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资本积累或生产性（第2页）

纵使挥霍者所买的全是国内生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产品，结果还是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资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所以，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是免不了低于其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如果奢侈者消费的都是国内产品，不曾将资金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非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了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等数量的货币将依然保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同等价值的消费物品，相当于生产了两个价值，同等数量的货币留在国内，产生结果却极不相同。

而且，一个国家在其年产品价值日趋减少之时，绝不能保留同等数量的货币。货币的功能无非是流通消费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依赖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进行买卖，而分配给它们的消费者。因此，一个国家每年能够使用的货币量必须由国内每年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来决定。这些消费品包括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品，也包括少量用部分本国产品购买而来的外国产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也会跟着减少，因此，国内每年所用的货币量必然也减少了。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的货币绝不会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绝不会愿意让自己的货币闲置着。国内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约束，不顾禁令，想方设法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各种有用的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持续在一定时间内，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逆境中繁荣时代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这样看来，这种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此外，当年产物减少时，货币会流往国外。

当一个国家的年产物价值增加时，货币量也会跟着增加。因为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不断增加，所以所需货币也随之增加。因此有部分新增的产物便会寻找适合的地方出售，购买这些产品的金银必将增加。这种金银的增加，并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而是社会繁荣的结果。金银无非就是从矿山挖掘出来，再运到市场上，必然需要一定的劳动与资本，这项生意的投资人和工人们，需要一定的收入来维持生计。这些总和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无论在英格兰还是在秘鲁，购买金银都是如此。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就用不着为金银会长期缺乏这个问题而困扰；国家闲置的金银，也不会长期留在国内。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每一个挥霍者都是社会公敌，而每一个简朴的人都是社会的捐助者。因此，不论我们把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想象成什么，像朴素的道理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劳动量与土地的年产值构成了一个国家真实财富和收入；抑或是像一些庸俗的偏见所说的那样，构成一个国家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产量。

不当行为的结果往往与挥霍者的行为相同。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工业上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而言，一个不小心或是一个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都将使之有减损的趋势。当然，投入到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只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由于资本使用不当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就不可避免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幸而就大国的情形来说，个人的奢侈以及不当行为对其不能有多大影响。不过幸好有另一部分人勤俭节约，总能够抵消这一部分人的奢侈以及不当行为。

一个人之所以会奢侈浪费，是因为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这种享乐欲望之强烈，是很难控制的。但这种情况通常来说总归是暂时的、偶然的。一个人之所以会勤劳节俭，是因为他想改变自身现有的状况。这愿望冷静而执著，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没有放弃过。从出生到死亡那天，这漫长的过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满足于自身当时的身份地位以及财产。我们都是上进的人，一心想改良，问题就在这里，到底该如何改良呢？增加财产显而易见是最明显的途径。然而将收入节省一部分并储蓄起来也是增加财产最适合的方法。在我们有生之年虽然都有浪费的欲望，但总的来说，节俭的心理，还是占一定优势的。

接着谈不当行为。无论何时何地，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人占的其实是极小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经常看到有不少破产的人，但在这大千世界，失败的人总还是极小部分的，也许这只是一千个人中的一个。对于一个清白的人来说，破产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不知道避免它的人也不是说没有。

私人奢侈妄为，会把个人陷于贫穷，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此陷入贫穷，然而政府奢侈妄为就不一样了。在许多国家，公众的收入绝大一部分是用来维持非生产者。例如朝廷中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海军陆军等等。因为他们平时不从事生产，所以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劳动产物来维持生活。如果这类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导致他们在某一年内消费掉的产品，没有多余来维持来年的再生产的劳动生产者。所以，下一年的再生产量就下降了，导致一年不如一年。时间一长，国家的贫穷就会来临。因此，这一类非生产者使得人民不得不消耗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因为非生产者应该消费人民的一部分剩余收入占用比例过多，最后无论劳动者多么节俭都无法补偿如此大的浪费。公共的浪费和不审慎比私人的更加可怕。

