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学的分化（第2页）

颜氏之学，其宗旨也不能详考。但以下两点或许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当时董仲舒一系的《公羊》学盛行朝野，而严、颜对峙，严彭祖自道不肯委曲从俗以求富贵，那么，势必有人委曲从俗以求之，此人盖为颜安乐。二是颜安乐官至齐郡太守丞，为仇人所杀，或许是因为颜安乐不甘心于寂寞，积极参与政治或私人之间的斗争而积怨甚多所致。

如果从严、颜后学的情况来考察，也可看出其明显的分化。严氏之学主正直，但墨守陈规，故终西代一代，传人无几且源流也不可详考。而颜氏之学，虽委曲从俗，从人格上或许不足道，但识时务，知变通，故能兴旺发达，代有传人且多致大官。颜氏之后，颜门先有冷丰、任公之学，复有管路、冥都之学。鉴于此，所谓严、颜之学同出一源，“不当分立”的说法是缺少根据的。皮锡瑞说，“严彭祖、颜安乐同师眭孟，皆以同师共学而各专门教授，不知如何分门，是皆分所不必分者”，故“严、颜不当分立，亦可以此推之”。[17]

严、颜之学虽然同出一源，同为官方学术，但存在着分歧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一方面，由于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博大，势必为后来者的阐释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左派可以利用这一思想原本打击右派，右派也可以通过对思想原本的重新阐述反击左派。这一规律是任何伟大的思想家身后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虽然严、颜或许都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的某一方面，同为官方学术。但作为统治学说，也必然包含几个层次，诸如研究、宣传与信仰。研究显然是最高的层次，而研究显然又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阐释的自由度。董仲舒的学说，特别是他对《春秋》义理的阐释与思想重建，虽然在汉代一度取得最高法典的地位，犹如《圣经》在基督教神学中的状况，它虽然强调人们应当绝对的信奉，但在神学院里却不能不给那些研究者一定限度的研究自由。这种自由又必然造成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研究是专门之学，是独创性的工作，是着重在已知的基础上探求未知。这种探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它往往随着研究主体的不同条件诸如才、学、识的不同而变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形成不同的看法或结论。这便是《圣经》，当然也是董仲舒的学说造成后学派别林立、严重分化的根本原因。

同时，从内在因素看，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后学中发生分化也是必然趋势。因为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建构，最根本的特征是以意对《春秋》经文及《公羊传》进行诠释，而不是以实证对经传进行诠释，这种形式当然容易造成言人人殊的结论。而且，在董仲舒身后不久，带有更大思维随意性的谶纬之学风靡朝野，董氏后学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适时将谶纬之学引进自己的学说，它虽然强化了董仲舒思想学说在统治阶层的地位，但其结果则必然促使董仲舒的思想原典严重变质。

[1]《后汉书·马融传》。

[2]《史记·儒林传》：

[3]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管路和冥都又曾师事颜安乐。

[4]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第118—119页。

[5]《汉书·董仲舒传》赞引。

[6]《汉书·五行志》。

[7]《史记·儒林传》。

[8]《汉书·董仲舒传》。

[9]《汉书·五行志》。

[10]《论衡·超奇》。

[11]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汉书·懦林传》。

[13]《汉书·眭弘传》。

[14]钱穆：《东汉经学略论》，《中国学术史论丛》三第47页。

[15]《后汉书·辛帝纪》。

[16]《汉书·懦林传》。

[17]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76—78页，中华书局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