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施严刑峻法（第2页）

这些钦差大臣持节符，手里掌握专杀的权力，所到郡县，立即处死剿杀“暴民”不力的州、郡、县官吏，曾经供应过起义军饮食的群众也大批被杀。

因为长期对外用兵和维持腐朽奢靡的帝王生活，汉武帝大肆挥霍民脂民膏，远远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封建统治阶级大搞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控制。

宁成是汉武帝最早任用的酷吏之一，这个人盛气凌人，傲慢异常。

对下属则怒目施威，十分专横，治下的百姓对他更是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汉景帝十分欣赏宁成的严酷作风，因为在当时，长安左右宗室多违法乱纪，便起用宁成为中尉，巡查京师。他既辱下又傲上，将宗室豪杰收拾得人人惴恐，手足无措。

像宁成这样的严厉苛责的人才，汉武帝求之不得，即位之初即召宁成为内史，负责治理京师。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外戚们便纷纷要求汉武帝惩办宁成。当时的吏治尚有修谨之风，汉武帝的羽翼还显得很单薄，只好判宁成“髡钳”之罪，剃光了他的头发，让他戴上刑具，还去做了苦力。后来，宁成竟然弄开了束颈的铁圈，伪造了一个出关之符，伺机逃回老家。

宁成扬言道：“做官做不到二千石，做买卖赚不到千千万，活着也没意思！”几年的时间，他竟然创下了一个良田千顷、雇农千家、产业数以万计的大家业。在乡里照样吆五喝六，持吏长短。对贫苦农民的压迫，比郡守还要厉害。

当时还有一个做郡守的周阳由和宁成一样孤傲自恃、生杀恣意，在地方上的二千石级别的官吏中最称暴酷骄恣。亲信之人犯法，周阳由必枉法徇私，不予惩处；对所憎恶之人，必加之罪名，欲杀之而后快；地方豪强大族被他夷灭者很多。性格极其刚烈的汲黯和他同车出行之时，也不敢稳坐正中，而在偏侧相陪。

像宁成、周阳由这样非常狠毒的官员，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称他们为酷吏。司马迁说：“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失。”酷吏政治开始在社会上逐渐推广开来。

宁成与周阳由两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体现了酷吏的外在特征及政治内涵。他们严峻深刻、爱行苛法、嗜杀成癖，敢于凌辱上司，称得上是维护专制主义统治的爪牙。他们打击的对象是贫苦百姓、宗室贵族以及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因他们行动残酷迅捷，手段残忍毒辣，的确比“循吏”更易受到雄杰之主的青睐。

这些人以皇权做后盾，以酷杀而著称。他们的活动，对于抑制豪强地主的气焰，加强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有一些酷吏绝对不是清官廉吏。

他们往往以酷行贪，以酷掩贪，这既是他们聚敛财富的主要方式，也是这一时期贪官的重要特点。因此，一批豪强地主被打下去了，一批酷吏贪官却滋生起来，这是汉武帝始料所未及的。

张汤就是酷吏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杜陵人，他的父亲曾经担任长安丞，出外，张汤作为儿子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父亲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处以磔刑。

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非常惊奇，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做长安小吏，曾为守城内吏府的下属，由宁成介绍给丞相府，为丞相史，后来又由丞相田蚡的推荐，补侍御史。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命张汤治陈皇后巫蛊案。所谓的“巫蛊”，就是埋木偶人于地下，诅咒害人的一种巫术。迷信的汉武帝，疑心陈皇后要诅咒他。

张汤接了这个案子，不敢不用心。他见汉武帝气愤不同寻常，便明白皇上不仅是在疑心陈皇后，同时也因为陈皇后年老色衰了。从皇宫里出来后，张汤明白汉武帝要利用自己，利用这一事件，趁机铲除陈皇后。

张汤不由心中暗喜，只要自己肯下得去手，不仅能讨皇上欢心，而且还能加官晋爵。第二天，张汤升堂。他不惜用尽所有的刑罚，陈皇后终因抵挡不了酷刑被屈打成招。

张汤捧着带血的口供，连夜奔到皇宫交差。汉武帝看后，点头赞许，马上下令把陈皇后的亲属等一并擒获。这一案件，共判处死刑三百多人。张汤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升为太中大夫。

张汤为了讨取皇帝的欢心，更加精心揣摸皇帝的意图，把皇上的好恶看作是非准绳，玩弄刀笔，随意解释法律条文。凡是遇到疑难案情，他必定奏上不同的处理意见，任汉武帝随意选择。经汉武帝批准意见，再正式确定。他说：“这是天子之意，不是臣下的高明。”

