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裂之祸 太监王振的逆袭（第2页）

然而明朝的法制还是相当严格，王振、马顺始终搜集不到足够的证据将刘球、董璘治死，马顺干脆派了一个小校入狱去刺杀刘球，反正监狱是他们开的，往来无阻。刘球临死前大呼太祖太宗，颈断却身体笔直不倒。杀手又残忍地肢解了刘球的尸身，分藏于狱中，最终刘球之子刘钺仅求得刘球遗下的一套血衣和一臂安葬。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佑和刘球的际遇很好地向大家表明了在当时的官场，顺、逆王振可得的结果。王振在掌握了实权后也开始逐渐重视大家在礼仪上尊奉他。明英宗非常宠信也很尊重王振这位发小，从不直呼其名，而称先生，亲王公主们则称“翁父”。有了皇室的示范效应，谁还敢对王振有半点不敬，甚至有不少无耻之徒纷纷跳出来认王振做干爹。由于太监在有些场合是皇帝的代表，所以大臣需要向太监下跪，这本是常礼，但王振却要求大臣只要见到他都要跪拜，这就是不合礼法了。不过由于他己炙手可热，很多马屁精见了他便跪拜，一些官员不跪，他就打击报复，手段从流放充军到栽赃嫁祸不一而足。

就这样，王振权焰炙天，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如鲠在喉一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实此条禁令本来也没得到严格执行，大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然大家都不说根据此牌太监该斩，太监就更不会去寻它的晦气了，谁也别提，大家都当它不存在。但现在王振居然主动提出来，要把它给摘了。

这真是，你犯了法，别人不提也就罢了，你还主动提醒大家你犯了哪条法，还妄图把这条法律给废除了。

然而王振还真就办成了这事儿，半个世纪不知不觉地滑了过去，洪武大帝的禁令终于被扔进了垃圾堆，而他穷尽一生铲尽了腐败的土壤，到今天终于重现官场，他用胡三舍、郭桓、胡惟庸、甚至蓝玉、欧阳伦万千贪官鲜血铸就的镇符终于被一个太监松动。真正要命的是，这个太监还不光是想贪点钱，还琢磨着弄点大动静出来好名垂青史，这一弄可就真不得了了。

2。3天裂之祸——土木堡之变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有了钱就会去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太监虽然是不完整的人，但也有这样的需求。王振己富甲天下，现在他就想干一番事业出来，名垂青史。搞政治的想名垂青史，首先想到的当然就是开疆拓域，王振就非常希望能创出一番盖世武功，让人忘记他其实是个生理残缺的阉人。而且武将这个系统不比文官，没有被严格的科举制度所控，王振可以安插不少亲信进入军队，逐渐在军中也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班子，并保持向云南、緬甸一代的土著部落用兵，锻炼军事能力。

当然，打云南、緬甸主要目的是练兵，真正的对手还得是蒙古草原上的瓦剌。大元帝国早己雄风不再，蒙古诸部裂解成零散的部落，星罗棋布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绝大多数部落尊奉以瓦剌和鞑靼为核心的两个部落联盟。瓦剌和鞑靼常年耗战，自相损耗。但恰在明英宗正统三年（1438年），瓦剌彻底击败鞑靼，再次一统草原诸部，成为明王朝北方的严患。瓦剌名义上的可汗是成吉思汗后裔岱总汗脱脱不花，但实力最强的实际上是太师、敬顺王绰罗斯?也先。也先气识弘大，又恰逢蒙古走出低谷后的一个鼎盛时期，志向极其高远，有意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

蒙古诸部名义上是向明帝国称臣的下属，也先也获得了明廷册封的敬顺王爵位，但实际上是独立部落。为了笼络这些部落，明廷开出了非常优异的朝贡贸易条件，让他们有钱赚，就少打点劫。当然，这种优惠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予取予求，朝廷一直有赏赐的额度。但自从王振掌权以来，接受了不少瓦剌贵族的贿赂，进行走私贸易，中饱私囊。其实他的做法和欧阳伦如出一辙，但欧阳伦刚刚冒头就被太祖果断镇压，现在王振却没有人来制约。有了利益纠葛，王振和瓦剌贵族的关系更加微妙，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中大开方便之门，慷国家之慨，让瓦剌多得一些利益。从太宗朝起便有明文规定，每次朝贡的贡使不能超过50人，这是为了控制朝廷赏赐给贡使的金额。但王振专权后这项规定便逐渐废弛，使团越来越大，到最后竟然达到了2000人以上的规模！而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竟然派出了一个2500人的使团，并且谎称有3598人，要求朝廷赏赐。然而结果却令蒙古人无比意外，王公公突然变得铁面无私，不但仔细核查了使团人数，只按实际人头发放赏赐，还单方面将瓦剌贡品的价格削减了80%！

