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刘瑾 阉党的登场秀02（第2页）
郎中有吏部王九思、王纳诲。
给事中有李宪、段豸。
御史有薛凤鸣、朱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
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
共计六十余人。
这六十余人中，官最大的是三位“阉党宰相”但其实首恶恐怕当数张彩。张彩被下狱，刑部准备以结交内侍的罪名起诉，这本来己经够可怕了，后来刘瑾被定罪为谋反，刑部又准备起诉张彩同谋。美男子被活活吓死在狱中，因为罪大恶极，死后还被戮尸于市，妻儿被流放海南。
其实除了张彩被吓死，阉党其余人受罚并不重，大部分只是贬官处理。
焦芳贪了钱喜欢运回泌阳（今属河南驻马店）老家，修建了非常宏丽的府第。大盗赵鐽有一次抢劫了焦芳的府第，从窖藏里发掘出大量金银，将焦芳、焦黄中父子的衣冠挂在树上，将其“斩首”并说：“为天子诛此贼！后来赵鐽被捕，临刑时叹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但意外的是，由于焦芳的赃款都被赵鐽劫走，甚至连大宅都被赵鐽烧毁，后来刘瑾倒台，焦芳硬说自己是清官，别人居然还真就找不到证据，这位最可耻的“阉党宰相”居然得了善终，连刘瑾的侄孙刘二汉都愤愤不平地说：“我当然该死，但我家所作所为，都是焦芳和张彩干的，现在张彩和我被处极刑，焦芳却屁事没有，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他这话虽然不在理，但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阉党覆灭时，“阉党宰相”居然还能得善终，确实天不开眼。
至于刘宇、曹元，在刘瑾倒台时立即上表苦苦哀求，最后朝廷准许削籍为民，不再穷宄。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反应迅速，刘瑾倒台时立即加入了弹劾刘瑾的队伍。吏科给事中李宪（与宋朝著名宦官同名）极尽谄媚刘瑾之能事，在同僚中则走张彩一样的路线——到处炫耀自己和刘瑾关系很铁。李宪每次与各科给事中一起面见刘瑾时，不按朝仪地站在最前，自封为“六科都给事中”还经常揣着银锭向同僚们炫耀：“这是刘公送我的！刘瑾一倒台，李宪立即弹劾了刘瑾六件事，事事切中要害，连刘瑾在狱中都被他气得发笑。最终，李宪还是被作为阉党一员被开除。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当时受贬，后又起复。比如通政左参议张龙，当时被贬为知州，后认锦衣都督同知朱宁为干爹，逐渐升迁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府，因为贪残暴虐，与另外三位贪官被称作“四害”即便这样他还是继续升迁为右通政使。不过朱宁提拔他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敛财，张龙却从中谋取私利，被朱宁察觉，逐出门庭，失去了保护伞的张龙很快在嘉靖初年被论死。
刘瑾打造阉党，目的还是在于扩大太监的势力范围，是一次从传统的后宫势力向牢固的文官系统入侵的尝试。刘瑾的思路非常清晰，重点是要掌控文官系统的人事任免。小太监们是直接帮刘瑾捞钱的，但阉党的首要问题则不是钱，而是人，掌握了官职升迁，才能聚集一众党羽合力捞钱。对于这些加入阉党的文官而言，既然能过五关斩六将，高中进士，说明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和生理残缺的阉人绝不在一个层次上，但面对权力的**，他们中的有些人放下了尊严和廉耻，投效在宦官门下，换来了“阉党”这个丑陋的名声。
刘瑾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其实智商不低，他的很多作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在理政治国上其实也灵光乍现。刘瑾在贪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节制理性也足以令人惊叹，他可以说是贪腐这个慢性病毒进化到明代中叶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突变品种。事实上，刘瑾的败亡根本不在于贪了多少钱，尽管他和他手下的小太监确实捞了不少，但客观地说这本身还不足以导致阉党彻底崩盘。刘瑾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他过分地为宦官收拢权力，己经触及到了文官系统的根基，尤其是他不能使用传奉官，所以轻微地破坏了科举、馆选、恩荫等基本人事制度。但文官对此的敏感性远远超过普通的贪腐行为，哪怕是轻微破坏也容易引起文官的激烈反弹——尤其是当发现有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进士开始投效私人，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形成了群体时。所谓阉党就是这个群体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这时文官们会以刘瑾这类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爆发力发起最猛烈的反击。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本来是阉党这类人的防火墙，以严格的考试防止一些卖身为奴的人投效在某些权贵私人门下（无论这个人是皇帝、权臣还是宦官），形成门阀势力体系，但如果通过了考试的人还要投充为奴，防火墙就失效了。按说这种概率很小，因为考上就有官当，不需要再去为奴为婢，整体风气也不允许奴才高升。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当刘瑾这类权阉出现时，他的力量突破了这道唐宋以来就己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坚实政治根基的防火墙，遴选出焦芳、张彩等无耻之徒，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这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焦芳、张彩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标志着科举制度这个防火墙本身出了问题，这才是令文官儒士们最为紧张的症结所在，所以刘瑾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太监们在经济方面大肆贪墨都得到了文官系统的宽宥甚至默许，但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轻微触线，立即引来文官们志在必杀的猛攻，这也就是前文所说唐伯虎作弊一案其实比普通经济犯罪严重得多的问题所在。
