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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002

桂生请兰泉作其祖诗文集序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至玉敦是否健存，今虽不能确知，但据紫竹山房诗文集首所载之顾光撰陈兆仑墓志铭，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仑葬时，玉万已卒，玉敦犹存。又据同集首所载之郭麐撰兆仑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时距兆仑之葬为二十三年。）止言兆仑孙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则此时玉敦必先卒无疑矣。假使桂生请兰泉作序时，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论及桂生当日请兰泉作其祖集序时，其持示兰泉之稿本，卷数较刊本为多。桂生所以删削之故，虽不敢确言，但必因端生壻范某之关系无疑。桂生既大加删削，则此集之刊布，纵使玉敦尚在，亦可不反对。或者桂生请作序时，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删削者，岂由长生及其他亲友尚有不满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载序文亦不同于兰泉当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语病，致招陈氏亲友之非议，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长生寄外诗云：「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自命不作苏秦之妇。观其于织素图感伤惓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文述于西泠闺咏壹伍绘影阁咏家诗序中言端生壻范某乃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又于颐道堂外集陆（碧城仙馆诗钞玖）题绘声阁集四律第二首诗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适范氏，壻以累谪戍」。则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乡试科场案中求之，因范某为诸生，不能关涉会试也。乾隆纪元凡六十年，举行乡试次数颇多，其与此案有关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决定此后前两时限者，实有特殊人事之关系。观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时，陈玉敦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兰泉，即知范某之案必已发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时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缘第壹柒卷首节云「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及「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则是端生结婚后一年即产一女，隔数年，又产一儿。其间或虽产儿而不育，要之，必有数年之间隔，否则不得用「早」字也。关于此点又须推测端生适范某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缘第壹柒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也。又言「辛丑旋南首夏天」，据紫竹山房诗文集所附年谱，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而其父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因此南归原籍杭州也。端生为在室未嫁之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实即二十七个月。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又端生应服祖父服朞年，故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末除祖父服。但其父玉敦之除父丧，以乾隆三十八年有闰三月之故，应在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也。依当日社会情况言，钱塘陈氏既为士大夫礼教之家庭，除其壻范氏一方面有何问题，今难考知，可不计外，则端生结婚之期纵可勉从权变，或得在除其母汪氏服，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之后，然总以其父玉敦除端生祖兆仑之服，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之后，方合礼法也。又据紫竹山房文集壹伍冢妇吴氏行略云：

［乾隆］庚午（即乾隆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逾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职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己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之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叁肆壹礼部伍贰贡举整肃场规壹乾隆四十五年谕。）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前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卢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谕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壹壹壹叁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谕曰：刑部审讯乡场传递文字之誊录陈七等一案，将陈七拟绞监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鹤发往乌鲁木齐，不能禁约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此案科场传递积弊闻之已久，但总未经发觉，姑未深究。今陈七等既经拏获，若不力为整顿，使之惩儆，则舞弊营私，将何底止。此案陈七一犯，包揽得赃，藐法无忌，实为罪魁，问拟绞候，自属法无可贷。恒泰春泰着削去旗籍，与范菼陶云鹤一并发往伊犂，给种地兵丁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着革职，以为科场舞弊玩法者戒。

同书高宗实录壹壹壹肆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谕：乡试为抡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窦。本年顺天乡试，经搜检王大臣奏，拏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从重办理，用昭炯戒。顺天科场，特派王大臣等，于砖门龙门逐次严查，尚有此等弊窦。何况外省稽察搜查，断不能如京师之严密。该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奸，是其专责。乃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折，惟今年富纲（寅恪案，清史稿贰佰捌疆臣年表陆各省巡抚表载乾隆四十五年富纲任福建巡抚。）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增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奸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奸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时查获，严加究治，从重核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案，端生之壻范某是否即范菼，今难确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折」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以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犂，亦与端生壻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壻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全国，凡遇科试之期，负监临之责者，须引此旨覆奏，永为定例。则此案性质严重，一至于是。当日陈氏亲友惴惴畏避，若恐被其牵累，遂不敢略一涉及端生者，非无因也。