当时瓦剌实力己然不弱，早己生了反叛之心，也先在边境上与明军和朝鲜、哈密（今新疆东部）、兀良哈（内蒙古赤峰一带）等附属国多次交火，双边关系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边缘。王振偏偏在此刻发难，其实恰是他内心贪功挑战，故意激化矛盾。果然，瓦剌方面勃然大怒，分三路大规模南侵，东路攻辽东（今辽宁），西路攻甘州（今甘肃张掖），也先亲率中路攻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大同（今山西大同），战场横跨千里。这也是自元亡明兴以来，蒙古首次向中原王朝发起大规模进攻。

也先挟一统蒙古之威，攻势凌厉，几路都初战告捷，尤其是亲自率兵的中路迅速攻破长城防线，将宣府、大同重重围困，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宣大是北京的西面屏障，如果失守，瓦剌军可配合北面和辽东对北京形成合围之势，异常重要。王振趁机向明英宗提出应该御驾亲征，正面击退也先。明英宗是何等相信他的发小，不与朝臣商议便做出亲征决定，并且两天后就要出发。

满朝文武无不为明英宗这种草率行为感到震惊，尤其是兵部非常反对，指出瓦剌突然大规模袭击，明军措置非常窘迫，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组织起一场御驾亲征。但朝臣的反对又正中王振的下怀，时空仿佛穿越到四百年前的宋廷，契丹大举入侵，朝臣纷纷请宋真宗（赵恒）南迁国都避战，唯独大英雄寇准挺身而出，怒斥群臣，喝令真宗御驾亲征，最终宋军见到黄龙旗亲临一线，士气大振，阵毙辽军主帅萧挞凛，逼迫大辽承天皇太后（萧绰）、辽圣宗（耶律隆绪）签下《澶渊之盟》，寇准成为最大的英雄，受万世景仰。现在，历史正在重演！宋真宗（明央宗）、肃挞凛（也先）、肃太后（脱脱不花）、劝阻宋真宗亲征的群臣（劝阻明英宗亲征的群臣）都登场了！寇准呢？力促皇帝亲征的大英雄寇准呢？除了我王振还能是谁！

王振心潮澎湃，学着寇准的口气怒斥了反对亲征的群臣，明英宗也听得壮志凌云，更加坚定地要求立即出征。群臣无奈，只好同意，胡乱把京城附近的部队拼凑起来，约有十五万左右，号称五十万，全部交给明英宗和王振，前去救援大同，但后勤组织完全来不及措置，武器、粮草其实根本就没有带够。但这些都阻不住王振那颗勇敢的心，大家匆匆就上路了，随驾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百余名勋贵、朝臣。

然而，由于后勤措置太烂，明军还没走到大同，粮草就不够了，又遇到大风雨，士卒、马匹的尸体铺满道路。很多官员力谏应立即回师。王振的英雄梦遭到粗暴的打断，非常恼怒，以皇帝的名义罚邝埜、王佐在草地里跪一整天。见尚书大人尚遭如此体罚，全军再无贰言，继续前进。北京到大同之间有两层长城，明军从北京出内长城居庸关，沿外长城南侧经怀来（今河北省怀来县）、宣府、天镇、阳和（均在大同东北）进抵大同。也先得知明英宗大肆亲征，于是定下佯败诱敌之计，尚未与明军接战便解围北撤。王振大喜：“我早就说只要陛下亲征，也先立即就会被吓跑！”更加高兴地催促进军，准备追击立功。这时更多的人力谏不可贪功冒进，刚遭罚跪的邝埜再次进谏请即还师，连王振的亲信太监彭德清也力劝他就此回京。但王振立功心切，哪肯就此罢休，带明英宗在大同驻下，派兵紧追也先。结果第二天王振的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来报，说前往追击的部队中伏大败，也先确实是在诱敌。

