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两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第2页）

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正当地视作积累或贮存的金银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具；第三，君主多年节俭积累起来存放在国库里的货币。

这样的金银很少能从一国的流通货币中节省下来，因为在这一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剩余。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把货物流通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流通的渠道必然要吸引足够数目的货币来填补，同时也绝不要求过多。但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通常从这个渠道里抽取一些。由于有大量的人遣往国外，国内所要维持生活的人数便大为减少了。国内流通的货物也相应少些，这时需要用以流通它们的货币也就变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发行大量的额外纸币，这种或那种证券，如英格兰的财政部证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这些纸币既然代替了流通的金银，就使国家有机会把较大数量的金银运往外国。不过，所有这所有对于维持耗资巨大历时经年的一个对外战争也只能提供一点可怜的资源。

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银餐具，更无济于事。上次战争开始时，法兰西曾使用这种办法，但从这方面所得的利益还不足以补偿铸造的损失。

从前，君王积累的财宝曾提供一个大得多而且耐久得多的资源。但在今日，除了普鲁士国王，整个欧洲似乎没有一国君王以积累财宝为政策了。国库积累的办法已经不用。

本世纪的历次对外战争，也许是历史上费用最大的战争，维持这种战争的基金似乎很少依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餐具或国库财宝的输出。上次对法战争耗去了大不列颠9000万镑以上的开支，其中不但有75000万镑新募的国债，而且还有附加的1镑2先令的土地税，以及每年从偿债基金中借来的借款。这项费用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用在外国，即用在德意志、葡萄牙和美利坚，地中海各港口，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英格兰国王没有积累财宝，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有非常大量的金银餐具被熔解。据推测当时英国流通的金银不超过1800万镑。不过，据说自从上次金币改铸以来这个数字是大大地被低估了的。因此，我们不妨按照我记得曾经看到或听到过的最夸大的统计，假定我国金银合计达3000万镑。如果战争是用我国的货币来进行的，那么根据这个统计，在六、七年间也一定曾经把这数目全部运出运回至少两次以上。如果可以作这样的假设，那就能提供最有决定性的论点来证明政府没有必要注意货币的保存，因为根据这一假定，国内的全部货币必然从国内流出去然后又流回来，而且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就往返了两次。可是，在这期间内流通渠道并不显得比平常更空虚，有财力换取货币的人，很少会感到货币短缺。在整个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对外贸易的利润确实要比平常大。这种情况在英国各港口引起了一种普遍的经营过度现象，同时这个现象又再次引起了对货币短缺的抱怨，而这种不满常常是伴随着经营过度的现象出现的。许多人缺少货币，是因为他们既无财力可以换取，又无信用可以借贷，而且因为债务人觉得难于借贷，债权人也就觉得难于收回。不过，拥有可以换取金银的价值的人，通常都能以它们的价值换取金银。本世纪的对外战争显然不是用流通中的货币支付的。

所以，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必然主要是由出口大不列颠的这种或那种商品支付的，而不是由出口金银支付的。在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与一个商人签约将款项汇往外国时，这商人就向国外来往通汇处出一张期票，他为了支付这张期票，自然会尽力把商品而不是金银运往国外。如果那个国家不需要大不列颠的商品，他就会设法把商品运往另外某一个他能购买到所需款项的国家。把商品运往宜于销售的市场，总可取得相当的利润，但把金银运往国外，却很难得到任何利润。当金银被运往外国以购买外国商品时，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回收，来自出售在外国购回的外国商品。但如果金银出口只是为了支付债务，那么他就得不到任何回收，自然也就得不到利润。所以，他自然会绞尽脑汁，通过出口商品而不是出口金银的途径来支付他的外债。《国家的现状》的作者指出，在上次战争期间，大宗大不列颠货物的出口并未带回任何回收。而是用货物支付的。

