于转基因方法、作物和种子的专利权，而其凭借所拥有的专利权对转基因农产品市场形成了垄断。

中国的基因作物改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该项目得到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基金的支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的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在发展中国家居于领先地位，水稻、棉花领域的转基因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中国研发的转基因作物品种已经达到四十多种，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小麦、玉米、油菜等，用于遗传转化的目的基因种类达到一百多种，以编码抗病虫害、抗逆、品质改良等基因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棉花主产区虫灾连年爆发且常规防治手段效果不彰的情况，国家适时启动了抗虫棉的研发与推广，大大提升了中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水平。此项技术的运用被认为有效防止了棉铃虫对棉花、玉米、大豆等作物的危害，减少了农药使用，保护了生态环境，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与生态效益。

三、转基因争议：正方反方针锋相对如果简单地以支持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为正方，以反对者为反方的话，正反方在转基因所涉及的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社会伦理等方面都形成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之态。

在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题上，反方认为，（一）转基因将破坏细胞内的DNA，同时也无法确定基因构建在基因长链中的具体位置，因而基因改造所带来的结果是无法完全控制的。英国普兹泰教授所做的转基因土豆试验、巴西坚果事件等经常被用作反方的例证。（二）由于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时间较短，依靠现有的科技水平，尚未证实使用转基因食品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预测的伤害。“现在安全，并不代表几十年以后安全，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就是拿人当小白鼠。”美国、日本、欧盟都禁止将它们的主粮如小麦等进行商业化种植，这在一个方面佐证着反方的观点。而正方主要援引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欧盟委员会等的相关文件表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他们质疑普兹泰教授的转基因土豆试验、巴西坚果事件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欧美国家禁止食用转基因食品一说更是直接斥之为谣言，称美国种植的88%的玉米、94%的大豆都是转基因品种；欧盟的23种转基因玉米、3种转基因油菜、1种转基因土豆、3种转基因大豆、1种转基因甜菜都用于食用；日本是全球最大的玉米进口国、第三大大豆进口国，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品种。正方还言之凿凿：转基因技术转入的是我们透彻了解的特定基因，而且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更严格的管理，因此它们可能甚至比常规作物所制作的食品更安全。

在转基因植物是否会影响生态安全问题上，反方认为，转基因技术创造的外来物种进入自然环境中会导致生态灾难和环境危险。它们通过风媒和虫媒的作用，会同野生亲缘植物自然杂交，将对自然植物群落产生严重影响，而这将对生态安全带来风险。比如，已俘获了抗除草剂基因的杂草不再可能被清楚，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生存竞争能力得到了增强，害虫种类交替抗性因素得到进化，进而威胁生物的多样性、破坏生态平衡。反方最常援引的一个例子是，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一篇电视报道称，在美国阿肯色州一片100万英亩的转基因大豆和棉花地中，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飘移到了普通杂草身上，导致原来的普通杂草同样具有了抗除草剂的特性，即使喷洒再多的“章甘膦除草剂”也是徒劳的。这种杂草根系发达，可以长到七八英尺高，耐高温和长期干旱，联合收割机和手工工具对它都无能为力，它们成了所种大豆和棉花养分的强有力争夺者。而正方则强调，转基因抗病虫害等特性可以极大地减少农业除草剂和农药的使用，进而缓解滥用农药对水资源和土壤的破坏，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延伸阅读：湖南“黄金大米”事件2012年8月30日，国际NGO绿色和平组织向媒体表示，由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唐广文教授领导的一个科研小组近日发布了其对24名中国湖南省儿童进行转基因大米人体试验的结果。该项研究旨在检验美国先正达公司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对补充人体维生素A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说，美国的这项研究共选取了72名6～8岁的健康儿童，受试儿童全部是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学生。研究者令其中24名儿童在21天的时间里每日午餐进食60克“黄金大米”，并对其体内维生素A含量进行检测，得出的结论是“黄金大米”与维生素A胶囊效果相当。

“黄金大米”事件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相关的湖南省衡阳市当地政府、湖南省疾控中心及中国疾控中心相关研究人员先后给出不同解释，使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围绕该试验是否获得中国权威部门伦理审核、参与试验的孩子和家长是否被告知真实情况、是否存在政府欺瞒和学术诈骗等进行了激烈争论，相关当事单位和个人受到了舆论界和网络的口诛笔伐。

事件以中国疾控中心声明没有批准此项试验及对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停职处分告一段落，但人们对转基因粮食在中国的敏感程度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转基因作物商业化推广会否影响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上，反方认为，在目前的产业格局和知识产权格局下，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将危及中国的种业安全，进而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主要体现在：（一）相对于中国种业的“杂、多、乱、小、散”，跨国种业公司高度集中，实力强大，且在中国“潜伏”多年，一旦中国放开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它们将一举占领中国的种子市场，形成垄断性局面，对中国种子行业釜底抽薪，损害中国的粮食主权与安全；（二）虽然目前中国在水稻、棉花等的转基因作物研究上处于较高水平，但中国处于转基因研究领域“知识产权陷阱边缘”，一旦中国的转基因作物投入商业化种植，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公司将坐收“专利使用费”，直接掐住中国发展的脖子，重演阿根廷大豆的悲剧。在这方面，反方最有力的“证据”是，2009年8月17日，国家农业部向华中农业大学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颁发的转基因安全证书，为其今后可能的商业化种植打开了通道。但据绿色和平组织分析，这两种接近商业化的水稻品种以及正在研发的另外6种转基因水稻品种，全部被国外专利所控制。按照农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国际惯例，在研发阶段涉及他人的专利是不收费的，但如果进入商业化生产，就必须向专利方支付相关专利使用费。种得越多，收费也越多。有专家称，像这样的专利陷阱在转基因作物领域比比皆是，阿根廷大豆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掉进了孟山都的专利陷阱中了。而在这个问题上，正方也有其辩护词：（一）转基因种子大多具有适应能力强、耐储藏、产量高等特性，通过种植转基因作物提高单产是应对中国粮食紧平衡局面、增强中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方式，如果中国一味地排斥转基因技术，就会丧失对国际生物工程技术制高点的把握，在新的农业技术革命中就会落后于人，进而将数百亿的国内种子市场拱手让人；（二）关于专利保护问题，各国的专利保护期限大多为10~20年，转基因技术专利大多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现在很多转基因技术的专利期已经过去，而根据中国的相关法律，若过期也就没有了专利申请的权利，因而对于国际种业通过专利大肆收取专利费的担心是多余的；（三）当今的种业并未是一家独大，而是多家公司鼎足而立，不仅存在孟山都、先锋、先正达、KWS等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存在着美国、以色列、法国、德国等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所谓被一两家跨国种业公司垄断的局面是不会出现的。中国的种业公司完全可以借力打力，通过与一些国外公司有效地合作实现种子战争的突围。对此，正方还以棉花为例，通过相关科研机构的努力，中国自主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占领国内95%的市场份额，一举打破2004年伊始的由孟山都、岱字棉公司的转基因抗虫棉占有90%以上市场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