王振终于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又连忙让明英宗回京。但这种做法让人非常费解，大同是一座坚固的大型城堡，前后都有长城，附近有多个重镇可以救援，坐拥十余万大军坚守是没有问题的，现在莫名其妙放弃这个大城堡不守，却要拖着十几万临时拼凑起来的大军在迅捷的蒙古铁骑注视下往回走，这可以近似地看做自杀。更令人惊掉下巴的是，王振突然提出改变回师路线，要走蔚州（今河北蔚县）入关。战前本来制定了御驾从北京出居庸关，经怀来、宣府等重镇抵达大同，然后原路返回的作战计划。但王振到了大同后，想起家乡蔚州就在大同东南150公里。古人衣锦还乡的意识很强，王振当权后还没在家乡父老面前好好威风过，这次邀天子率数十万大军，车驾隆隆，声威浩**，岂能不在父老乡亲面前显露显露？于是王振要求改走蔚州，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以西40公里的紫荆岭）入内长城。结果明军走了一段，王振突然又想起大军路过，会踩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下令折向东北，取道宣府。

本来明军原定路线是沿外长城内侧行军，若遇敌军突袭，外长城各镇都便于救援，紧急时御驾也可暂时避入长城某关坚守。但现在明军先向东南走了一段，又折往东北方向，这个位置孤悬在内外长城之间，两边救援都略远，如果被轻捷的蒙古轻骑突袭，御驾非常危险。众臣皆力劝既己至此，不如就取道蔚州，赶紧入紫荆关算了。但王振不听，坚决下令折向宣府。明军本来心就不齐，现在朝令夕改，往来迂回，不由得怨声载道，军纪涣散，用了十天才退到宣府。也先探知连忙集结重兵猛追，准备冲击皇帝御驾，很快就有近十万骑破口入关，狂追御驾。王振派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会同大同总兵石亨在阳和口拒战，结果一触即溃，宋瑛、朱冕阵亡，石亨单骑逃回。

这时蒙军后续部队还在不断破口而入，要全力捕捉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战果！也先追至宣府，先分兵压制住宣府总兵杨洪，使其不能出城援战，再继续紧追御驾。明军断后的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部被也先追及全歼，明军大骇。王振又派成国公朱勇率五万兵前往拒战，其余部队抓紧撤离。也先集十余万铁骑将朱勇部全灭，很快又追了上来。此时明军刚撤到土木堡，距怀来县城还有二十余里，人困马乏。众臣多认为应该再加把油入据怀来县城，但王振发现有一千多辆辎重车被甩在了后面，如果不等的话这些辎重很容易被蒙古人缴获，这其中有他不少私财，所以舍不得，于是下令全军就在土木堡附近宿营，以待辎重。邝埜上疏要求就算大军滞留，也应该先让御驾入关。王振置之不理，邝埜心急如焚，单身闯入御帐，跪求英宗快走。王振大怒，痛骂邝埜是腐儒，令军士将其打出帐外。

就是这一天的滞留，让也先的大军追了上来，王振急令全军入据土木堡。然而土木堡只是一个高地小堡垒，只能作为战时的火力制高点，哪里容得下这么多大军，尤其缺乏水源，不可能长期据守。也先见这么多明军入据此地，大喜，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将土木堡团团围困，准备渴死明军。明军本来就军心不齐，往来折腾了十几天，现在嗓子冒烟喝不到水，一个个骂不绝口。也先围了两天，估计明军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到了极限，突然表示愿意和谈，实则又是诱敌，还故意退兵将土木堡南面的一条小河亮了出来。明军各部见状，不顾军纪，纷纷抢往河边饮水。也先伏兵四起，肆意砍杀这些乱哄哄喝水的人。数十万明军大祸临头，纷纷溃逃。最终，包括大学士曹鼐、张益，尚书王佐、邝埜，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在内的百余名勋贵、朝臣死于乱军之中，皇帝被俘虏。而我们的主角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敲死。此战，堪称整个大明王朝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大败，包括后来亡国之战都没有哪一次败得这么惨的。而土木堡之变引发的深刻政治影响，恐怕当时还没有谁能预料得到。