元朔三年（前126年），汉武帝拜张汤为廷尉，掌司法平狱，审断郡国议定报请的疑罪。汉武帝正醉心缘饰儒术，一心提倡经学。

当时董仲舒已致仕，汉武帝多次派遣张汤到董仲舒的家里，咨询天下的得失。董仲舒以万能的《春秋》为审案的依据，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然后提供给廷尉作决狱的标准。张汤由此受到启发，奏请汉武帝以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治狱量刑。

所谓经义，就是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观念和统治意志，以此为标准而治狱，就是说可以抛开一切法律束缚，随心所欲地镇压臣民。

对汉武帝来说，这真是一个颇有新意的发明，汉武帝马上将其制度化。

文雅的历史学家又称之为“以礼入法”。

所以，“阳儒阴法”的汉武帝没有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精神接过来，发扬光大，而是将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观念同法家的以严刑峻法治民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怪胎。

张汤是善于揣测皇上心意的高手，他看汉武帝有意想宽释某人，就把犯人交给平和的监吏审理；汉武帝要是有意重罪某人，张汤就把犯人交给苛酷的监吏审理。遇有疑难案件，一定事先向汉武帝报告，并为之理清头绪原由，等到汉武帝允许后，再书于法令谳法挈令，以之为日后量刑的标准。

在审理淮南、衡山、江都三大谋反案中，又是张汤穷究党羽，任意肆杀。他最痛恨的是地方豪强，必舞文巧诋，对羸弱之民往往呵护有加。

拜访诸公卿大僚不避寒暑，对那些故人子弟为吏者及其“穷兄弟”，也给予很多照应。因此，张汤虽然用法深酷，仁义之声却传于朝野，与“阳儒阴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张汤越来越得汉武帝赏识，这个人将儒、法这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挥舞得非常娴熟，忠心耿耿、绞尽脑汁地为君王剪除异己，镇压黎民，在君上的周围架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刀山。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提拔张汤做了御史大夫。其时，北部边塞，长城内外，农业文明的保护者汉军，正同游牧文明的代表匈奴连年大战。

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游牧文明的前沿开始崩溃，浑邪王率数万兵将投降汉朝。正赶上山东水、旱连年，人民背井离乡，兴兵、安降、赈灾，要粮、要款、要车马，奏章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到京师。汉武帝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想不出到哪儿搜刮这些钱去。

张汤不愧是股肱之臣，给汉武帝出了一连串的好办法：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盐铁，出告缗令，排豪强兼并之家，巧诋助法以行之。

汉武帝在张汤的帮助之下，广开财路，大发利市。但是，这条“黄道”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富商大贾、豪强大族纷纷反对，许多奸吏乘此机会枉法贪赃，侵渔获利。

因此，汉武帝授意张汤严厉镇压。大司农颜异对造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差很大的皮币持反对意见，汉武帝非常不高兴。颜异的宾客曾对颜异非议过汉武帝的这些措施，而颜异身为九卿，见措施中有不当之处，却不入朝当面阐述自己的意见，反而加以“腹诽”。张汤察觉了汉武帝的脸色，就以这个罪名论定了颜异的死罪。

颜异被判处死刑后震惊朝野。这时，白发苍苍的汲黯质问张汤：“你身为朝廷九卿之一，却上不能继先帝的功业，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让你这样的人来当政，百姓们真是没法过日子了。”

张汤不理他，径自走了。后来，有人启禀汉武帝，问大司农位居九卿被张汤判为腹诽罪处死的原因是什么时，汉武帝便请张汤自己回答。这时，张汤说道：

皇上，腹诽罪就是论心定罪。臣问大司农颜异对皇上颁布的农桑法令有何意见，臣见他嘴唇动了动，虽然话未出口，但臣可以断定他心里对朝廷不满，所以判他死罪。

在此之后，就出现了“腹诽之法”。办案量刑，根本不用证据，只需要说你“腹诽”君主就足够横尸东市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到处都布满了血腥之气，百姓有冤无处申、无处诉。酷吏中还有一个叫杜周的人，他是被张汤欣赏举荐为廷尉的南阳酷吏。他在一年办理的上千个案件中，大的案子能同时逮捕株连几百人，小的案子也要牵连几十人，远者几千里，近者数百里，被拘捕到廷尉府的人，凡是不服的都要加以黥笞刑讯，按事先规定的罪状认供，大部分被诬告为“不道”以上的罪名，判以死刑。

丞相公孙弘多次称赞张汤，对汉武帝更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只有敢作敢为、刚直誉满朝野的汲黯，仍然对朝政横挑鼻子竖挑眼。虽然早就被张汤和公孙弘排挤出朝，但他还公开宣言：御史大夫张汤，对皇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