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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学的分化
董仲舒讲学并不面授，而由弟子中的高材生次第转相传授，因此，有的弟子虽从董仲舒受学多年，也难得谋面。不过，他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好处，如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故对后世影响很大，像东汉大儒马融等人就比较乐于采用这种方法。[1]
董仲舒在教育实践上颇富成就，培养了一批著名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2]知名可考者有梁相褚大、长史吕步舒、谏大夫赢公等。再传弟子中有符节令眭孟等。而子及孙也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之学一传至赢公，再传为孟卿和眭孟，眭孟授严彭祖和颜安乐，开启《公羊春秋》严、颜两大学派。严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孙文及东门云。颜安乐授淮阳冷丰及淄川任翁。冷丰又授大司徒马宫及琅邪左咸。另一系由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又授颖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孟卿弟子疏广，后授琅邪管路，路授大司农孙宝。[3]
严、颜二系在东汉皆立为博士，传人更多，成就、影响更大。如钟兴从丁恭受《严氏春秋》，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樊繁亦事丁恭，尝以谶记正《五经》异说，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又有《冯氏章句》八万言，亦为严氏所传。
另据吴承仕研究，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北海敬王睦作《春秋旨意终始论》。皆不知本何师。今检《汉志》所录，有《公羊外传》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颜氏记》十一篇。而严彭祖之《公羊传》、《春秋图》忽然又见于阮《录》、《隋志》。盖后世所录，有为后人所作而题本师之名者。迄六朝隋唐间，颜、严之书尚在，故沈阿文、徐彦、孔颖达犹得援以为说也。各家章句亦不传。近人以何氏《解诂》盖采严、颜二本，而徐《疏》颇引二家遗说以申何氏学，是故原其始于董仲舒《春秋繁露》，要其终于何休《公羊解诂》、徐彦《注疏》。“汉世《公羊》家言，大略具是矣。”[4]
董仲舒不仅桃李遍两汉，而且是以著作家、思想家的面貌出现，对于古代的礼制，他有精深的研究并身行之，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因而皆得当世学子以师尊之。同时，董仲舒又是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理论家，他所阐发的思想见解都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正统观念。因而，汉代儒学，以董仲舒为不祧之宗。刘向称他“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刘歆也以为，董仲舒“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5]班固更以同样口气赞美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6]可惜，这些毕竟都是董仲舒身后的事了。
在董仲舒生前，其名声虽然很大，但不仅没有真正成为“王者师”，而且其仕途坎坷，几上几下。他虽为景帝时老资格博士，但至武帝即位时并无任何突出事迹可以称述。
董仲舒虽然在政治实践上没有多少可称述的事迹，但是在思想文化界极端沉闷的两汉社会像董仲舒这样勇于思考，又善于思考的思想家实不多见，他的正直为人，特别是其理论上的巨大贡献也确实受到时人的尊重与称道。司马迁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惟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学士皆师尊之”。[7]刘向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8]班固更许董仲舒为有汉一代“儒者宗”。[9]就连对董仲舒的思想见解略有微辞的王充，也对董仲舒的人格表示极高的赞佩，将之与孔子并列。他说：“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10]
董仲舒确实继承、光大了孔子的儒学思想，特别是他“一言兴儒”，使在野的儒学一跃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思想，对于儒学的发展固然是“功莫大焉”。但是如果说董仲舒忠实于孔子的学说，“孔子之文在仲舒”，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董仲舒的最大功劳恐怕正在于修正传统的儒家学说，依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完成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具有神学内容的新儒学体系”。[11]仅此一点，就可知董仲舒的思想虽然与传统儒学有关，但又具有明显的本质区别。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内在原因，董仲舒生前并不得志，他虽然“凡相两国”，退休后仍为朝廷备顾问，但始终没有在中央政权的决策系统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不仅没有起到伊、吕“王佐”式的政治作用，连管、晏的地位与影响力也不及，而在更多的情况上颇有点类似于孔子、孟子生前的遭遇，只是比孔、孟更淡薄于名利，不那样到处兜售自己就是了。
