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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呀，俄国的作家，都愿意穿哥萨克的衣裳，那也实在好看，可惜上海没有卖的，听说哈尔滨有，我那儿有认识人，我想托他给我买一件寄来。俄国东西实在好。”

马伯乐说：“很好，很好。”再说那卖俄国画片的书店，众人都不落后，各人说着各人对那书店发现的经过。有的说：

“刚开门不久。”有的说：“不对，是从南京路搬来的。”

有一个人说，他在两年前就注意到它了。正说到这里，另一个人站起来，把一支吸完了的烟尾从窗子抛到花园里去。那个人是帶着太太的，太太就说：

“你看你，怎么把烟头丢进花园里，花是见不得烟的。”马伯乐过来说不要紧。“这花算什么，没有一点好花。”

可是大家的话题仍没有打断。那丢烟尾的人发表了更丰富更正确的关于那家书店的来历，他说他有一个侄子，从前到过海参崴，学了很好的俄国话回来。他是那书店老板的翻译。

“老板的名字叫什么来的，叫做什……多宁克……有一次，我到那书店里去，侄子还给我介绍过，现在想不起了，总之，是个纯粹的俄国人，从他那哈哈大笑的笑声里，就可以分辨出来，俄国人是和别的国人不同的，俄国人是有着他了不起的魄力的……”

他知道他自己的话越说越远，于是把话拉回来：

“那书店不是什么美国人开的，也不是从南京路来的，而是从莫斯科来的，是最近，就是今年春天。”

关于这样一个大家认为前进的书店，马伯乐若不站起来说上几句，觉得自己实在太落后了。但是他要说什么呢!其实他刚来上海不久，连这书店还是第一次听说，连看也未曾看过，实在无从说起，又加上已经被人确定是俄国书店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也就不感到趣味了。马伯乐看一看这情景，也就闭口无言算了。

大家都静了几分钟。

马伯乐要设法把空气缓和下来，正好门口来个卖西瓜的，就叫了佣人来抱西瓜，他站在门口招呼着：

“选大的，选大的。”

他表示很慷慨的样子，让佣人拿了四五个进来。

一会工夫，满地都是西瓜皮了。

马伯乐说：“随便扔，随便扔。”

他觉得若能做到主客不分，这才能算做好交情。办公桌上的墨盒盖没有关，有人不经意地把西瓜子吐在墨盒里了。

马伯乐说：“不要紧，不要紧，真他妈的这些东西真碍事。”

他走过去，把办公桌上零零碎碎的什么印色盒，什么橡皮图章、墨水壶之类，都一齐往一边扒拉着，这些东西实在是很碍事。

过了没有多少日子，马伯乐这书店有些泄气了。他让会计把帐一算，他说开销太大了。他手里拿着帐单，他说。

“是这个数目吗?”

他说：

“有这么多吗?”

他拿起铅笔来，坐在办公桌那儿算了一个上午。这是他开书店以来第一次办公，觉得很疲乏，头脑有点不够用。躺在**去休息了一下，才又起来接着算。无论怎么算法，数目还是那么多，和会计算的一样。于是他说着：

“文真奇怪，这真奇怪，可是一两千块钱都是做什么花的?并没有买什么用不着的东西呀!并没有浪费呀!钱可到底是哪儿去了?”

偏偏拿在他手里的帐單是很清晰的，不但记明了买的什么东西，还记明了日子。马伯乐依次看下去，没有一笔款子不是经他手而花出去的。件件他都想得起来，桌子、椅子、衣柜、痰盂……甚至于买了多少听子烟招待客人他还记得的，的的确确没有算错帐，一点也没有错，马伯乐承认帐單是完全对的。虽然对了，他还奇怪：

“这么多，真这么多!”

他完全承认了之后，还是表示着怀疑的样子。

到了第二天，他想了一个很好的紧缩的办法，把楼下房子租出去，在门口贴了一张红纸租贴，上边写着：

余屋分租，抽水马桶，卫生设备俱全。租金不贵，只取四十元。

因为“租金不贵”这四个字，马伯乐差一点没跟会计打起来，会计说：

“写上‘租金不贵’干什么呢?他要租就租，不租就是不租。写上‘租金不贵’，这多难看，朋友来了，看了也不好，好像咱们书店开不起了似的。”

马伯乐打定了主意必要写上。

写好了，在贴的时候，差一点又没有打一仗。马伯乐主张贴得高一点，会计主张贴得低一点，贴得低人家好容易看见。

马伯乐说：

“贴得低，讨厌的小孩子给撕了去，到时候可怎么办哪!”

马伯乐到底亲自刷了胶水，出去就给它贴上了。他是翘着脚尖贴上的。

因为那招贴刷了过多的胶水，一直到招来的房客都搬来了。那招贴几次三番地往下撕都撕不下来，后来下了几场雨，才算慢慢地掉了。

朋友来了的时候，仍是拉开楼下客堂间的门就进去，并且喊着“伯乐，不在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