所以，刘瑾虽然是《华尔街日报》力捧的明朝首富，其贪墨数额震古烁今，但其真正的问题恰恰还不在于简单的贪墨钱财，而是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刘瑾这次阉党之祸，还勉强算是被及时扼止。
5。5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明武宗一朝，堪称游龙戏凤，文恬武嬉。其实朱熹子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圣贤，就在这个时代，他并不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类，而是非常积极入世，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正德朝的疾风恶浪中悟道成圣。
他就是王阳明（王守仁）。
王阳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殿试中考取了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唐伯虎作弊一案，朝廷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失去了直接进翰林院工作的机会。作为新科进士实习半年期间，王阳明便就西北边事条陈了八个事项，体现了在军事方面的深刻见解。实习期满，王阳明正式上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病休假了一段时间，回朝改为兵部主事。
王阳明回朝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刘瑾擅权用事，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章力陈不可。刘瑾将这二十一人逮入诏狱，准备治罪。这时，一位六品主事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一人上章要营救这二十一人。这就是王阳明。
当然，以王阳明当时的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和刘瑾相抗衡，刘瑾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离贵阳38公里，当时是汉、苗、僚等多个民族、部落杂居的地区，非常蛮荒。驿丞更是非常卑贱的未入流品官，主要负责迎来送往、车马仪仗。清朝甚至规定满人不得为驿丞，可见对这个职务的鄙视。而且刘瑾还派了人一路追杀，还好王阳明机敏，躲过了追杀，终于顺利到达龙场。
到了龙场后，王阳明并未因为仕途受挫就心灰意冷，而是继续斗志昂扬地工作。他在蛮荒地区主动担当起了教化蛮夷的责任，迅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平，让夷民睁眼看世界，走出大山。当地夷民感恩戴德，他们不懂得中原建祠立庙的做法，便纷纷伐木为屋，送给王阳明住，以表感激之情。王阳明的工作既造福了一方生民，也为明王朝拓展巩固统治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的羁縻区非常大，但汉化水平一直很低，甚至一些宋代己经汉化的地区又退化成部落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官不尽责，缺少王阳明这种深入蛮荒，教化夷民的奉献精神。
而在龙场这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王阳明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急于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反而是静下心来思索人生价值、宇宙哲理，结合之前的种种遭遇，现实与理论得到完美的结合，无数圣贤大道在他的心中流转阴阳，融汇贯通，终于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与孔孟程朱比肩。后来王阳明给每位学生讲学，都要讲到这段独特而又重要的经历，称之为“龙场悟道”。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没有哪位伟人成长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那是属于庸俗的享乐人生。孔夫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于切肤之痛中感悟凝成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思索，以成至圣。朱熹子生在南宋，面对金瓯残缺，万姓南望，自身还被权相韩侘胄所逼，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学说被斥为“伪学”，但坚持不辍格物致知，终于贯通天地，成为一代圣贤，将人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升了一个重要层次。王阳明的悟圣之道也和他们一样，首先要通过刻苦的攻读，准备好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切实的感悟将理论知识融入人生宇宙的大道中去，知行合一，方能悟道成圣。在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贪官有时会一时得逞，将清官压制住。但清官不能就此畏缩，也不能就此自暴自弃，这种磨练反而是对心性道理的一种提升。王阳明和张鹏同为进士，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于学识，而在于这种面对人生的心性。王阳明在龙场的出色工作，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层小吏，只要心怀圣贤大道，身负治世绝学，哪怕是在再蛮荒的地方也能干出伟大的业绩。我们常说的当官要有担当，不在官位大小，哪怕是驿丞这种不入流的卑贱职务，一样能把一身才华奉献给社会。
