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02（第2页）

万历三大征军事上精彩绝伦，政治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但经济上也耗资巨大，略计共耗一千二百万两，不但大开国库，还动用了不少明神宗内帑。偏偏这时又发生了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连接失火，重建又需耗资百万，户部奏称实在拿不出来钱了。可怕的是，从现在开始紫禁城的很多重要建筑都会反复发生火灾，原因无它，某些人想通过灾后重建的大型工程从中捞钱而己。

另一方面，明代藩王世爵体系似乎也到了一个临界位置。明朝较之宋朝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倒退——恢复了世袭爵位制。宋朝的爵位都是终身制，即本人身死爵位即自然消失，不由子孙世袭。明朝虽然封爵比宋朝严格得多，但却多为世袭罔替，一个爵位子孙可以一直世袭下去。而且一个勋臣除世子一系，还有一些旁系世荫锦衣卫职。最初人数很少时不觉得负担很重，但子又有子、子又有孙，这虽然不是一个几何级数増长体系，但持续不断的算术级数増长也很可怕。仅就皇帝一系而言，皇帝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均封王，但新皇帝又很多儿子封王，两百余年累积下来就很可怕了。光是这些藩王、世爵、锦衣官的基本俸禄朝廷就己经负担不起，还有大量赏赐和附属费用。从神宗朝起开始大量拖欠世禄，到最后明朝灭亡也没能补发。

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缺口，明神宗必须想办法补充财用。他一定会对社会经济超级繁荣，国家财政却总收不上来钱而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得到了什么反馈信息，从后来的举动看，他应该是判断症结在于文官不可信，伙同商人避税。其实这有点像太祖朝的郭恒案，但明神宗的解决办法不是杀尽涉贪的官员，而是绕开这些官爷，自己去收。明神宗产生了一个重要发明——矿税太监。

明朝本有在各地派驻镇守太监的惯例，但镇守太监主要侧重于军国大事，对财政经济干涉不多，更不可能直接深入到市场经济主体中去。明末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主体的资金量己经远远超过了政府财政总盘，所以明神宗判断这是一个监管上的空白，于是派出太监直接管理工矿。这种行为当然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

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房山县一个矿老板史锦奏称在当地勘测出有矿，奏请开矿。本来这种情况应该由朝廷按制度签发许可证，以后由地方政府按税率抽税即可，但这次明神宗宣布不需朝廷签发，由他本人直接派出太监去管理就行了。这样的矿直接缴税给太监，带回来给皇帝，政府那头就不缴税了。朝廷当然不会同意，首相申时行坚决制止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明神宗悄悄派太监在外勘测，在京师附近勘测出来许多矿砂，明神宗都准备派太监去开采，但都被申时行等文官制止。文官们制止明神宗开矿的理由当然很充分，皇帝怎么能直接干涉市场经济运行呢？但其实他们只是在力保文官的既得利益罢了，皇帝直接派太监去开矿，他们就插不进去手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宫、坤宁宫火灾，次年三大殿火灾，又正值“万历三大征”户部实在拿不出来钱重建，皇帝终于找到个理由派出了第一位矿监。这个口子一开可就收不住了，直接从皇帝这里拿开矿许可的手续比由县一州一府一布政司一户部一通政司一内阁层层申报可要快捷得多，许多人发现了矿藏都来直接向明神宗申报，明神宗立即派太监与其同往开矿。最初派出的矿监只针对某一个矿，后来明神宗将矿监冠以地名，比如“奉赦开采山东”这名矿监就有权在全山东范围开矿。这时山东的采矿业就表现为皇帝和政府竞争的局面，谁先发现一个矿，谁就占这个矿。由于皇帝这边手续极其简单，大多矿主愿意走这边，臃肿低效的政府节节败退。嗯，这真的是体制问题，很多文官不禁陷入了沉思。