2。4病灶深处慢性病发

也先在土木堡之变中生擒了大明皇帝，得意洋洋地来到北京城下耀武扬威，并想趁机敲诈。所幸大英雄于谦挺身而出，果断拥立英宗之弟廊王朱祁钰登基，重新组织朝廷，进行了著名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

土木堡之变的惊天败报传回朝廷，群臣无不认定王振是罪魁祸首。王振的亲信马顺还想狡辩，被愤怒的群臣当庭打死。群臣又趁势将王振之侄王山也当庭打死，廊王被这血腥的一幕吓呆了，想跑回宫去。所幸于谦拉住他，要求他宣布王振有罪，马顺等余党也当诛，所以众臣打死他们无罪。被吓傻了的廊王当然一律照办，后来又照于谦的吩咐登基称帝，率众进行了坚决的北京保卫战，击退了也先的嚣张气焰。最终也先知道手握明英宗也讹不到钱，只好将其无条件放回。事后，朝廷将王振诛族，查抄家产时，共籍没金银六十余库（很少有贪官在计算家产时用到这个单位），玉盘一百余个，最珍稀的是七尺高的珊瑚树二十余株。须知珊瑚形成大型石树的条件极为苛刻，只能在温度高于20°C但又水深200米以上平静清澈的岩礁平台，满足这些条件的海域地球上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印度次大陆南端赤道附近海域，一个是加勒比海的巴拿马地峡，所以异常珍稀，至于高度在七尺以上的珊瑚更是无价之宝。晋代贵族王恺和石崇斗富，王恺炫耀自己有一块二尺高的珊瑚，石崇瞟了一眼就用铁如意击碎。王恺大怒，石崇却不满在乎地说：“这么小的珊瑚有何可惜，我赔你。”于是取出自己收藏的六七枚三四尺高的珊瑚让王恺任选，王恺“惘然自失”。可见两尺高的珊瑚己经足够王恺这种人炫耀，三四尺更是绝世珍稀。尽管晋代还没有开发印度和美洲的通商，度量标尺和明代也不一样，但珊瑚的珍稀也可见一斑，七尺高的珊瑚简直骇人听闻！王振居然收藏了二十余株，只恐当时全地球的君王加起来也没这么阔绰的收藏。

那是不是如果王振稍微冷静一点，没有去打这一仗，或者智商稍微正常一点别瞎指挥，不输这么惨就不会身败名裂了呢？其实也未必。王振的覆灭有其必然性，只是土木堡之变来得太猛太突然，恐怕连准备对他下手的对手都始料未及。试想，太祖朝铁腕肃贪的效果会逐渐散去，这个事实是合乎历史规律的自然演变过程，绝非王振的个人创造，王振只是最先出头动手的那一个。这恰如一片白茫茫纯净的大地上，却有一块散发着腐败气息的猎物残肢破冰而出，冰面下还有无穷无尽的腐肉被冰封了整个漫长的冬季。一大群食腐动物自然会流着口水围上来，但慑于冰刀霜剑的痛苦记忆，大家暂时不敢动手。而此时，一个智商不怎么高的阉人却兴高采烈地冲了上去，不顾一切地啃噬起来，后果可想而知。

简单地说：洪武己死，贪腐当立。

但这个盘子该怎么分，应该有规矩，只是大半个世纪的绝对清廉却让贪腐界陷入了一个史所未有的低谷，大家甚至丢了规矩，让王振这么一个阉人抱着盘子吃独食，这不行。大家都压抑了很久，急于分食，王振凭借一些历史和个人的机遇走在了最前面，这就注定他的身躯也只能被后来者分食。

客观地说，关于王振的史料其实有不少失之偏颇的地方，正是因为他当了个总背锅，既然身败名裂，那么大家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他一人身上。比如说正统十四年（1449年）与瓦剌开战，其实早己是箭在弦上。也先统一诸部后实力足以一战，那自然便要战，这是大势所趋，绝非边境上的那些小摩擦所致。王振清点使团人数，按实际人头核发赏赐，这难道有错？王振削减瓦剌的马价，那确是因为瓦剌方面故意拿些瘦弱马匹来充良马，砍价实属正当。这类小事不能被当做朝廷与瓦剌开战的真实理由。

