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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了？”听见一个男人在问筱桥。

“手脚比刚才暖和得多了，不要紧了。”

“要加灌汤婆子么？”

“不要了吧，太热了也不好。阿哥，还是快点打个电话到祝家去告诉他们。”

“好的，我借电话去了哟。”

我才知道这里是筱桥的哥哥的房子——从一家人家分租过来的小亭子间。

“我好了，不要紧了。”我这样说。

忽然听见我会说话了，他们兄弟骇了一跳。

“我是筱桥的哥哥，少奶奶。这间房子太肮脏了，对不起少奶奶。”

筱桥的哥哥双手笔直地垂到大腿部，向着我尽鞠躬。我从前就听见父亲说过，这个人十分忠实，也极谦和。他当茶房的时候，父亲常常去揶揄他，问他：“这茶盘里有几个茶杯？”

他便按着指头一个个地数。

“一、二、三、四……五，共五个。”他的诚实有类此者。

他尽向我道歉，说房子太污秽了，被窝太坚硬了。他最担心的就是：筱桥看见我昏过去了，没奈何，抱了我回到他这里来；万一给外面的人们知道了时，是十分对不住我的。

我不答应他们去打电话通知家里，因为我想叫母亲和丈夫多多忧虑一下才消我的气。但他们兄弟说：“老爷老太太怕十分担心，还是快点通知他们的好。”

我想，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只好让他们去打电话了。

“那我借电话去了哟。”

看着他们兄弟这样地为我的事奔走不暇，谁相信世界上全无好人的话呢？要经过深刻的生活痛苦的人们才有美丽的人情。要在无产阶级中才能发见有这样美丽的人情。一切的罪恶可以说都是发生于有钱的有暇阶级中哟。

我终给他们兄弟的纯厚的、真挚的态度感动了，流了不少的眼泪。

我再仔细地看了看这间房间，虽然破旧，但整理得很整洁。我想，这家屋的房东也定是个穷苦人。

“这家的房东是什么职业？”我问筱桥。

“裁缝匠。楼下就是成衣铺。”

筱桥还告诉我，这个裁缝从前是住在租界上的。他有一个小孩子给日本人的汽车压死了，他骂了那个日本人，日本人还叫了一名日本巡捕两名英国巡捕来把他毒打了一顿；所以他发誓不再住租界了，搬到中国街里来住。筱桥又说，中国街上虽然脏一点，但是房租钱却便宜得多。我也听我的父亲说过，中国街里不能住，是因为警察太坏了，常常向居民提出许多难题来敲竹杠。最好的是住半租界，外国人不管，中国当局也不管，所以半租界还是不可厚非的。

国民革命刚告成功的今日，收回租界的呼声也很高。但是我不相信四万万的中国人中真有一两个赞成实行收回租界的人。假如有之，只有吴佩孚一人而已。吴佩孚没有大款存在帝国主义银行里，他得意时固然不住租界，就是失意时也不肯住租界。至于目前当然更没有人真心赞成收回租界的了。压迫阶级固然不赞成，被压迫阶级也一时不能赞成。此中道理是很明显的，毋庸我来再赘说吧。

筱桥不住地捏冷手巾过来搁在我的额上。他默默无言地只待他的哥哥归来。

“真对不住你了，真对不住你了！”

我几次这样对他说。但他听见样子更惶恐更谦卑。因为带了我到这样朽旧的房子里来，他像十分惭愧。关于他的哥哥身上，我问了他一些话。据他说，他的哥哥伯良不日可以升为科员了，这是他的哥哥数年来的希望，终达到了目的，薪水增加至四十元整。

我和筱桥闲谈了一会，伯良回来了。他说，电话打了去，老家丁陈铭星接着电话，非常喜欢，说马上就送汽车来接我回去。伯良说了一次，又重说一次。

“来接我回去？”我问他。

“是的。”

“陈铭星来？”

“是的。”

他每说“是的”时，双手便笔直地向下垂，像小学生立正般的。我想，他真是个谦虚的爱讲礼节的人。

过了一会陈铭星来了。他是家丁们中第一人，简单地说他是家丁头。他的头发快要脱干净，剩下来的真是一根根地可数了。头皮光滑得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