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世师表（第2页）

苛求古人自然不对，但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味地颂扬古人也很难说正确。在董仲舒之后一千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董仲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际享受着相当多的人的盲目崇拜与颂扬。自从元代异族统治者把董仲舒拉入孔庙陪孔夫子吃冷猪肉之后，明清统治者都对董仲舒表示了极大的尊敬。然而他们实际上是在利用董仲舒的偶像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很难从学术上评定这种做法有多少合理性。[22]

当然，对董仲舒的有意利用莫过于康有为一派近代今文学者，他们为了改变董仲舒竭尽毕生精力构思的中国传统社会，又不得不借助董仲舒的偶像“托古改制”，挖掘董仲舒亲手建构的传统社会大厦的墙角。康有为称：“及读《繁露》，则孔子改制、变周、以《春秋》当新王、王鲁、绌杞、以夏殷商为三统，如探家人筐箧，日道不休。……大贤如孟、荀，为孔门龙象，求得孔子立制之本，如《繁露》之微言奥义，不可得焉。董生道不高于孟、荀，何以得此？……故所发言轶荀超孟，实为儒学群书之所无。”[23]康氏将董仲舒推到孟、荀子上，除其满足于改制的目的外，还能和他计较什么科学性呢？

相对说来，同属今文经学派的皮锡瑞，他对董仲舒的评价就比康有为要公允一些。他说：“孟子之后，董子之学最纯。然则《春秋》之学，孟子之后，亦当以董子之学为最纯矣”，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董仲舒使“圣人之微言大义，得以复明于世。”[24]换言之，董仲舒将孔子已说未说的话都作了较为明确的阐释，这大体合乎董仲舒思想贡献的真相，但许为“最纯”，则未必是。

总之，董仲舒是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他的理解与评价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要归，今日看来不必再基于现实的需要去改铸董仲舒的面貌，而应当尽力去探求董仲舒学说的真实的历史面目。

[1]《汉书·儒林传》。

[2]《汉书·懦林传》：

[3]《春秋谷梁传章句序》。

[4]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之《春秋谷梁章句》辑录。

[5]《汉书·懦林传》。

[6]《太平御览》447引。

[7]《司马文公文集·读书堂》。

[8]《端伯传师说》，《二程集》第7页，中华书局1981年。

[9]·苏舆《董子年表》案：“程子许自汉以来，有儒者气象者三人：大毛公、董仲舒、扬雄。然于雄颇议其行已。无间然者，独毛、董耳。又云：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朱子则云：‘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又云：‘仲舒识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国平天下。如云仁、义、礼、乐皆其具。此等说话皆好。若陆宣公论事却精密，第恐本原处不如仲舒。’又答沈晦叔云：‘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答陈正已云：‘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诋之。’又云：‘仲舒本领纯正，如说正心以正朝廷，与命者天之道令也、以下诸语皆善。班固所谓纯儒，极是。’齐推崇者至矣。”

[10]《朱子语类》第3257—3262页，中华书局1986年。

[11]《汉书·董仲舒传》。

[12]《朱子语类》第3263页。

[13]《汉书·楚元王传》-

[14]《论衡·案书篇》。

[15]《论衡·程才篇》。

[16]《论衡·案书篇》。

[17]柳宗元：《贞符》，《柳宗元集》第30—35页，中华书局1979年。

[18]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欧阳文忠公全集》卷73。

[19]黄震：《东发日钞》。

[2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第322—324页，中华书局1977年。

[21]颜元：《四书正误》卷一《大学》，《颜元集》第163页，中华书局1987年。

[22]陆陇其论贾谊、董仲舒优劣云：“贾之言多及于利害，而董则主于义利也。贾之言多至于激烈，而董则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犹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本于庄敬诚恪之余。涉于利害者，与世运争胜负，而一害去未必无一害兴。主于义理者，与性情为流通，而义中自有利，义中自无害。”又曰：“贾以才胜，董以学胜。以圣门言之，董生猖者也，贾生狂者也。”又曰：“学董生而不得，犹不失为迁阔之儒。学贾生而不得，则功利夸诈而已。”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云：“学者若能识得康成深处，方知程朱义理之学，汉儒已见及。程朱研精义理，仍即汉懦意趣。吾于薰生则云。”苏舆《黄子年表》谓：“后世以训诂、义理分汉、宋学派，不知董君书实为义理之宗。故余以为汉儒经学，当首董次郑。则知说经有体，不必别标门户矣。”一云：“两汉多用董学。魏晋南北朝多用郑学，宋以后多用朱学：董学在《春秋》，郑学在《礼》，朱学在《四书》。今人调和汉宋，专取郑朱语句相同者，牵合比附，用心虽勤，亦失所宗矣。”

[23]康有为：《董氏春秋学自序》，上海大同译书局刊万木草堂丛书本。

[24]皮锡瑞：《论董子之学最纯微言大义存于之书不必惊为非常异义》，《经学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