除上述三种金银外，在所有大商业国家中，还有大量金银块交替地进口和出口以经营对外贸易。这种金银块像国家铸币在国内流通一样在各商业国家之间流通，可以被视作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国家铸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受到在本国境内流通的商品的支配；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则受到在各个国家之间流通的商品的支配。两者都是用来方便交易，只是前者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后者则用于不同国家之间。这个大商业共和国中的这种货币的一部分也许已经用于进行上次战争。在一场全面战争中，人们自然会以为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货币的流动和流向会不同于和平时期，它们更多地会在战场周围流通，因为交战国军队所需的薪饷和食粮都要在交战地点周围及邻近国家购买。然而这个大商业共和国的这部分货币中有多大一部分是大不列颠每年可能这样使用了的呢，它必然是每年或者用大不列颠的商品，或者用大不列颠的商品所购买的某些东西购买的。所以归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的确，它自然使我们认为每年如此巨大的一个开支必然要由巨大的年产物支付。例如，1761年的费用便在1900万镑以上。任何金银的积累都不能够维持每年这样大的开支，甚至金银的年产额也无法维持这样大的开支。根据最准确的统计，每年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通常不会超过600万镑，这个数字在有些年份里甚至还不够支付上次战争四个月的费用。可以使用一部分在国与国之间流通的金银块，但必须用商品去得到。

军队被派往遥远的国家，为了在远方的国家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或者为了购买该商业共和国的部分货币以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总是需要出口商品。最宜于为这目的而出口的商品，似乎是比较精细和比较先进的制造品，即体积小价值大，能以不大的费用运到遥远地方的制造品。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工业每年生产这种大量剩余的制造品输往外国，那么即使它不出口大量金银，甚至没有如此大量的金银可供出口，也有能力把一场耗资巨大的战争进行好几年。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其制造品中每年的大部分剩余必须出口，而它虽然给商人带回利润，却不给国家带回任何利润，因为政府要购买商人的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的薪饷和食品。不过，总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出口仍然可以继续带回一些回报。在战争期间，政府将对制造业提出双重要求。第一，要求制造业生产运往国外的商品，以偿付为支付军队的薪饷和食品而对外国开出的期票；第二，仍是要求制造业生产运往国外的商品，为购买国内已经消费了的但仍然需要的外国商品。因此，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的制造业往往会极度繁荣；相反，在恢复和平后，它们可能会渐渐衰落。它们在国家衰落时繁荣，而在国家恢复繁荣时衰落。大不列颠制造业的许多不同部门在上次战争期间和在战后一段时期的不同状况，可作为我上面所说的例证。比较精细的制造品是用于这种目的的最方便的商品。