那皇帝和政府形成这种竞争态势，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讲什么卡特尔需求曲线、古诺双寡头模型，您就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就明白了。为什么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文官们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明神宗利用矿监在抢矿方面大获全胜，很快又将视线投向其它行业，两淮的盐监、广东的珠监、苏州织造太监等很快也发展起来。明神宗见直接派太监就能帮他收上来这么多税，那之前那些税都到哪儿去了呢？他又派出了税监，专门监督税务。很多时候，矿监也兼税监，合称“矿税太监”，矿税太监成为神宗朝标志性的弊政，太监们虽然向皇帝进奉了一些利润，但他们都不是白干活的，贪墨的部分比上缴部分多得多。《明史》称矿税太监们“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上缴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一，造成“天下萧然，生灵涂炭”这其中最贪残的莫过于陈增、陈奉、高淮、梁永等几个太监。

陈增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的首位矿监，奉赦开采山东，矿税太监这个制度很可能就是出于陈增的策划。陈增深谙为官之道，先做人，后做事。他一到山东，不是急于下矿视察业务，而是整顿官场，先弹劾了好几个不听话的知县，引起山东官场震怒。巡抚尹应元弹劾陈增，结果反而被罚俸。莫说你们这些巡抚、知县，万历二十四至三十五年（1596?1607年）这十余年间，大学士弹劾矿税太监的奏疏多达百封，明神宗一律冷处理。而矿税太监一旦有弹章入，早上送入，下午就会批复，而且往往是重责。人们终于明白，太监的盛世回来了，而且更胜以往。

明神宗又赦命陈增兼山东税监，但之前己经派了天津税监马堂兼管临清（今山东西北部，靠近天津，当时非常发达）。马堂在临清每年抽取税银约二十五万两，但只上缴八万两，七年累计贪墨一百二十万两。陈增不服，与马堂激斗。最终明神宗做和事佬，让两位公公各让一步，马堂把临清让给陈增，但陈增把东昌（今山东聊城）让给马堂。陈增更加张狂，笼络了很多同党，大肆搜刮。到后来陈增的党羽经常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直接破家而入，尽掠其财。御史和地方官纷纷弹劾陈增，明神宗一律不信。后来凤阳巡抚李三才以妙计除了此害。他先笼络陈增的党羽中书舍人程守训家里一个受了酷刑的家奴，让他去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家里有赃款四十万两，还有违禁的龙凤僭逆之衣。陈增大惊，来向李三才请教该怎么办。李三才说：“你赶紧报告给皇上啊！皇上赞了你的勤奋，就算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也可得呀！”陈增果然心动，向皇帝告发了程守训。结果程守训获罪，供出了自己多年来的贪腐行径，无非就是贪墨税款。明神宗知道税监及其党羽有贪墨税款情况，心中非常难受，对陈增也不再那么信任。而陈增的手下见老大居然这样对待小弟，非常寒心，为其搜刮也不如以往尽力，收不够往年的额度。明神宗一见今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心想果然是此贼贪墨了税款，顿时大怒，下令逮捕调查陈增。陈增这才明白上了李三才的当，悔之晚矣。

陈奉本是御马监奉御，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出任荆州（今湖北荆州）税监，兼附近几个大矿的矿监。陈奉觉得自己兼领数使，非常骄横，一路随意捶打官吏，剽掠商旅，商民恨之入骨。陈奉刚到荆州，就有数千民众丢石头把他打跑。陈奉奏称是襄阳知府李商畊等地方官煽动民变，明神宗重处李商畊等。当地有个奸人漆有光，诬陷商业竞争对手徐鼎等掘得了唐代大贪官李林甫妻子的墓，得黄金巨万。陈奉向明神宗上奏，得旨将徐鼎的家财尽皆搜刮，还毒打徐鼎，强迫他将境内的陵墓全部发掘，掘地三尺找金银。

第二年，武昌（今湖北武汉）爆发了著名的“武昌民变”，万余民众包围了陈奉官邸，甚至纵火焚毁了包庇他的巡抚衙门。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等大批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陈奉和湖广巡抚支可大贪赃不法，怒激民变，明神宗不听。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场民变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乎同时，天津的商民也驱逐了天津税监马堂，打死其党羽37人。不久，广东税监李凤与珠池监（监管南中国海人工养殖珍珠的产业）李敬发生争执，他们的斗争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传统的互相弹劾，还开发出散布谣言挑起对方民愤的新技术。给事中宋一韩弹劾李凤贪墨了五千万两，还有等值的珠宝。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广东商民无不愤慨，激起民变，最后明神宗也只好撤罢广东珠池监。真正的**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宦官孙隆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苏杭地区当时己经普及了机械织造，出现了许多机户，并且很快发展为集团化生产，即由一个大户（资本家）设立织造厂，购买大量织机，雇佣织工，承接外包的纺织业务，收取机器使用费，这种生产方式就被很多人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孙隆规定，每张织机要收税银三钱。这个额度无限接近织机老板收取的机器使用收入，但边际收入不等于净利润，人家还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这样一收税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大量的织造厂只好停工。织造厂一停工，大量的织机工人就失业了。两千多名失业织工走上街头，把全城的税监和有关部门全部焚烧，打死不少税吏，孙隆连忙逃往杭州才保得小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江南民变”，亦称“万历江南抗税运动”，有些人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革命甚至工人运动的前驱，与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运动和德国西西里亚纺织工人起义相提并论。