王阳明的这种成绩自然也会有回报，在龙场悟道五年后，王阳明转任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重回流内，后屡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验封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今江西南部），南赣属于南岭井冈山区，盗匪极多，王阳明大展军事才华，剿平了很多称王的大盗，晋升为右副都御史。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占据了南康、九江等重镇。王阳明率地方部队仅用35天讨平，生擒宁王。本来王阳明应该以宁王进行献俘仪式，但贪玩的明武宗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以“朱寿”之名出征，随行的威武副将军江彬、许泰，监军太监张忠等近臣想抢功，而且他们都受过宁王的贿赂，怕王阳明揭发他们，于是合谋诬王阳明与宁王勾结，见宁王不行了才翻脸把宁王抓起来。后来他们发现这故事编不圆，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先把宁王放了，然后让明武宗亲自去抓一次。王阳明知道他们坏点子多，于是提前找到明武宗亲信太监张永，让他代表皇帝接受宁王献俘，并赶往南昌觐见。张忠、许泰己经先到，见了王阳明很不高兴，煽动京军刁难他。谁知王阳明与京军亲如兄弟，京军皆称赞王都堂的美名，不再去刁难他。
许泰、张忠见了王阳明，阴阳怪气地问：“宁王富甲天下，他的积蓄现在在哪儿？”暗指被王阳明私吞了。王阳明不慌不忙答道：“朱宸濠把钱都拿来送给京师要人，约为内应，这是可以回去调查的。”许泰、张忠没想到被戳中软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又寻思王阳明是个文儒，必然不会武功，于是非要让他当众表演射击，想让他出丑。王阳明徐徐站起，三发三中。观摩的数万京军欢声雷动，许泰、张忠更加沮丧。近臣们还想方设法不让王阳明与明武宗见面，引诱他作出一些错误动作，想诬蔑他要趁皇帝出巡谋反。但王阳明问心无愧，一概不上当，明武宗也说：“王阳明是道学大家，怎么会谋反？”所以真正的读书人不要怕那些没文化的奸人，只要修持自身，你懂的境界他不懂，其实他是斗不过你的。
不光是这些奸臣，还有一些正直的重臣也颇忌惮王阳明的大功。王阳明的文名当代第一，现在又有军功卓著，确实令旁人心忌。首相杨廷和堪称一代名相，但就是不太喜欢王阳明。论功行赏时，王阳明获封特进光禄大夫（正一品阶官）、柱国（从一品勋官）、世袭新建伯（爵位）。明朝对爵位控制很严，必须立战功才能封爵，文臣官再大也不行，王阳明是明朝仅有的三位文臣因军功封爵的例子（他之前有两位是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但不知为何，朝廷却不给他颁发世袭铁券，也没有兑现一千石的岁禄。对此，王阳明刚开始很愤怒，但很快又一笑了之，圣人的境界岂能容不下人间的这些许小动作。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又爆发了土酋卢苏、王受叛乱，总督姚镆不能平定，朝廷又只好请出55岁的王阳明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前往平叛，这一次才总算补齐了拖欠的铁券、岁禄。
讨平两广的这次叛乱后，年迈的王阳明退休回家。明世宗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在路过南安（今江西大余）时病卒。弥留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江西境内的军民皆穿着麻衣为他戴孝。王阳明卒后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孔庙。
从理学的角度讲，王阳明是哲人、伟人、圣人，但从职业生涯来讲，王阳明和万千官吏一样，同是官场中人。他的仕途还比一般人更加坎坷，考上进士便被唐伯虎作弊案影响，没有机会考选庶吉士，授官后又立即遇到刘瑾当权的黑暗时代，他本人也触怒了刘瑾，一度被贬至蛮荒，甚至经受过刘瑾追杀这样的重大危险。王阳明的仕途，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贪官猾吏作斗争，他也遭受了大量不公正待遇，甚至后期连杨廷和这样的名相似乎也不给他好脸色看，真的是全世界与我一个人作对？
即便如此，王阳明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愤青，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继续用一身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并且不断完善升华内心的境界。贪与廉的斗争是残酷的，也是磨人心性的。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号称自己看了很多社会官场的阴暗面，看多了就什么都不信了。这其实不是见多识广，没什么值得卖弄的，这只是心性不坚而己。还有一些人在现实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就感到委屈，以至怨天尤人，痛斥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不再值得为之奋斗，从此自暴自弃。这一类的典型就是张鹏，这种人值得同情，但绝不值得四处兜售。其实很少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超过王阳明，但王阳明也并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别说什么王阳明是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恰恰很有平常心，生擒宁王后封爵，朝廷不给铁券岁禄，王阳明也一时“愤甚”，只不过愤归愤，他没有就此成为愤青，而是继续好好做官，直到七年后朝廷又需要用到他时自然就能拿回自己应得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比不上大义凛然的岳飞、于谦，更像是一个普通官僚，只不过他更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应该用在何处，而不是纠结于所谓的待遇，才能做到始终不忘初心，知行合一。
正与邪、贪与廉、善与恶的斗争其实很不公平，因为这种斗争对正义的一方不光是肉体、仕途的危险，更是心性的磨难，置身其中经常会让人倍感抑郁，难以为继。但王阳明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处处遇到心障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洒脱上路，不忘初心地继续前行。王阳明在逃脱刘瑾追杀后，逃上海船，又遇海啸，疾风恶浪之中他写下了这首《泛海》，希望能与那些正在为正义负重前行的人们共勉：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