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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倩是个重庆女孩，父亲安然来自北方小镇，长得白净而魁梧，母亲是南方的大家闺秀。当年母亲作为知识分子下乡，结识了同一批知青的安然。恢复高考后，父亲考上了当地一所知名大学，因成绩优异，在校期间就常常作为学生代表演讲，从此声名大噪。毕业后父亲被分到市政府，做了一个分管经济的领导，后来被调到一所大学任副院长。父亲毕竟有一身才华，难免恃才自傲，得罪同事。老院长退休之前，父亲满以为自己理所当然能当上一把手，突然一纸调令，让他就任一家普通职业技术学校的校长，明升暗降。从此他便远离江湖，在这所坐落在郊区的学校待到了退休。然而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父亲却因此有了一个摆脱俗事、潜心治学的空间，好几篇关于经济研究的文章被《新华文摘》采用。偶尔老同学聚会，父亲也会拿着《新华文摘》上的文章跟人显摆一下：“喏，看到没，经济观察员，安然。”

安倩的母亲天生对生活的挫折有巨大的抗压性，却并非苦大仇深似的隐忍，而是调侃式的面对。她用几支蜡笔画了一幅“彩蛋图”，一遇到烦恼，她就“恨恨地”说：“生活就是一个坏蛋！”她不但在家门口建了一个小菜园，保证全家人吃得健健康康，甚至还办了一家幼儿园，在那个灰蒙蒙的地方，总能远远地听到她踩着风琴弹出的美妙旋律。

安倩从小跟着父亲学会了打篮球、玩双杠，跟着母亲学会了钢琴和绘画。14岁不到，她就已出落得高挑美丽，柔和的线条生出坚毅和顽强，又有几分傲骨和独立。父亲爱好文学诗词，年幼的安倩，在父亲的教育下有着良好的教养和文学底蕴。那几年，安倩的学姐分到海南航空，每次回来都光彩照人的。于是英语较好的安倩，把志愿填写了海南大学。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此时，大家都在忙着找工作，都顾不上彼此。安倩不是一个喜欢什么事都问家里的女孩，一方面她希望凡事能自己做主，另一方面她感觉送她读完大学，父母已经尽了全力。假如什么都问他们，估计她只能回去做个英语老师了。

记得寒假时回重庆，母亲的精神状态还是那么年轻，但额前已经明显跳出几缕耀眼的白发了。那次，一直以来很洒脱的母亲，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絮絮叨叨说了很久的话。

安倩知道，母亲善良、乐观，但父亲从感情上是亏欠母亲的，里面有些故事，他们不说，安倩也隐约知道几分。幼小的安倩内心曾经挺自闭的。虽然他们也不愿意拴住孩子的未来，但哪个父母不愿意孩子陪在自己身边呢？城里的留守老人，平时也就是养只小狗、小猫陪着自己，天晴了，坐在外面可以晒半天太阳。他们遇到个什么事，都只能靠社区帮忙。人老了，都是怕孤独的。

她鼻子很酸，但终究没有让眼泪流下来。她相信，对母亲最大的报答，就是让妈妈的宝贝变成独立的安倩。

凯文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大学时代的凯文看上去阳光健康，但一走入社会，他性格里的怯弱和无主见就暴露无遗了。凯文对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但那种优越感不如说是一种对陌生环境的恐惧。那种优越感存在的条件必定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有两套房子。安倩想，若不是自己在那次大赛上的出色表现，恐怕凯文也是不会看上自己的。

凯文家的房子是典型的上海老房子，深巷里拥挤的两居室，很像小巴黎的房子。凯文的父母就是普通的工薪一族，母亲以前在上海服装厂当车间主任，后来提前内退下海；父亲原来在一个半导体厂做工程师，后来日货**，国货衰微，最后也下了岗。夫妻俩做点小生意，过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凯文今年毕业，借着周末在家吃饭的时间，母亲在问儿子的近况。

“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在等消息呢。”凯文似乎不太愿意和母亲说太多。

“二姨的单位，可以引荐你去试一下，不行的话，可以先实习一段时间，有机会再找找人，转正。”

“国企没多大意思，另外，我不想搞建筑了，跟着导师画画写写，我觉得不适合我。不过，我明天可以找找二姨，问问情况吧！”

“我们以前单位一起上班的伍阿姨，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小时候她经常给我买糖果，是四川人，心地特别好。”

“哎哟，她现在可比原来洋气多了，你看她那时候又矮又瘦，做事却相当麻利。从四川农村过来后，被她家亲戚弄进来厂里做工，后来厂子倒了，她老公下了海，什么赚钱就搞什么，什么买股票、倒电器、倒手表，啥都干过。你刚读初中那会儿，他们家就买了一台桑塔纳，现在在上海黄浦区、徐汇区、静安区都买了房子，他们现在准备在浦东搞个酒楼，她也跟我们几个老姐妹说了，可以让我们入点股份。浦东可是上海最好做生意的地方啊！对了，她有个女儿哦，比你小几岁，要不改天你们见见吧！”

“见她干吗？妈妈，我已经谈女朋友了。”

气氛突然有点变化，凯文看到父母不经意地对视了一眼。

半晌，妈妈问：“那个女孩是哪里人呀，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