之后，矿税太监和地方官之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民间抗税运动也愈演愈烈。矿税太监和文官相互弹劾，相互煽动民愤，民变此起彼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宦官杨荣谎称云南阿瓦、猛密等部落愿意归顺，其地矿产丰富，可年増收数十万两，并请缨云南矿税太监，明神宗诏许。但杨荣开张不利，第一年只收到几万两，于是诬陷是被云南知府熊铎贪墨了。明神宗不辨真伪，将熊铎下狱。杨荣愈发骄横，强令丽江土知府木増献出地盘让他开采，并不断诬陷不听他话的知府、知州。杨荣很快激起了民变，有百姓闯入税监，打死税吏。杨荣丝毫不惧，反而大肆搜捕，杖毙数千官民，将一些疑似参与了民变的官员戴枷示众。杨荣终于激起了更大的民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杨荣官邸，并把杨荣投入火中，杀其党羽二百余人。杨荣是非常宠幸的太监，明神宗难过得数日不食。本来明神宗想逮捕贺世勋，彻查此案，但文渊阁大学士沈鲤、司礼监掌印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向他分析了形势，不能再激民变。明神宗只好作罢，并以四川矿税太监丘乘云兼管云南，减轻了对云南的搜刮力度。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前，才省悟矿税太监之害，下罪己诏承认错误，并赦命撤回所有的矿税太监，但这项制度二十余年来为社会带来了酷烈戕害，尤其是造成了极大的全社会撕裂效应，早己无法弥合。

其实矿、盐、织造这些事儿，古己有之，不能算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唐、宋都有大量关于如何管理工矿业的经典论述，什么封建社会、农耕文明，都不是明朝君臣搞砸这事儿的借口。明朝这个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未见得比宋朝情况复杂。宋朝凭借高超的公共管理水平，将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以半壁河山力扛蒙古帝国荟萃了大半个地球资源的铺毯式轰炸半个世纪，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曲最豪迈的泣血长歌。而反观明朝，在极其宽松的环境下，坐拥绝对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手握大航海时代的绝佳升级换代良机，却硬是无可救药地实现了自我财政崩溃。这真的不能归咎于任何借口，只能说腐败己深入腠理，这个王朝的公共管理水平尤其是财税体系己经烂得令人发指！

7。5实亡于万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不能妄下论断，但到此却也不得不提。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身后还有三位明帝、二十四年国祚，但《明史神宗本纪》却以一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来作总评。后世也有不少人赞同，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崇祯”系明朝末帝朱由检年号）。

时至神宗，大明王朝己经走过252年，较之212年西汉、196年东汉、320年宋朝、289年唐朝（平均254年），其实己经非常接近中国古代王朝的期望寿命，似乎确己气数将尽。但神宗朝漫长的48年也确实暴露出不少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神宗朝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太监政治的回归，这种病症消失又复发的情形总是令李时珍都无比揪心。开启这个问题的人正是张居正，他为了和高拱争权，借助了李太后和冯保的力量，力推后宫人员再度走上前台。张居正是明朝甚至唐宋以来集权度最高的大独裁者，有些人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这种集权优势才能厉行改革。但事实上，正如一个人只有在抵抗力强时才能下猛药，虚弱时只能先调理再狠治。一个国家或许在盛世阶段可以有一个相对集权的伟人带领大家勇攀高峰，但在这个虚弱的晚明，任何集权都只能转化成腐败的权力寻租，张居正不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他不但不是圣人，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贪官。