通过出口土地的原生产物而进行耗资巨大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是不相宜的。把足以购买军队薪饷和食品这样大一个数量的原生产物运往国外的费用太大了。而且没有什么国家所生产的原生产物能这样大大地超过维持其本国居民的需要。因而把大量的原生产物运往国外，无异于夺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资料。出口制造品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用于维持国内人民生活的部分仍然留在了国内，只出口了它们产品中的剩余部分。休谟就经常注意到英格兰古代君主没有能力不断地进行长期对外战争的事实。那时英格兰除了土地原生产物和一些最粗糙的制造品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购买远方军队的薪饷和食品，但土地原生产物除去国内的消费也剩余不出相当可观的数量，少数粗糙的制造业的产品像原生产物一样运费太高。所以，他们不能长期对外作战，并不是由于缺少货币，而是由于缺少精细的和比较先进的制造品。英格兰的买卖在那时已像现今一样是借助货币进行的了。那时货币流通量对日常进行的买卖次数和价值的比例，必定和现在相同，甚至更大，因为那时没有现在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银的纸币。在商业和制造业不发达的国家，如有非常事件发生，君主通常很少能从他的臣民那里获得任何重大的援助，其理由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说明。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君主通常都竭力积累财宝作为应对这些非常事件的唯一资源。由于有这种需要，君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自然会因积累所需而变得非常节俭。在那样简朴的状态下，甚至君主的费用也不是用于取乐或用于宫廷的豪华的虚荣，而是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虚荣心几乎总是导致浪费，但赏赐和款待通常不会引起这种结果。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有财宝。据说查理十二世的有名的盟友乌克兰哥萨克的头人马杰巴依的财宝就十分巨大。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富有四海。当他们把王国划分给子女时，他们也划分了财宝。撒克逊君王以及征服后的最初几个国王，似乎同样也积累了财宝。每一个新王朝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都是掠夺前一位国王的财宝，以作为确保王位继承的最重要的措施。先进的商业国家的君王，却没有积累财宝的必要，因为他们在发生非常事件时，通常都能得到臣民的特别援助。他们也不大倾向于那样的积累。他们自然地、也许必然地仿效那个时代流行的办法，他们的消费和领土内各大业主的消费一样，会受豪华的虚荣心的支配。宫廷中毫无意义的装饰一天比一天华丽，在这上面的巨大费用不仅妨碍了积累，而且经常蚕食了预定用于更加必要的开支的基金。德西利达斯对于波斯宫廷评论可适用于许多欧洲国王的宫廷。他说：“在那里只看到许多富丽的东西，看不到什么力量；看到许多奴婢，看不到几个军人。”

金银的输入，并不是一个国家从对外贸易中获取的主要好处，也绝不是唯一的好处。经营对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从中获取两种不同的好处。即出口他们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把他们的剩余产物与某些物品交换而使其获得了价值，而交换来的那些物品又可满足他们部分的需要，增加他们的享受。通过外贸，使国内市场的狭隘性能不至于阻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于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促使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他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对外贸易一直就是对所有进行贸易的不同国家从事着这些伟大而重要的服务。所有不同国家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虽然其中商人所在国通常获取了最大的好处。因为，对其他某国而言，他通常更多的是从事于供应本国的需要，把本国的剩余产物输送出去。为没有金银矿的国家进口他们可能需要的金银，无疑是对外贸易业务的一部分，但这只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一部分。仅仅为了这种原因而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即便是一个世纪，也可能用不着一船的金银。对外贸易的主要好处，不是输入金银，而是运出本国不需要的剩余产物，运回本国需要的东西。