复次，清代江浙士人因长洲韩元少掇高科享盛名之故，往往喜用其名，以「菼」为名。「菼」既是单名，「范」亦非僻姓，则乾隆之时，江浙地域同称「范菼」者，当不止一人。今翻检当时史料，发现有一「范菼」者，其人乃陈兆仑交友范璨之子。（见紫竹山房诗集叁书榜自注，同书捌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自注及文集捌湖北乡试录序又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条。寅恪案，范氏之名及字，今所见诸种材料，往往不同。其名当以作「璨」为是，盖清高宗实录壹叁贰乾隆五年十二月戊戌条及同书壹捌柒乾隆八年三月庚午条，清史稿拾高宗本纪壹同年月日条，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姚璨条，清国史馆范璨传，陆燿范公神道碑等，皆作「璨」也。惟清史稿贰佰捌疆臣年表作「灿」，与本书高宗纪自相违反，殆吴廷燮撰表时未详察耳。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引范氏之名共有三处，仅文集捌作「璨」，余二处均作「灿」。至范氏之字，诸材料均作「电文」，而紫竹山房诗文集及所附年谱则俱作「奠文」，不似误写，未知何故，殊可注意。他若诸地方志于范氏之名往往或作「璨」，或作「灿」，以其取材不同所致，可不深论。）然其可能性固大，可疑之点亦多。兹略引史料稍辨释如下：

陆燿切问斋集拾资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参王昶湖海文传伍拾陆燿文选及碑传集叁贰陆燿撰范公璨神道碑。）略云：

乾隆辛巳之岁，恭逢圣母皇太后七旬万寿，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赐游香山，制九老诗以宠之，时则资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与焉。盖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庆典来朝，获厕耆英之会，朝论荣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闻，谕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于木渎之阡。公讳璨，字电文，一字约轩，其曰松岩者，以上赐「松岩乐志」额，因以为号也。系出宋文正公长子监簿公纯佑之后，公登康熙癸巳乡荐，雍正甲辰进士，改庶吉士。［后］巡抚湖北安徽。入为都察院副都御史，工部侍郎。旋以两亲尚在浅土，特疏请，遂得蒙恩卜葬，并许归田。居平益以盛满为戒，洁清之操，晚节弥励，菜羹蔬食，不异贫寒。公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自卜居于吴兴之南浔。其卒之年距生于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配孙夫人。子二人，仪薰，国子监生，菼，贡生，皆先公卒。孙三人，墀、城、垲，皆国子监生。女二人，孙女二人，皆适士族。曾孙男女十四人。予于公为乡后学，墀又姻也。（寅恪案，尔雅释亲云「壻之父为姻」。然则燿之女适墀之子也。）以公隧道之文来请，因敍其世次历官行谊，而系以铭。

李桓耆献类征初编柒陆卿贰类叁陆载清国史馆范璨传略云：

范璨浙江秀水人。雍正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五年迁湖北巡抚。八年三月调安徽巡抚。九年六月召还京，九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年五月迁工部左侍郎。十一年请假回籍，寻以年老休致。三十二年卒。（寅恪案，璨实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李桓耆献类征此卷出自清国史馆列传原本，盖官书所记，乃从赐祭葬之年耳。）寻赐祭葬。

范来庚南浔镇志贰建置志居第门载：

九老第。（原注：在东栅大街。范司空璨致仕所居。钦赐「香山九老」，故名。）乐志第。（原注：在东栅皇御河。少司空松岩公子贡生范菼所居。御书「松岩乐志」匾，故名。寅恪案，此语大可注意，似范璨卒后其子菼犹居此第也。可参下文论范菼先其父卒节。）

光绪七年修乌程县志贰叁寓贤略云：

范璨字电文，号约轩，晚号松岩。榜姓姚。（寅恪案，清朝进士题名碑雍正二年甲辰科载：「二甲三十五名姚璨，浙江秀水县。」）世家吴江之麻源九曲里。秀水籍。既贵显，让宅于从父兄弟，而移家乌程之南浔，其居在东栅大街者，曰九老第，复构乐志堂于皇御河西，恭奉御书「松岩乐志」匾额。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七，赐祭葬。着有乐志堂集。露清篇。（苏州府志、南浔志、切问斋集范公神道碑。）

