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第1页）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上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沮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蒋日合作与蒋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驾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灾。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以上的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千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潢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伯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耍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一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药。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经验再次证明，政权和军队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而成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谁如果忘记了这一条，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我党在谈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们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们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也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布，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说，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解放区军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45年10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三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连其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许多高级将领皆被我军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10月底，我军在规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七万余人，其高级将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筒树助于战场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则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渉，激起了毘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其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马，指挥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12月16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13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要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10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萆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对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接着，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鱗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们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肘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決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3月下旬至4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3月27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囯民党军发动进攻时，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让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掲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5月4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