美洲的发现之所以使欧洲变得富裕，并非由于输入金银的缘故，而是由于美洲金银矿山的富足使金银变得更加便宜。与十五世纪相比，现今购买一套银餐具所需支付的谷物或劳动，约为当时的13。现今欧洲花费等量的劳动和商品，就能买到大约3倍于当时的金银餐具。然而，当一种商品的售价仅为其原有价格的13时，不仅原来有财力购买这商品的人可购买3倍于从前的数量，而且许许多多原来没有财力购买这商品的人也能购买；现在有资力购买金银餐具的人数大增，甚至超过过去的10倍、20倍。因此欧洲现在可能拥有的金银餐具数量，与如果没有发现美洲矿山，而且甚至是在现今这个进步状态下相比较，不仅会是从前的3倍，而且可能是它曾经拥有的20倍或30倍。到目前为止，欧洲无疑已经获得了实际的便利，不过那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银价格的低廉使它们不再如从前那样适宜于做货币。为了购买同一东西，我们必须携带较多的金银，从前只需要携带4便士的地方，如今就要在口袋里带上1先令。很难说上述的便利和不便利，哪一种较不重要，这两者本来都不会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然而美洲的发现的确曾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通过为欧洲的所有商品开辟一个新的无限广阔的市场，它引起了对劳动的新的分工和技术的进步，而这些由于在古代狭小的商业圈子里缺乏一个能吸收它们大部分产品的市场，本来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加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而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于是产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的交易，而且它们证明了就像对旧大陆也有利一样，对新大陆同样有利。但由于欧洲人的野蛮不公正的行为，使得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几个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几乎同时发生的经由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道的发现，也许为对外贸易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为广阔的市场，尽管距离更远。美洲当时只有两个在各方面都比野蛮人优越的民族，他们在被发现后不久就被消灭了，其余的都不过是野蛮人。但是中国、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几个帝国，虽然没有比美洲更富饶的金银矿山，但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它们土地耕种得更好，技术和制造业更为进步；即使我们相信西班牙学者关于墨西哥或秘鲁古代情况的夸张记载，也仍得承认这一点，其实这些作者的话显然是不可确信的。富裕和文明的民族彼此相互交易总是比与野蛮人或野蛮民族之间进行交易的价值要大得多。但欧洲从美洲贸易所得的利益，却一向比它从东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垄断东印度贸易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其他欧洲国家只是间接地通过他们才能向东印度输出或从东印度输入任何货物。上世纪初叶荷兰人开始侵入东印度时，他们把全部东印度的商业交由一家垄断性公司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随后都仿效荷兰人的做法，以致欧洲没有一个大国获得了与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好处。这种贸易之所以不及美洲贸易有利的唯一原因是，美洲贸易，即欧洲几乎每一国家对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是其所有臣民可以自由经营的。那些东印度公司的专营特权、雄厚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为它们从本国政府获得的惠益和保护，已经引起不少嫉妒。这种嫉妒心理使人往往把它们的贸易看作是完全有害的，因为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每年都要输出大量的白银。有关方面回答说，由于这种不断地输出白银，他们的贸易确实可能会使欧洲普遍地变穷，但不会使与之进行交易的某一个国家变穷；因为，通过输出一部分带回的货物到欧洲其他国家，它每年给本国带回的白银数量远远超过输出的白银数量。不论是反对的意见，还是对反对的答复都是建立在我刚才研究的那种流行看法的基础上的。所以，关于他们任何一方，我们都不必多作论述了。由于每年都有白银输往东印度，银餐具在欧洲可能比它原来可能的价格要多少贵了一些，银币所能购买的劳动和商品大概也多一些。在这两个结果中，前者是一个很小的损失，后者是一个很小的好处，两者都微不足道，以致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东印度的贸易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说为用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必然会导致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增加，导致欧洲的实际财富和收入的增加。迄今为止，它之所以增加得如此之少，也许是因为它在各地受到限制的缘故。发现通由东印度的海道，如果对东印度的贸易是自由的，就会更加有利。

但是，财富由金银构成，以及没有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差额（即出口价值超过进口价值）才能输入金银，这两个原则既然已经确立，那么，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必然就是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可能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因此，使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过去就是限制进口和奖励出口。财富被认为由金银组成，政治经济学力图减少进口，鼓励出口。

限制进口有两种：

第一，凡是本国能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无论从什么国家进口，一律加以限制。

第二，在对某些外国的贸易中，如果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本国，那就无论何种商品，只要是从那些国家进口的，也一律加以限制。

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采用高关税的方法，有时采用绝对禁止的方法。

奖励出口的方法，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发给奖励金，有时是同主权国家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允许退税:当已交纳关税或国产税的国内制造品出口时，往往将所征收税款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当已征收关税的外国商品重新出口时，有时将所征关税的全部或者部分退还。

奖励金的颁发，用以鼓励某些新兴的制造业或者某种值得特别关注的工业。

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本国的货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国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

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为本国的货物或商人不仅获取某些特权，而且常常是垄断权。

上述两种限制进口的方法连同四种奖励出口的方法，构成了商业体系通过使贸易差额有利于自己而增加本国金银的六项主要方法。我将在以后的每一章中对每一方法进行详细的研究，不再过多关注它们能把货币带回本国的趋势的设想，而将重点研讨它们中的每一方法能对国家的工业的年产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手段既然会增加或减少国家年产物的价值，显然也一定会增加或减少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这些限制和鼓励将在以下六章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