寅恪案，陈兆仑与范璨既同朝雅故，复同乡里，门户匹对。范氏为秀水人，与端生外祖汪上堉同县，其家又寓乌程之南浔镇，与端生妹长生夫家叶氏同居湖洲。据端生再生缘第壹柒卷首节「更忻夫壻是儒冠」之语，复与贡生之资格相符及乡试科场有关，则范菼即陈端生之夫范某，其可能性甚大。但范璨既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而端生之适人，如上文所推论，当在乾隆三十八年，其时璨子菼已先璨卒，此可疑之点一也。又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一案，范菼始获罪遣戍，时间又更在三十一年范璨卒年之后，此可疑之点二也。说者或谓陆燿碑文菼已「先公卒」之语，盖有所避忌而改易，此固可通，然再生缘第壹柒卷首节端生自言「幸赖翁姑怜弱质」，则端生适范某之初，其翁仍健存，而范璨已卒于乾隆三十一年末，此时端生尚在闺中，斯岂可通耶？若欲勉强认定范璨之子菼即是端生之夫，则必须有两项假设。（一）陆燿「子二人，仪薰、菼，皆先公卒」之语，乃是讳改。考陆郎夫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见碑传集柒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是此碑文作成之年月不能后于此时限。又考郎夫以母陈氏病，于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乞归侍疾。四十六年十一月丁母忧。四十七年十二月奉旨往山东办理运河隄务。（见耆献类征壹捌叁清国史馆陆燿传。）揆以通常情事，陆氏撰此碑文当在以母疾乞归居家时。（陆氏此时实居浙江秀水，而不在江苏吴江。见冯浩撰陆君墓志铭。又范氏本秀水籍。紫竹山房诗集捌「呈范侍郎奠文灿前辈即送归禾中」二首。其所谓「禾中」，即指秀水言也。）因范菼之案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秋季，上距陆氏之丁母忧，其间尚有一年余之久，可以受范璨孙墀之请，作此碑文。若陆氏自丁母忧至往山东时，虽亦有一年余之久，但在母丧中，恐不便受范氏之请，撰此碑文。又今陆氏所撰切问斋集，虽不编年月，而此碑文之后即接以「保德州知州钱之青墓碣」。此碣文乃燿任湖南巡抚时所作。（耆献类征壹捌叁清国史馆陆燿本传略云：「［乾隆］四十九年七月擢湖南巡抚。五十年六月卒。」）以篇章排列次序先后言之，则此碑文作成之时，下距郎夫之卒甚近。其在乾隆四十五年范菼案发生之后，更可推知。然则碑文之讳改，自是可能之事也。又依常例言，神道碑文之作自当在已有墓志铭之后。今检清代载籍，关于范璨身后之文，唯见陆燿所撰神道碑一篇，而未发见有墓志铭。岂范松岩实曾有墓志铭，乃其太亲翁陈句山所撰，后为陈桂生所删削，遂致不传耶？姑记此疑，更俟详考。（二）范菼既非璨之长子，自有出继之可能。如陈兆仑以其次子玉敦出继其弟兆嵋之事，即可为证。（见紫竹山房文集壹伍仲弟眉山行略。）果尔，则端生书中所谓之「翁」，乃菼出继之父，亦即璨之弟也。然欤？否欤？非所敢确言也。

至于范璨神道碑文撰者陆燿，其与陈端生父玉敦之关系，亦有可述者。燿与玉敦同于乾隆十九年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燿又于「［乾隆］三十五年八月选云南大理府知府，以亲老改补近省，十二月调山东登州府知府。三十六年调济南府知府」。（见耆献类征壹捌叁清国史馆陆燿传及紫竹山房集附载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十九年甲戌条。）则燿亦与玉敦同时同官山东登州。但史文简略，不知燿是否未到登州，即改调济南耳。若燿果一莅登州者，则玉敦虽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丁父忧，然端生实于此年四月始返杭州。（再生缘第壹柒卷第陆伍回首节「辛卯旋南首夏天」。）则燿之家庭如亦同在登州者，或尚可与端生相见。燿本为吴江人，吴江乃范璨原籍，即上引燿撰碑文中所谓「予于公为乡后学」者。燿于范墀为姻亲，虽不知始于何时，但陆范两家当早有交谊，而燿又与陈氏友好，岂端生与范菼之婚姻，即由陆氏所介绍耶？此乃大胆之妄测，殊不敢自信者也。

