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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五经博士兴太学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不断进行尊儒的活动，其中置五经博士、兴学校这两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历史考证，战国末期就已经设立博士一职。而到了汉初时期，汉承秦制，博士官予以保留。可在那时，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皇帝，陆贾却时不时在汉高祖面前演说称赞《诗》《书》。
于是，汉高祖骂他说：“朕在马上得到天下，哪儿用得着《诗》《书》？”
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天下而后用仁义治理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维护长久的方法啊！假如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的圣贤君王，陛下怎能获得天下呢？”
汉高祖听了，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顿时感觉有些羞愧，于是对陆贾说道：“请先生为我写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是怎么回事。”
于是，陆贾大略地记述国家存亡的原因，一共著作12篇。每上奏一篇，汉高祖都对他的著书称赞不已，在皇帝身边的人也都高喊万岁，并且称那本书叫《新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博士。如张生，如晁错，都属于《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属于《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都属于《春秋》博士。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经学博士已成了定制。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由于这时的《乐》因为时间久远而已失传，儒家的六经也只剩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所以，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五经博士归属太常统辖，主要职责是钻研儒家经典，参与朝廷议论典礼、政事，充当皇帝的顾问。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一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
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他尊崇儒术的意图演变成了现实。
根据典籍记载，夏、商、周时已有学校，汉代国立大学称之为太学。
大学是在汉武帝时期创办设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为庠序，在汉武帝之前，例如蜀都已经设置，汉武帝时期，诏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学校逐渐普及全国。
董仲舒在其《对贤良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其中的“置明师”就是设置儒家思想经学之师，也就是后来汉武帝所设置的五经博士。而“养天下之士”就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汉武帝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公孙弘出生在菑川国薛县。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来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回到临海的家乡去牧猪。
四十多岁的他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而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同龄的贾谊一起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
虽然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的言论，但是在贾谊的一系列建议下，文帝开始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一经博士。
后来，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汉武帝的心意，汉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回到家乡。
元光五年（前130年），公孙弘再次被推举为贤良文学。但是，他执意辞谢，说：“我已经被推举一次，西行至长安，能力不足，未能称职，所以才回来了。还是推举别的先生吧。”不过，国人仍坚持推举他。
汉武帝策诏群儒，请教天命废兴的道理。公孙弘对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强调“礼仪”“赏罚”的应用。
当时对策者达一百多人，太常把公孙弘的对策列在下等，汉武帝阅读之后，将其提升为第一。后亲自召见公孙弘，看到他容貌端正庄严，于是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是汉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简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他们口碑极好。他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公孙弘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面对汉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
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汉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