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法庭上（第2页）

讲一讲你被捕时的情况？——关于“《苏报》案”，我听说逮捕令中有的我名字，由于我与《苏报》无关，所以觉得很奇怪，于是前往巡捕房询问。当我到了巡捕房时，碰到一名外国巡捕，就询问他，我是否被通缉，我的名字是否与《苏报》有关。巡捕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把逮捕令给我看，我在几个被通缉的名字当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被指控写煽动性文章。

你认为你犯罪并试图逃脱吗？——没有。

你是投案自首吗？——我来巡捕房询问时被拘留。

你知道你写的小册子手稿的情况吗？——《革命军》的原稿和我的其他书籍和行李一起放在东京中国学生俱乐部，我得到可以离校一段时间的戌刻后，从日本回上海，这些东西留在那里。

这些都是被告律师琼司的提问，这些提问显然是诱导邹容向无罪方向辩护，而邹容的回答也很机智。只是有几个问题，可能与实际发生的不太符合。比如他说《革命军》只是学生的作业，出版情形也不知道等。如果邹容的这些回答是真的，那么怎么理解章太炎为这本书作序呢？难道是章太炎自愿为一本不准备出版的学生作业作序吗？所以，原告律师古柏接着询问：

这个小册子表达了你现在的观点吗？———我已经改变了我的观点，我现在有新的观点。

你现在不再鼓吹灭满？——我现在鼓吹社会主义。

你在多长时间以前放弃了你在小册子中的观点？——在我写好小册子之后，我看了其他书，我认为小册子中的观点是不好的，现在有了新的想法。

你为什么不毁掉小册子的手稿？——我看待这个小册子就如同一个父亲对待他的孩子一样，因此我没有毁掉它。

从手稿到你第一次见到印刷的小册子有多长时间？——在我回上海两个月以后。

你的意思是手稿未经同意从你的作业中作的摘要吗？——原稿仍放在东京的行李中，不可能对它作摘要。

那么你没有手稿了吗？——是的。

你知道它是在上海还是在别的地方被印刷的？——因为不是我自己同意出版的，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在东京还是在上海被印刷的。

初审时你供认是你出版的，你现在对此否认？——我当时说的是写作业的完成时间，不是出版。

发现它被印刷的时候，不奇怪吗？——很奇怪；我打算回东京调查此事。

你有没有询问供货商是在哪里买的吗？——没有，因为我以前的思想已经改变。

你没有买一本或者询问哪里可以买到吗？——没有，因为我现在想了解的是社会主义，对以前的思想没有兴趣。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思想的危险性质？——我不认为那是危险的。

你不认为小册子的宗旨是很危险的吗？——我从书中得到这些思想；如果我没有读那些书，我不会写这个小册子。我从我老师那里获得这些思想。

你没有意识到小册子的宗旨是煽动性的吗？——如果不给其他人看，不会引起任何麻烦。

难道它即使流动也不危险吗？——不危险。

你的意思是说像“杀尽满人”这样的语言也不危险；我的意思是对于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人。——那是指导我们学习经典的日本老师教给我的。

日本的老师交给你的？——我从日本老师那里听到，并记录下来的。

你的日本老师是谁？——他的名字是Meidah。

他对日本皇帝也鼓吹同样的思想吗？——那我不知道。其中的一些思想来自英文书。

我明白了，你没有采取步骤弄清楚它在哪里印刷的，也没有阻止其流通吗？——我没有深究，我不是巡捕，也不是本地的地方官，没有权力深究。

与章炳麟的手稿一样，你的手稿也是未经同意被印刷的？——我不在乎是否是这样，因为我现在认为我以前的思想是不好的。

你有其他的书出版吗？——我没有写其他书，我准备写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书。

你给《苏报》投稿吗？——没有。《苏报》的观点与我完全相反。

你想推翻朝廷吗？——我不想推翻朝廷，我想成为第二个卢梭。

你想致使另一场法国革命发生吗？——如果卢梭是革命家，怎么会为他建立纪念碑呢？

难道卢梭的书不是法国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吗？——我只希望学习卢梭做的事情，当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注意我写的东西会有什么影响。

那么你不想在中国导致革命吗？——不；我的思想是没有富人和穷人；每个人地位平等。

假如邹容面对原告律师的这些提问，即便回答都是真诚的，那么我们过去所张扬的邹容思想和形象好像都值得重新讨论了。邹容竭力将我们一向所强调的革命思想向改良思想上拉，不愿承认自己的思想具有革命的暴力的倾向，而且刻意强调《革命军》中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课堂和书本，更重要的是，我邹容现在已经不是《革命军》写作时的思想了，我现在倾心于社会主义了。

邹容的回答显然是出于辩护的需要，因为他的律师为他规划的就是无罪辩护。所以他的律师琼司接着问：

你希望看到改革吗？——不，不是这样；我在《革命军》中写的思想是错误的，现在我想提出社会主义。

出版这些书，你收到过报酬吗？——没有。

尽管邹容在回答中承认了《革命军》中的“思想错误”，但辩护律师依然按照无罪辩护的思路进行。这些资料都是王敏“《《苏报〉案”研究》最先发现整理出来的，对于重构“《苏报》案”真相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