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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信差从大门口往里望一下，没有看见一个人。两三个花鸭子绕着影壁践践地走来。信差又往院子里走一走，看见小丫环在走廊上也是跪着，他就一步跳出来了，心中纳闷。

他到隔壁那家去送信，他就把这情形告诉了那看门的。

看门的跑到马公馆的大门口站了一会，回去就告诉了女仆，女仆又告诉了大小姐。

不一会，马公馆的大门外聚了一大堆的人。因为这一群人又都是不相干的，不敢进去问一问，都站在那儿往里边探头探脑。

有的想，老马先生死了，有的想孙少爷前天发烧，也许是病重。

还有一些，是些过路人，看人家停在那儿了，他也就停在那儿了，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就跟人家在那里白白地站着。

马公馆的老厨子，扎着个蓝围裙，提着个泥烧的扁扁酒瓶子，笑呵呵地从街上回来。走到大门口，那些人把他拦住，问他

“你们公馆怎么着了?有什么事?”

他说“没什么，没什么!”人们向他拥着。他说：“别挤别挤，我要喝酒去了。”

他一进了院子，听听楼上楼下，都在祷告。他一开厨房的门，他看梗妈跪在那里，并且梗妈哭得和个泪人似的。他也就赶快放下了酒壶，跪下去了。

马伯乐有生以来只受过两次这样庄严的祷告。一次是在他出生的时候，那时他还很小，他全然不知道。那么只有这一次了，所以使他感到很庄严，他觉得坐立不安。

不久他带着父亲赞助他的那笔款子，在上海开起书店来。

现在再说他的父亲赞助他这笔款子究竟是三千块钱，还是几百块钱，外人不能详细地知道。他见了有钱的人，他说三千。

他见了穷朋友，他说：

“哪有那么多，也不过几百块钱。父亲好比保险箱，多一个铜板也不用想他那里跳出来。”

“说是这样说。”马伯乐招呼着他的穷朋友，“咱们该吃还是得吃呵，下楼去，走!”

他是没有戴帽子的习惯的，只紧了紧裤带就下楼去了。

他走在前面，很大方的样子。走到弄堂口，他就只给朋友们两条大路，一条是向左，一条是向右。问他们要吃汤圆，还是要吃水饺。

马伯乐说开的这月店是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街上，三层楼的房子。

马伯乐这书店开得很阔气，营业部设在楼下，二楼是办公厅，是他私人的，三楼是职员的卧室（他的职员就是前次来上海所交的几个穷朋友）。

房子共有六七间，写字台五六张，每张写字台上都摆着大玻璃片。墨水瓶，剪刀，浆糊，图钉，这一些零碎就买了五十多块钱的。

厨房里面，请上娘姨，生起火来，开了炉灶。若遇到了有钱的朋友来，厨房就蒸着鸡啦，鸭啦，鱼啦，肉啦，各种香味，大宴起客来。

比方会写一点诗的，或将来要写而现在还未写的，或是打算不久就要开始写的诗人，或是正在收集材料的小说家……就是这一些人等等，马伯乐最欢迎。他这些新朋友，没有几天工夫都交成了。简直是至交，不分彼此，有吃就吃，有喝就喝，一切都谈得来，一切不成问题。

马伯乐一看，这生意将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将来让他们供给文章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并非商人之交，商人是以利合，他们却是以道合。他们彼此都很谈得来。

马伯乐把从前写小说的计划也都讲了一番。但是关于他为着想卖点稿费才来写小说这一层，是一字未提的，只说了他最中心的主题，想要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

“真是我们的民族非得用我们的笔去唤醒不可了，这是谁的责任……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马伯乐大凡在高兴的时候，对着他的宾客没有不说这话的。于是人人都承认马伯乐是将来最有希望的一人。

彼此高谈阔论，把窗子推开，把椅子乱拉着。横着的，斜着的，还有的把体重沉在椅子的两只后腿上，椅子的前腿抬起来，看着很危险。可是坐在椅子上的人把脚高高地举在写字台上，一点也不在乎，悠然自得。他把皮鞋的后跟还在桌心那块玻璃砖上慢慢地擦着。

那玻璃砖的下层压着一张高尔基的像片，压着一张使大林的像片。

那个张歪着椅子的前腿的人，一看到这两张像片，赶忙把脚从桌上拿下来。抬起玻璃砖把像片拿出来细看一番，连像片的背面都看了，好像说不定这张像片就是他的。

看了半天，没能看出什么来。

经他这一看，别人也都围上来了，并且好几个人问着：“这是在哪儿买的，伯乐!”

“呵，什么?”马伯乐表示着很不经意的样子，他晓得在交际场中，你大惊小怪的，未免太小家子气。

“从青岛带来的。”

马伯乐是说了个谎，其实这照片不是他的，是他的职员的。因为还是远道而来，众人对这照片更表示一番特别重视。

所以接着不断的议论起来。有的说霞飞路上有一家外国书店卖的多半是俄国书，比如果戈里的，托尔斯泰的……还有些新俄的作家。可惜他们都不大认识俄文，只凭了书封面上的作者的画像才知道是某人某人的作品。就是这一家就有使大林的照片。

马伯乐说：

“我还从那里买过一张法捷也夫的照片………穿的是哥萨克的衣裳……”

马伯乐的确在朋友的地方见过这张照片，可是他并没有买过。他看大家都对这个有兴趣，所以他又说了个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