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春秋之义（第2页）

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指出：“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是以本质为转移的”。这精辟地说明了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一致性，说明形式、现象终归为内容、本质所制约。董仲舒当然未必在理性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透过他对《春秋》质、文的分析，无疑表明他具有这样一种朦胧的意识。

（2）“《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董仲舒认为，《春秋》的微言大义主要体现在笔法的常辞与非常辞上。他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书葬而葬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赋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41]书与不书都有深刻的用意，远不是行文的要求，而是要表达一种主观性政治的目的。“《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42]换言之，性质相类，但程度深浅不同的事件，在《春秋》的表现与评判中有明显的不同。

确实，《春秋》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视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辞，但这并不意味着《春秋》在用辞上有一套完整而凝固不变的规矩。恰好相反，董仲舒认为，《春秋》的用辞非常讲究，但它决不是教条主义的处理，而是视其具体条件而灵活变通。“《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43]不过，不论常，还是变，《春秋》之用辞都不是作者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看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得其处，则皆是也；失其处，则皆非也。”[44]

在董仲舒的《春秋》学中，与常、变相接近的概念是经与权。一般说来，《春秋》“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对于所记载的事件，事同则辞则，事异则辞异。对于那些遵循或违反古代礼制的人和事，也非教条主义地对待之，而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宜。董仲舒在谈到《春秋》的“经礼”、“变礼”时指出：“《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是故昏礼不称主人，经礼也；辞穷无称，称主人，变理（礼）也。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物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理（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理（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春秋》用辞带有很强的随意性，相反，《春秋》不论客观条件如何不同，其用辞都不致于违反既定的基本原则，“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45]总而言之，“《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仁人。”[46]

（3）“《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

《春秋》为什么特别重视“元”？这是《公羊》学者所竭力发挥的微言大义。董仲舒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本立而道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王代表天意而行事，反过来，其行为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意的决定和选择。王正，阴阳各得其位，“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灾异并生。[47]所以，“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48]

董仲舒虽然强调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但天之端也不是最终极的评判标准，在它之上还有一个“元”。他指出：“《春秋》之道，以元之深证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位，以诸侯之位正竟（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49]在董仲舒的政治模式中，君主拥有人世间至上的权威，但在君主之上尚有一个“天”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他，而天意的决定，一方面视君主的行事，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一玄虚而不可理喻的“元”。

就常识而言，董仲舒的元确实玄虚而不可理喻，但由此不禁使我们想起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孟德斯鸠认为，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就是一切政治的与民事的权力的泉源。这样的国家由君主一个人单独依照基本法律进行管理，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凭一个个人一时与反复无常的意志行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便什么也不能固定，结果也就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了。”[50]因此，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原则，以制约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君主的任意行动。

董仲舒不可能有孟德斯鸠般的理性认识，但他无疑也看到，在高度极权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下，君主拥有人世间的至上权威，如果不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制的话，君主仅凭个人的喜怒无常而任意行事，势必给国家带来灾难。因而董仲舒也设想用一种特殊的分权方式来限制君主的行动。问题是，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是从理性出发，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而董仲舒的分权说则是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立场上，不可能看到人民的力量，也无法反映人民的呼声，而是用一种非理性的、宗教神学的方式，宣称世界的秩序、社会的存在、社会经济关系、君主的权力及其命运统统来自神秘而不可理喻的“元”。显然，董仲舒与孟德斯鸠的根本区别正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还会详细讨论。

（4）所谓“六科六指”与“十指”

董仲舒认为，治《春秋》学必须抓住根本，其根本即“六科六指”与“十指”。抓住它，才能真正把握《春秋》大义，才能贯通其理以应万变。他说：“《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然后援天瑞，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殊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则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是以必明其统于施之宜。”[51]

对于六科六旨，董仲舒未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他曾著文指出，《春秋》所记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尽管“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然概括而言，这“无不有”之中，不外乎十大要指。综合董仲舒的相关言论，十大要指的基本内容是：一是“举事变见有重”，防微杜渐。[52]当一个事情刚刚出现时，就应做到“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此乃《春秋》之志，也是“其明之至矣。”[53]二是当事情尚未发生之时，就能“审得失”之所在，预见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早防之。三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改造至少避开不利条件，“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四是善于提纲挈领，抓主要矛盾，“强于弱枝，大本小末”，分清轻重缓急，这样在政治上就能使“君臣之分明”，社会秩序日趋稳定。五是善于区别是非优劣，“别嫌疑，异同类”，不同问题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六是以贤、才作为衡定人物的标准，“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七是充分考虑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既用民，又养民，“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八是“承周文而反之质”，重视教化，而“仁恩达矣”。九是遵循五行相生相胜之律，“木生火，火生夏，天之端”，如此，“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欢矣”。十是“切讥刺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强调实现“天所欲为”。[54]

质言之，十大要指是董仲舒概括出来的《春秋》思想纲要和思想原则，是“事之所系也，王化之由得流也”的必要前提。它包括了从人生到社会，从社会到整个自然界各个方面所应遵循的一般规律。据此不仅可以看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可以看到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致思旨趣。

[1]《春秋繁露·俞序》。

[2]《春秋繁露·竹林》：

[3]《春秋繁露·楚庄王》。

[4]《孟子·离娄下》。

[5]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93页，中华书局1960年。

[6]《孟子·离娄下》。

[7]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有学集》卷十八。

[8]朱熹：《论语集注》卷七。

[9]《古史辩》第1册，第55页。

[10]蒋伯潜：《十三经概论》第187页引。

[11]魏源：《诗古微》一。

[12]《论语·为政》。

[13]据杨伯峻《孟子辞典》统计，见《孟子译注》第449页。

[14]《孟子·告子下》。

[15]《孟子·梁惠王上》。

[16]《孟子·滕文公上》。

[17]《尚书大传》。

[18]《孟子·公孙丑上》。

[19]《孟子·公孙丑上》引，见《诗·大雅·文王·有声篇》。

[20]《孟子·梁惠王下》：

[21]《孟子·滕文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