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施严刑峻法（第1页）

改革实施严刑峻法

法律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既像高悬于被统治者头上的利剑，时刻准备以强力镇压他们的反抗；又充当整个社会的利益杠杆，不断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使之维持平衡与稳定。而封建统治下的国家法律的发展以及运用，必然与帝制社会的进步与停滞、王朝的兴盛衰亡密切联系。

周朝在统治天下的时候重视的是以德治国，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非常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因此，周朝时期的礼包含着法。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法家的出现，便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第一，用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第二，必须公正执法，这就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因此，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汉武帝即位后，继承了先秦时期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自然是比较突出的。元鼎元年（前116年），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的丈夫陈在为母亲长公主服丧其间“奸，禽兽行，当死”，事发后便自杀了，陈的隆虑侯也因此被废除。

作为母亲，隆虑公主对于顽劣的儿子昭平君是深感忧虑的。不久，隆虑公主患了重病，虽然经宫中名医治疗，但已病入膏肓。可她依然念念不忘儿子的前程，总想为儿子谋个万全之策，以免自己死后，儿子会遭到杀身之祸。

于是她把汉武帝找去，伤心地说：“哥哥，我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平素不学好，我们现在也没办法管好他了。我害怕我死之后，他会触犯国法，判成死罪。现在，我以黄金千斤，钱1000万，为他预赎死罪，请你答应我，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汉武帝答应了。可惜她的这一举动，仍然没有保住自己的独子。

昭平君在母亲死后越发骄奢，在一次醉酒后将隆虑公主的保姆杀死。

因为是人命官司，廷尉立即派兵把昭平君抓了起来，把他关押在内宫的监狱里。

按照汉朝法律，无故杀人者，必须偿命；但由于昭平君是汉武帝的亲外甥，廷尉不敢专断，便上奏汉武帝，请汉武帝论断其罪。汉武帝是个执法很严的人，这件事却使他左右为难。

按照法律，昭平君无故杀人行凶，理应判死罪。可是，汉武帝想到妹妹病危时向自己预赎昭平君死罪的情景，觉得于心不忍，禁不住落泪，说道：“我妹妹年纪很大才生了这么个儿子，病危时又向我预赎了他的死罪，现在他真的犯了死罪，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左右大臣看到这种情况，也纷纷上前说情，劝谏道：“既然公主生前已向陛下预赎了昭平君的死罪，陛下就赦免了他吧。”

不过，汉武帝毕竟是个注重法律的君主，他在沉默许久之后，终于抬起头来，望着群臣缓缓地说：“法令是朝廷制定的，如果我庇护外甥，而破坏了法令，岂不是有负于民？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脸面进高祖庙呢？”说完，他毅然忍痛判斩昭平君。下诏令时，汉武帝已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众大臣也都默默无言。

昭平君被押在监狱里，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大祸临头，因为他从来都不相信汉武帝会判自己死刑，认为顶多不过罚点儿钱完事。等到听了宣读的诏令，他才知道什么叫国法，但是已经晚了。

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在吸收先秦法家思想的基础上而形成的。他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

汉武帝即位后不久，西汉统治集团彻底改变了“无为而治”的方针。“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在强化中央集权、加强统治力度的目的驱动下，新一轮帝国法制的建设、完善已势在必行。而这一时期的尊儒活动为汉廷最终形成“礼制为体，法制为用，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的法律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汉武帝时期在立法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把早期汉律偏重刑法、民法的格局加以改变，并且加入了大量的关于帝国政治关系、政治生活、官吏制度方面的条款。这些法律有一些是以增补形式出现的，有一些则是以单行法形式出现的。因此在数量上，当时《汉律》的增加是很惊人的。

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任命主持法律修订的官吏是两个令人谈之变色的铁腕人物：张汤与赵禹。这次制定的律令特点是条文苛细而且严酷。汉朝的法律的基本形式有律、令、科、比4种，其中律、令是2种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汉朝最基本、最重要的法律形式，既包括以《九章律》为核心的成文法典，也包括《越宫律》《傍章律》《朝律》《左官律》《酎金律》《上计律》《田租税律》等各方面的单行法律。