张居正有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具成效的改革措施，快速増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但这些措施似乎更像是吃兴奋剂，绝非长效机制。且不说考成法、清丈土地这些做法既无创新也无可持续性，就说姑且算在他名下最著名的“一条鞭法”，此法倒是一下子搞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但弊病丛生，注定不可能长久。注意，这不是张居正人亡政息，而是这个做法本身就没有可持续性。

首先，当时己经腐朽的财税体系在使用一条鞭法的时候就拓展了不少寻租空间，更多的税收征管权集中于地方政府，对于薪俸微薄的州县官员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这不得不被怀疑为张居正以此收买大量地方官员，构筑自己的集权体系。地方官从中渔利的手段最著名的莫过于“火耗”。所谓火耗，是指政府收税全部改为白银后，农户交来的银两是很零碎的，政府要把他们熔炼成锭，但在熔炼的过程中会损耗一些银两，这部分钱要纳税人补齐。朝廷规定了火耗的额度，地方官就想方设法地在当地加大火耗，以便将差额私吞。这样一来，实际火耗额度很快就飙升至了百分之二三十！极大地増加了农民的负担。张居正放纵火耗，调动了地方官员积极性，所以新法得以实施，他死后朝廷收紧了火耗额度，地方官积极性下降，所以新法逐渐废弛。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什么大改革家人亡政息。到了清朝，火耗旧病复发，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额度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到清中期，甚至采取了火耗归公的做法，将火耗制度化，要求官员不能截留，全部上缴国库，国库再以“养廉银”的方式返还给官员。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养廉银”真的能养廉，这实际上是政府为贪官背书，让他们合法捞取更多火耗。一条鞭法的衍生品火耗，可以说是一个遗害后世数百年的玩意儿。

其次，一条鞭法堪称是明朝政府向市场经济投降的标志。明朝的财税管理体制非常拙劣，尤其是和它之前的宋朝比起来，简直惨不忍睹。宋朝以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著称，明朝其实也发行过纸币——宝钞，甚至在户部下设了一个专管纸币工作的部门——提举宝钞司。但明朝的纸币发行完全失败，民间至始至终没有承认过这套官方发行的货币。一个连货币体系都不能激活的国家，其财政能力之弱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明朝还遇到了大航海时代，海量白银涌入，高峰期每年仅国际贸易流入境内的白银就有上亿两，如果考虑乘数效应，其撬动国内市场的白银流通量更是可以把区区数百万两的国库收入砸得找不着北——话说张居正号称把国库收入从两百万提高到四百万——从经济总量的0。3%提高到0。6%，您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吗？

这更昭示着明代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产业主体己经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鞭法收起来不少银子却主要来自农户，对商户影响不大。也就是说真正享受了经济増长的人并未増加纳税，农民却帮商人承担了新増的税额。又由于爆发式的商业繁荣带来急剧的通货膨胀，农民使用白银购买商品，还要承受政府和商人的双重剥削，非常窘迫。当然，农民也有办法。明朝规定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名下田产不纳田税，这本意是鼓励读书，是个好政策。但随着社会对农户的压榨加重，自耕农会把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士绅名下避税，这也是晚明土地兼并数值畸高的一个原因。这造成国家税源进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无奈大开矿税太监的源动力。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间，各地税监向内帑进奉569万两，同时太监贪墨约1500万两。但这五百多万两白银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万历三大征，支撑了大明王朝继续走下去。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己经忍不住要问，既然工商业大发展，为何不向他们征税，而是死咬着可怜的农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税占国库收入的70%，农税退居次席，明朝为何做不到？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真正最严重的问题：国家对工商业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来税，只能从农民那里反复搜刮。那到底为什么收不起来税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我好像说反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蕴藏在晚明的政治腐败中，官员队伍太腐败，容易接受商人的贿赂，为他们谋求利益。一旦政府要向商人加征赋税，商人们总能找到官员为之运作减免。那西方国家为何可以平稳通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呢？原因不复杂——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面向一线税源，偷税漏税无法运作君主本人。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寻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员行贿一百两，可以豁免一千两的税，这种行为很快就能风靡。其实这些才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张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制度都是更有利于官员减免商税——同时搜刮更多农税来弥补。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观就是明明社会经济大发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税，所以才会大兴矿税太监，企图绕开官吏到一线去直接收税。对此，商人们也极力拉拢地方官僚，反抗这种来自最高权力层的收取，“乡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盛行，浙党、齐党、楚党粉墨登场。客观地说，矿税太监与地方官员的激烈斗争中，太监们自然很坏，地方官和他们激斗有很多出于维护正义，但肯定也不是全部。有很多地方官也只是代表当地豪商大贾和代表皇帝的太监争夺利益罢了，频繁的民变很多也是出于地方官的煽动。他们为了一方商贾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抗，这堪称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对立撕裂，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相当危险。

