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诸子的复出（第2页）

即使仅从纯粹的学术传授系统看，法家学说在汉初的发展轨迹也历历可见。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的韩安国“尝受《韩子》杂说邹田生所”。[16]晁错也“学申商刑名于轵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17]景帝时，晁错用事，权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足见法家势力在汉初政治中的影响力。

在被称为“有汉第一儒者”的贾谊思想结构中，法家学说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一点早为学者所指出。甚至“武帝虽重儒术，实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弘羊辈，欲行李悝、商鞅之术以治天下，故儒法并立，而相水火于朝廷”。[18]质言之，在汉初几十年，法家学说不仅有专门传授，而且在广大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官僚层中拥有相当的势力，并一度具有新统治学说候选者的资格。

除了墨家、法家之外，在汉初的几十年，先秦道、名、阴阳、五行、农、杂等诸子百家都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如主父偃先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19]当时的人热衷于传承这些学说，除利禄的原因之外，恐怕更多地是时代条件使然。因为在黄老学说的统治下，学术自由的空气较为浓郁，“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20]自由空气促使了诸子的复兴，使中国学术的发展迎来了秦王朝之后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为后来取黄老之学而代之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1]《史记·礼书》。

[2]《汉书·楚元王传》。

[3]《史记·陆贾传》。

[4]《史记·曹相国世家》。

[5]《汉书·陈平传》。

[6]《史记·万石张叙列传》。

[7]《汉书·食货志》。

[8]《法经·君正》。

[9]《汉书·食货志》。

[10]《史记·李斯传》。

[11]《史记·太史公自序》。

[12]《孟子·滕文公下》。

[13]《孟子·滕文公下》。

[14]《韩非子·显学》-

[15]《汉书·郑当时传》。

[16]《汉书·韩安国传》。

[17]《汉书·晁错传》。

[18]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第84页，《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19]《史记·主父偃传》。

[20]《史记·老子韩非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