董仲舒真正受到普遍的重视与尊重，也颇类似于孔孟，依然在他死了之后。
然而和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一样，由于董仲舒思想体系构造的庞大与解释余地的丰富性，使其后学必然地发生分化。据记载，在董仲舒的弟子及门徒中，“惟赢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12]其余的虽号称为董仲舒精神的真传，实际上“质问疑义，各持所见”，只是为了功名利禄的现实需要，才继续声称为董仲舒学术的传承人。
董仲舒后学最先分化出来的，无疑是那些密切关注于现实、为现实服务的经世派。这一派虽然依然重视董仲舒思想的理论价值，但更多地则强调董仲舒思想的实践价值。他们一方面循规蹈矩、忠心耿耿地执行朝廷的政令，颇有政绩，如贡禹、褚大、左咸等；另一方面，他们往往依据董仲舒的学说，特别是董仲舒对《春秋》之义的诠释，以作为指导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和依据，片面膨胀董仲舒学说的实践意义，相对忽略其理论价值。如孙宝、吕步舒等人依据《春秋》之义决狱，实际上正是对董仲舒思想的片面利用。
对思想的片面利用，从表面上看依然保持思想原本的外在形式，但理论与实际从来不可能全部吻合的根本特征，又决定着这种利用必然败坏思想原本的信誉与名声。这一点，在董仲舒后学中最为突出的代表莫过于那些过分夸大灾异、谴告说功能的一派人。
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董仲舒确实构思过以灾异谴告说来制约君主的行为，但说到底，董仲舒的主观目的依然是为君主考虑。而董仲舒后学中那些主张灾异的则往往缺乏董仲舒的这片良苦用心。如赢公弟子孟卿，虽时时号称传董仲舒之学，但其思想更为明显地杂糅了《易》学的阴阳卦气。他将这种学说传给眭孟，而眭孟又以此解释灾异，结果必然导致董仲舒学说的信誉一度下降。
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有一块巨石自己站立了起来，在昌邑有棵枯死的树木复苏，在上林苑也有一棵柳树断枯卧地，复自立，且有虫食树叶成这样几个字：公孙病已立。对于这种非正常的自然现象，畦孟推《春秋》之义说：“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死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代当复兴者也。”并声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家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13]眭孟的意图无疑是对昭帝年幼、霍光专权，继续执行武帝的路线，而卫太子之后人依然不能掌权有所不满。结果，霍光大怒，以“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诛眭孟。
眭孟被杀或许没有使董仲舒后学受到株连，因为没过多久，宣帝上台，即为眭孟平反恢复了名誉。但使董仲舒思想的影响力大为缩减，以至最终放弃西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则为显明的事实。
继眭孟之后，董仲舒后学又分化出严彭祖、颜安乐两派。我们已经看到，眭孟之学已与董仲舒有很大区别，而眭孟弟子严、颜更不可能得到董学真传。钱穆曾经正确地指出，严、颜之学，学者多以为出自仲舒。其实，眭孟之后，严、颜二人各自专门教授，各自名家。“严、颜二家何尝全是董仲舒之传统？若两家能守仲舒传统勿失，则《公羊》有董氏矣，何乃有严、颜？”[14]
其实，认真考究起来，不仅严、颜之学与董仲舒思想绝异，即使严、颜二人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否则不足以独立门户，各专门教授。范晔说：“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义也。……至永平元年，……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15]这里所说虽为东汉初的事，但对理解西汉严、颜之别不无帮助。所谓“共正”，显然是要求各家各派求同存异，这既是《春秋》学诸家合流的原因之一，但于此也可知严、颜之间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严、颜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他们从学眭孟的时候，就“质问疑义，各持所见”。所见不同何在？虽不可确考，但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严彭祖对时人的批评。我们知道，严彭祖虽以《公羊》博士的身份参加石渠阁会议，历官河南、东郡太守，但在中央政府却得不到重用，仅官至太傅闲职而已。时人或有不平，好言劝之曰：“天时不胜人事。君以不修小礼曲意，亡贵人左右之助，经谊虽高，不至宰相，愿少自勉强！”彭祖答称：“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