那么，科举这道防火墙难道就没有遏制这种结党营私？非常遗憾，科举制度在此时也开了大口子，张居正、张四维三位公子同科进士的故事您还记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节，看看那张比股灾还要惨烈的图您就什么都明白了。当然，要造成A类进士比例如此严重的下跌，光靠作弊还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张居正另一重大举措——废除基层学校。

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科举必由学校”，地方政府建立大量公立学校，供有资质的学生攻读，以参加上一级考试。比如一个人只要通过很简单的考试就能入读县学，成为童生。县学根据成绩提供奖学金，供童生继续考秀才。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读州学、府学，既为当地政府提供咨询，相当于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费继续攻读考举人。这个体系下，稍有资质的人就可以得到优质的公共教育，无须花大钱入读私立学校。所以贫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国人考取功名，宋明两朝长期保持50%左右的A类进士比例，保障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完全建立在这个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之上。张居正却大量裁汰府、州、县学的学生数，鼓励私教。一些私立学校用高薪吸引教师，当然学费也很高，专供富户子弟读书，府、州、县学的生源和教学质量同时下降，这就是穷人考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所在。即便是最崇拜张居正的人，也承认这是张居正的一大“失误”。

当然，从心理学角度讲，张居正这个大独裁者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权力崇拜似乎是人类的动物本能，权力制衡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做法，人们都喜欢“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绝对快感，不喜欢被约束，这种天性可以从宋神宗反复改刑的例子中窥见一斑。宋神宗也是一位英武不群的帝王，有一次他因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作战失利，要斩一位转运使（政府负责向军队提供后勤物资的文官，正五品），政事堂佥议通过。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向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确询问，是否己落实此事。蔡确却说他回去想了一下又觉得不妥，大宋立朝以来极少杀士人，这次不必破戒。宋神宗见自己的意见昨天明明通过了，今天就变卦，很不高兴，但蔡确反复劝诫，最终宋神宗勉强改为刺配充军，蔡确也同意。谁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惇又表示不同意，宋神宗忙问你又是为何不同意？章惇答道：“士可杀，不可辱。刺配对读书人是莫大的侮辱，不如杀了他算了。”宋神宗见两位宰相明明昨天才谈妥，今天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由得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却悠然答道：“要做快意事，就别来做皇帝。”宋神宗也只好默然。可见，皇帝也要受到许多权力制约，并非随心所欲，相当令人不快。唯有张居正，权倾八百年，八荒六合任我行，总算让很多人快意了一把，这其实才是很多人崇拜张居正的心理学原因。

绝对集权导致绝对腐败，张居正的问题加快了明朝覆灭的脚步。事实上，这个腐朽的时代也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很多值得铭刻的经典。大航海时代，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同样在这个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李时珍、方以智、徐光启、李之藻、朱载堉、徐霞客、宋应星、王征……无数科学巨匠闪耀星空，他们的研究成果传递到西方，为一个世纪后牛顿、莱布尼茨引燃现代科学理论大爆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渭、董其昌、汤显祖等文艺大师也将这璀璨星空装饰得流光溢彩。李贽、顾宪成、金圣叹纷纷提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道德新说，莫说王阳明，连孔孟程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万历，就是这样一个五彩纷呈的大时代，甚至有人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矿税太监横行，朝中党争不息，全社会出现巨大撕裂。这一次的撕裂不是朝中官员队伍，而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严重撕裂。面对这个宏大的复杂历史局面，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火的大明，马上就要一点点地熄灭，最终被关外陡然灌进的寒气彻底冰封。这正犹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比优秀的生命，却被病魔一点点地带走。无奈亦无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