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第1页）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

一甲午战败，震动人心

自从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即逐渐解体而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家乡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粧（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就闯进中国来了。就连中国封建主义的卫道者、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之流，也感到中国必须有所改变，才能适应世界局势。当胡林翼亲眼看到了外国兵船在大江中来去如飞的时候，他在惊羡之余，也不能不喟然兴叹，说中国的武器太不行了，应该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便出现了李鸿章等封建官僚所办的“洋务”。这种“洋务”开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比日本维新还稍早一点。但是它与日本维新不同。日本经过维新运动便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不过是想借西方的武器来保护中国的封建统治而已。正因为这样，日本已渐趋富强而中国却依然落后，日本才敢于在1894（甲午）年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士兵作战也很英勇，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从中破坏，结果中国还是失败得极其悲惨。清朝政府被迫派头号卖国外交家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不但友好的邻邦——朝鲜被牺牲了，而且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也被宰割而去，甚至还要割让东北的辽东半岛；不但开放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而且还允许日本人得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至于赔款之重——库平银二万万两，也极为惊人。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急剧地增加了，这对中国的民族资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洋务”事业的破产，也迫使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作了若干让步；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就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甲午战后渐趋活跃，孙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战后开始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而前进的。

甲午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1892年初，我刚满十三岁以后，便随我的二哥到成都进了“尊经书院”，这使我的眼界扩大了许多。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个名叫黄芝的，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因为他父亲是个“刻字匠”，当时人们都看不起他，但我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长，读书很多，对文字学、汉学颇有研究。我们时常一起去游览武侯祠、草堂寺等名胜古迹。每当傍晚我们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他总要指点胜迹，为我讲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有时还联系到当前国家的危机，大发感慨之词。这样，我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在“尊经书院”的时候，学长们还不断给我讲述前辈同学们的斗争故事。有一个同满人藩台斗争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大致是书院刚成立不久，学生们即爱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那时有一个贪婪昏庸、横行无忌的满人作藩台，便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一天总督考课，省城官员循例奉陪。这天，藩台到得特别早，他坐着八人大轿，一直闯到书院的二堂才下轿。学生们见他这样抖威风，都非常气愤，便设法捉弄他。他们派人到书院门口迎接钦差学政张之洞，张于是即在书院门口下轿。张当时在四川颇有声望，而且又是钦差，其余的官员见他的轿子放在书院门，也都在书院门口下轿。等考课完毕，所有官员的轿子都从书院门口进来，惟独这位藩台的轿子从二堂抬出，而且上面的玻璃早被学生们打碎了，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这位藩台因此怀恨在心，便想到“尊经书院”抓人报复。那时主管书院的王壬秋（阊运）很爱护学生，他估计到藩台不肯罢休，当晚即去信请张之洞翌晨便衣简从来院议事。第二天，张来到书院，却无人接他。他正在客厅里徘徊的时候，藩台派来的人便把他当作学生抓去了。藩台一看抓来的是钦差，吓得连忙赔罪。从此以后，他的恶行也就收敛了一些。这个故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在“尊经书院”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极其深刻。

这年夏天，我和我二哥奔母丧回家。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学、极讲孝道的人，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间为母守殡，实行所谓“庐墓三年”。当我送他出门以前，我们总要挑灯读书。那时我们读的是《通鉴辑览》、《天（启）崇（祯）百篇》等书文。每读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我们都极为感动，甚至潸然泪下。我们尤其喜爱的是明末烈士黄淳耀。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际，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并说：“弟弟，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在明末的许多“名士”中，一方面有黄淳耀这样的烈士；另方面也有吴梅村那样的懦夫。吴投降了清朝，后来因怕被列入“贰臣传”而感到悔恨，他临死前在一首《贺新郎》的词中写道：“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完全道出了一个软骨头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象吴梅村与黄淳耀这两种人，真可谓“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他们之所以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全在乎关键时刻是否受得住严崚的考验。在甲午战前，我读的就是这类书。而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因此，对“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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