令是皇帝发布的诏令，也是汉朝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其内容相当广泛，是处理各项国家事务和解决具体纠纷的重要依据。由于令是皇帝直接发布的命令，因而法律效力最高，往往可以取代律。

科是律以外规定犯罪与刑罚的一种单行禁条，也称“事条”或“科条”。如汉武帝时有《重首匿之科》，东汉也颁布大量种类繁多的科条。

比是指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相近律令条文或同类判例处断，相当于秦律中的“廷行事”。

法律条文的明显增加，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武帝对于汉律的增补，目的就在于加强中央控制，进一步强化皇权与专制体系。但盲目地依靠法律借以树立特权，势必会造成国家法典层出不穷，过于繁杂。最终的结果，一个是“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另一个是酷吏秉承皇帝个人意愿随意运用、解释判例，使所有的法律都成为专为皇权服务的暴力工具。

法律总是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并且必须具有强制性。无论多么严密的法典，倘若要是没有执行的人，那么就只能被视为无用的文字而已，不可能成为约束全社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

汉武帝时期，朝廷在大力增加汉律的同时，还选拔了一大批的铁腕人物来运用、执行法律，在文书中他们被称为“酷吏”。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豪强、商人、农民起义。

公孙弘为相的元朔（前128―前123年）年间，军旅数发，年岁歉收。

东郡农民揭竿而起，声势渐大，如同波涛轰响，震动整个朝廷。汉武帝豢养的“文学应对”之士中，吾丘寿王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吾丘寿王，复姓吾丘，双名寿王，是赵国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期，他就以擅长下棋出名。后来追随董仲舒学习《春秋》，才华横溢，肚子装满了圣人的名言，有“天下少双海内寡”之誉。

吾丘寿王向往高贵，追求自由，才思敏捷，不畏权贵。他大胆创新，不落俗套，从来不人云亦云，也从来不会低三下四地委曲求全。而汉武帝认为自己不可一世。

起初，汉武帝让吾丘寿王陪自己下棋，吾丘寿王屡战屡胜，汉武帝一怒之下就把他罢免了。这让他感到了前途渺茫，于是，他请求到黄门养马，没有得到许可，然后又请求驻防边塞，还是没有得到许可，最后干脆要求出击匈奴，还是没有得到许可。

直到后来，东郡发生农民起义，汉武帝任命吾丘寿王为东郡都尉，而不置太守，故号“四千石”，负责镇压敢于起义的农民。但是吾丘寿王相当仁慈，不愿意大砍大杀。到任之后，他看到农民主要是因为赋税繁重，官逼民反，他就减轻赋税，安定民心，同时招揽流民发展生产。

但是，他这种标本兼治的方法最终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认同，气得汉武帝诏赐玺书责问他：“你怎么这样窝囊？为什么你的表现与你的名声相差这么远？”

东郡农民起义，是汉武帝执政期内最早的一次农民起义。至汉武帝的晚年，声势十分浩大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天汉二年（前99年），南阳、楚、燕、赵、泰山纷纷爆发起义。

起义队伍多者有上千人，少的也有几百人。他们攻城克邑，夺取武器，活捉和杀掉各地的郡守、都尉，全国为之震动。各地农民互相配合，活动在乡间的小股起义队伍此起彼伏。

汉武帝下令对“乱民”采取铁血镇压的政策，并派遣使者暴胜之等赴各地镇压。他身穿绣衣，手持斧头，追捕盗贼，威震州郡。绣衣御史暴胜之根据地方官上交朝廷以供军用的多寡进行处置，诛杀两千石以下不听从命令的官吏。

而王贺奉命巡查魏郡，监督地方官追捕“盗贼”。他行事平和厚道，遇畏葸不前、临阵脱逃者往往纵而不杀。而别处御史如暴胜之等人，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吏及连带处死者不下万人。王贺以奉使不称职被免官。

天汉二年（前99年）十一月，汉武帝在《诏关都尉》中下令严防关东“群盗”：“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汉武帝相继派御史中丞、丞相长史到各郡县严加督察，又派光禄大夫范昆、诸部都尉及原九卿张德等，以虎符发兵分头围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