抑更可论者，范璨以乾隆三十一年卒，其年八十七。假定其在六七十岁间生子菼，则端生与菼结婚时，菼年当为三十余，而端生如上所论，已二十三岁。以当日社会婚嫁年龄常情推之，菼当是继娶无疑。璨有孙三人，孙女二人，不知其中孰是端生所生者，今亦不可考知矣。总而言之，未见陈范两氏家谱以前，端生夫壻问题实一悬案，不能满意解决也。（寅恪初疑陈端生之夫范某为乾隆时因收藏顾亭林集获罪，议遣戍，而被赦免之范起凤。后又疑为乾隆间才女陈云贞之夫，以罪遣戍伊犂之范秋塘。搜索研讨，终知非是。然以此耗去日力不少，甚可叹，亦可笑也。）

至于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一案，其中获罪诸人，除范菼以外，亦略有可论者。此案主犯陈七必有真实之名，当时谕旨及刑部奏疏仅称「陈七」者，盖承办此案之法官不欲多所牵连，故遂隐去其真名，而迳以排行之称谓着之公牍耳。陈七之名今既无可考，兹可不论。若恒泰春泰二人自是兄弟。高宗谕旨既言「削去旗籍」，又特改部议发往乌鲁木齐为发往伊犂，则此二人当是与乌鲁木齐有关之旗人无疑。勒善以不能禁约恒泰春泰二人革职，则其人必是恒泰春泰之家长。据此诸端推论，今于清代史料中，发现一勒福，颇合上列条件。然仍有疑义，尚待详考。兹姑引史料，略辨释之于下：

耆献类征初篇叁贰贰将帅类陆贰载清国史馆勒福传略云：

勒福初名勒善。哩那氏，蒙古镶蓝旗人，吐鲁番驻防。由委前锋校于乾隆五十八年派赴叶尔羌戍守一次。［道光］十五年二次俸满，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由兵部带领引见，得旨：「勒善着更名勒福。」二十年以年力就衰，命原品休致。二十三年卒。子祥泰骁骑校。

寅恪案，勒福本名勒善。清宣宗何以特改其原名，今不能详知。然其原名必有所避忌，自无可疑。其人既属吐鲁番驻防，又经乌鲁木齐都统长清保荐，似恒泰春泰之由发往乌鲁木齐改为发往伊犂者，其理由或即在此。虽然，此勒福是否即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之勒善，尚难断定。因传言勒福于道光二十年，以年力就衰致仕。则此时其年龄必已老迈，可以决言。若上推至乾隆四十五年，其间距离已有六十年之久，故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之时，其人之年龄至多亦当为二十岁上下，其所生之二子，至多亦不过数岁。纵此二子俱为「小时了了」之神童，然顺天乡试非神童特科，如此幼小年龄绝不能入闱应试。由是言之，恒泰春泰必非勒福之子可知。但此勒福之子，其名为祥泰。以「泰」字为名，明是与恒泰春泰为兄弟排行。否则天下恐无如此巧合之事也。颇疑恒泰春泰乃勒福之姪，而非其子。谕旨中所谓不能「禁约子弟」者，乃泛指家长而言，非谓恒泰春泰即其子或弟也。陶云鹤今无可考。惟有陶淑者，据清朝进士题名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二甲二十九名为陶淑。其人乃江西南城县籍，虽名列等次颇高，然未入翰林馆选，（参光绪修江西通志叁贰及叁肆选举表及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柒之肆选举表，并南城县志柒之贰。）以州县外职终老。此陶淑之仕宦年代甚合陶云鹤父之条件。但今所见史料殊为简略，不易决定此陶淑果是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中有关之人与否也。详检清代史传，陶姓淑名者，固不止一人。然时代相当，其他条件亦符合而又不为女性者，实止有江西南城陶淑一人。兹节录地方志之文，略辨释之于下。

南城县志捌之贰宦业陶淑传（光绪补道光修建昌府志捌人物宦业下，又可参畿辅通志壹玖贰宦绩拾。）略云：

陶淑字作人，号秋山，南城人。乾隆癸酉中式北闱乡试。丁丑成进士。选授卢龙令。迁临榆。调衡水。升保安知州。以事诖误。补枣强令。内艰服阕。补陕西麟游令。前后服官四十余年。性耽吟咏，公暇与僚属相倡和，不以宦游偃蹇介意也。着有秋山诗集。（参光绪修江西通志壹壹壹艺文略集部伍别集。又南城县志玖之陆艺文中载陶淑姑山吟七古一首。）

寅恪案，陶淑传中言其任保安州知州时「以事诖误」，而不明言其为何事。但据乾隆修衡水县志首载陶淑序（此序所署年时为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季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