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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同亦相谋

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有奉命视察各地者，如曾琦奉命视察云南，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不料初到武汉，在参加两次国防参议会后，梁漱溟身体不适，卧病旬日，病愈后于1938年1月1日飞往西安，开始视察工作。

视察西安算是奉命，但梁漱溟的真正目的地实是中共首都延安。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他是向来要求社会改造的人，因此始终同情中共改造社会的精神。但他始终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只是教条地拿马克思主义等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梁漱溟认定北伐后，中国老社会已经崩溃，只须理清头绪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破坏暴动的必要。不过，他也看到，从抗战前，以至抗战初期，使中国人心里最欣喜的事，是中共在参与筹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宣布放弃对内斗争，于是国家较近于统一。梁漱溟自认，他们这些讲乡村建设的人，最坚决反对的是暴力破坏，而迫切要求建设；但非国家统一，则建设不能谈，故又认统一高于一切。他们既然对此两事具有最大兴趣与最大热心，亦就最易感觉问题或不满足：

第一，对于中共的转变，是真是伪，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白。

第二，对于国家的统一，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基于这两点需求，于是有陕北之行。

梁漱溟先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又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在外甥邹晓青以及一位黎先生的陪同下，于1月5日乘军用无蓬大卡车沿公路往北出发。这条公路为军用，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等，均不合乎正规公路的标准。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据边区代主席张国焘告诉梁漱溟，共辖有二十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艰苦生活、困难情况，各有记述。然而，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人们的精神气象却是活泼、舒畅的。党组织、政府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梁漱溟对此“愈问愈惊”，由衷地感佩中共在延安的做法是成功的。

在延安，梁漱溟一行参观了政府机关和学校，对边区的民主政制、平等精神、欢乐气氛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梁漱溟的印象，延安的学校似有六处，即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等。这些学校不同于现代正规教育体制，但却合乎梁漱溟多年来的教育思想，因而被他赞美为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等，在梁漱溟看来，值得欣赏之点甚多。学生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当然说不上卫生二字，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情绪高昂，一般身体并不见差，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一般看去，延安的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都与梁漱溟先前的教育主张及教育实践相类似，故而引起他内心深处的共鸣和认同。

除参观外，梁漱溟和中共各级负责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谈，惟朱德、刘少奇、贺龙、林彪诸位领袖不在延安，未能见到，中共其他重要领导人差不多都与梁漱溟有过交谈，有的往往不止一次。梁漱溟关注的中心仍不离开他所关心的那两个问题。

在梁漱溟一行参观地方党组织时，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郭洪涛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同时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当梁漱溟参观边区地方政府时，由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向梁漱溟详细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制，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因此不许地主收回原有土地，而由政府从旁处补还给地主。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个说法在梁漱溟看来，也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梁漱溟感觉到中共领袖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按照梁漱溟的理解，由于中共的这个理论构造，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梁漱溟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中共领袖，譬如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这个疑虑在国共合作初建的背景下，并非梁漱溟一人，像张君劢就曾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公开质疑这一点。

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当面答复梁漱溟说：中共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张闻天的答复大体上令梁漱溟满意，梁漱溟又接着问道：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对于这个问题，梁漱溟说张闻天并没有给予很好的答复。

梁漱溟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

对于梁漱溟的这个问题，张闻天的答复大意是说中共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至于如何完成共产革命，梁漱溟认为张闻天的回答似乎并没有说清楚。

通过与张闻天等中共领袖的交谈，梁漱溟认为中共在转变中，这个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中共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确实愿意放弃对内斗争而团结御侮，其组织性质也正在由先前的阶级性向全民性过渡。但是另一方面，梁漱溟又嫌中共的转变不深刻：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的这个感觉和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就在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以阶级斗争手段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举起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大旗，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刻也未敢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性责任，未敢忘记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诚如1949年后梁漱溟所省悟的那样，他此次在延安，自以为对中共有所了解，其实很肤浅，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斗争的武器，永远听命于国民党，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惜，梁漱溟这个觉悟太迟，而在当时，却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争论。

梁漱溟与毛泽东虽为第一次谈话，但他们早年有点“旧缘”。早在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毛曾在其后来的岳父、亦是梁的同事、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里见过梁，只是梁那时已是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毛则为一名小青年，梁对毛并没有印象，但毛对梁则印象颇好，似乎是因为梁漱溟在北大教授中地位也不算太高，故而对毛泽东还算比较客气，不似胡适等留学归来的洋教授们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一早年记忆肯定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故而在延安的十几天里，毛泽东愿意从繁忙的时间中与梁漱溟畅谈六次之多，此外还有两次礼节性的见面：一次是毛泽东设宴招待，一次是梁漱溟临走之前，毛泽东前往送行。

毛和梁的六次淡话，差不多都安排在夜间，每次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小时，最长者有两次，均为通宵达旦。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而白天睡觉，谈话多在晚饭后，不知不觉到了天明。

在谈话时，梁漱溟正襟危坐时居多，而毛则在大纸上如飞写来，随时记录梁漱溟的谈话要点及自己准备的答复。梁漱溟谈完一段，毛泽东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有时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从容亲切。所以此番谈话给梁漱溟留下的印象甚好，有逸群绝伦之叹。梁漱溟称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很舒服地结束。

见面之始，梁漱溟将自己的几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近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毛，请毛指教。毛泽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在收到梁漱溟的赠书之后连夜通读，并将梁著中的要点，或者自己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

毛泽东的摘录和批注共有一千五百字，主要是针对梁漱溟书中的观点，对东西社会与文化及其异同进行分析。

东西社会文化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东西方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也是构成东西社会与文化差异的主要特征。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西方社会文化是个人本位，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根本相反。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梁漱溟根据他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团体生活必然引申出个人权益和集团利益的关注与追求的问题。而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中国人这里都是没有的。于是，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人那里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中国人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个极端俱非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所有的集团生活与个人生活只是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在梁漱溟看来，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这就是东西社会文化的差异。

毛泽东也承认东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在对梁漱溟上述几段话的批注中，毛泽东说：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

至于梁漱溟刻意强调西方近代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等。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

？，否！从资本主义而来。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不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由此，梁得出结论是：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毛泽东在批注中则说：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