除了具体的指挥细节，后世攻击王振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功邀皇帝亲征了。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误导后人的提法，因为土木堡之变后，御驾亲征成了明朝的一个忌讳，再无一个皇帝亲征，从后人的角度看，王振确实是犯了一个大忌。然而这个忌讳恰恰是土木堡之后才形成的，之前绝非什么忌讳，反而非常流行。太祖自不待言，太宗也是马上天子，登基后还五次亲征漠北，最后还死在征途，被誉为“远迈汉唐”的一代雄主。宣宗更是被太宗赞为“好圣孙”，甚至有过登基后还上阵亲手杀敌的纪录，只恐汉武唐宗泉下有知，亦要对他钦敬有加。所以明英宗御驾亲征在当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岂能败了又回过头来怪一个太监？

那土木堡之变此等天裂大祸，不怪王振到底怪谁？其实，纯粹从军事角度出发，这场败仗似乎也没有太大问题，是没有无线电和卫星之前古代军队常犯的错误。明英宗随驾的明军规模太大，又是临时拼凑，组织机动能力太差，被轻捷迅猛的蒙古轻骑捕捉到了撤退路线，确实容易受到冲击后溃乱。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明军一直沿着外长城内侧机动，并没有脱离几大要塞的救援范围，却始终没有出现任何援兵，蒙古军破口也异常顺利，更重要的是也先在长城内来去自如，却没有任何明军去抄他的后路。

他们没有出手，他们真的忍住了没有出手！

这其中最可疑的莫过于宣府总兵杨洪、大同总兵石亨两员主将。石亨接王振军令，会同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阻截重新破口入关的也先，结果全面溃败。这当然有一些客观理由，尤其是没想到那么多蒙军（甚至可能有三十万骑）突然不要命地大举破口而入，将他们淹没。但全军覆没，宋瑛、朱冕均阵亡，石亨却单骑逃回，这也足够可疑。杨洪就更可疑了，他一直宣称自己遭到岱总汗、也先、阿剌知院、赛刊王、伯颜帖木儿等大量蒙军主力重兵集团压制，确实无法出援。但事实上很清楚，后来也先穷集数十万兵力全部投入到围攻明英宗御驾的决战中来，不可能始终对杨洪或者任何据点保持重兵压制，他们无论如何总有一点点机会出援的。事实上，据堡垒侧击路过的大批敌军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经典战法。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著名军事学家、环庆经略使章窠在一座仅能容纳1。5万宋军的洪德寨（今甘肃环县以北30公里）小堡垒，侧击路过的小梁太后亲率四十万西夏大军，大获全胜。后来章窠发表了大量相关论述，成为明军的经典教材。杨洪及其周边的大批关隘镇军完全可以教科书式地侧击前往追击明英宗御驾的也先大军，他们只是集体忍住了没出手而己。

所以，土木堡之战世纪大败的主因自然有明英宗准备仓促的一面，但败得这么惨以至皇帝被俘，恐怕就得追宄众多镇将眼睁睁看着御驾被追击甚至围攻却不出援这个问题了。造成这样局面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边将或多或少跟瓦剌有一些勾结，毕竟大家在长城内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今天蒙古人来朝贡，明天就来打劫，来来去去大家心里都有数，边将和蒙古贵族们不是至交也混了个脸熟。其实当时边军与蒙古通婚的不在少数，生意上的往来就更不用说得太细了。这次也先亲率大军突入长城，咱也不好意思一下子把人家给包圆儿了不是？什么？把皇帝都给俘虏了？这。。。。。。有点意外。这真是意外。什么？王振公公死在了乱军之中！

我敢说这就绝对不是意外了。这极有可能是满朝文武（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一个默契的安排，借也先之手，砍在了王公公的身上。砍他当然也不是为了反贪，而是为了跟他抢食，抢得太猛，把他也囫囵吞下去了。

所以，土木堡之战，是一场必打之战，并非王振一个人挑起，也不能说是被王振搞坏了的。而且就算没有土木堡，还有金水堡，总之王振当时己经是众矢之的，最终是难逃一死的。他重启了贪腐这个不可避免的病发过程，也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更多的人连骨带皮地撕咬得渣都不剩。不过死去的只是他个人，宦官这个集团却被证实是贪腐的绝佳平台，从此竟成跗骨之蛆，在贪腐这个大舞台上再也不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