然而，从经验上来判断，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的节俭和一些良好的行为，又似乎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之后又可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状况是一致的、经常的，不断地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动力。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重大失误，使事情日趋改良。就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创造奇迹，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提高受雇用劳动者的生产力都可以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价值。很明显，增加资本和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数量的前提。增加那方便劳动、缩减劳动力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机械进行改良，就能提高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要么，就是将工作合理分配。但无论哪种方法，都必须增加资本。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也少不了增加资本投入。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每个人专心做一种工作与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相比必须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年产量提高了，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贸易扩大了。显而易见，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占的比例一定少于另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资本的数额。既然讲到这儿了，我就应当声明一下，国泰民安了，即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以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也应当正确判断这种进步，将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放在一起比较是比不出什么来的。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们经常因为看到某种产业衰退或某一地区的衰落，便怀疑整个国家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把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与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代相比较，前者必然比后者多得多。现在英国年产量的增长，很少有人怀疑，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就有几本书说英格兰的财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这些书籍不全是党派的宣传品，里面很多都是非常诚实、聪明的作者所写的，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将查理二世复辟时代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必定多得多了。兰开斯特争胜时代末期与伊丽莎白时代比较，英格兰的年产品增加很多。再往前看约克与兰开斯特时代必定胜于诺曼征服的时代；诺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人统治的时代。撒克逊人统治的时代，应该说不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是很重大的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政府和私人都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多次根本不必要的并且费用浩大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被转移用来维持非生产者。在战乱时期大量的浪费、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末陷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处于最幸福最富裕的阶段，但那时发生了战乱。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为英格兰的前途所担忧，也许又将陷入贫困之中，或者完全灭亡。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就发生了大瘟疫，再加上英国与荷兰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排除其他的不讲，单单就四次英法大战后，英国就欠下14500万镑以上的债务，外加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总共债务不少于两亿镑。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大部分都用来维持非生产者。若没有发生战争，当时用于战争的那笔开销，大部分一定会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将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能提供利润，那么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也就相当可观了，随之逐年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筑物一定更多了；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宽广；已改良土地的耕作更加完善了；制造业也必然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也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如何让它增加起来，我们很难预想。虽然有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浪费，并发生了许多其他的骚乱和不幸。

政府的浪费虽然曾阻碍了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使它停止发展。现在的英格兰与复辟时代、革命时代相比较，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多得多了。与过去相比英格兰现在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还是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坚持不懈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俭、储蓄慎重，不动声色地、慢慢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因为这种努力，英国才能受到法律保障，并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的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都会这样下去，这也并不是什么做不到的事。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导致居民都很懒散、奢侈。英格兰王公大臣不但不自我反省，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还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际上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可曾想过，他们自己才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只要管好自己的开支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人民的浪费远不及他们，若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哪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将减少社会资本，而花费等于收入的人，蓄积与资本相同，也不蚕食资本，资本不变多也不减少。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那么多花费方式中，有一些更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个人收入有不同的消费方式，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不会留下什么，更不用说对将来有什么好处。有的人花钱购买持久耐用的物品，今日享用了，还可以积蓄起来，从而减少明日的开销，或者增进明日的开销更有价值。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女仆成群，厩满犬马，大吃大用。但有些富翁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将收入用来修饰庄园，大兴建筑，广置家具，收藏书画等等。有些人愿意买一些比较不重要的东西，明珰璎珞，灼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翁，两人的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最后，甲的境况必然比乙的好得多。甲还有一些货物，虽其价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则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到头来成了一无所有。支出用在耐用品上的人比支出用在易坏品上的人更加富裕。

有益于增加个人财富的消费方法，也能够带来国民财富的增加。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可以转瞬间变得对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对其厌倦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便可购得它们。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长期富裕的国家中，下等人民虽然自己无法出资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自己无法购买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上等家具。古代西穆尔的宅邸，就是现在巴斯道上的旅店；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妆，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了敦弗林的酒店。在一些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现在居住在那的人所盖得起的。房屋里面许多还可适用的，非常讲究的，但已是老式的家具。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那些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时常是一种光荣又是一种装饰，我想在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如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没落了，却仍然博得了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持久耐用的物品上，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有利于养成俭朴的习惯。假如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在社会人士有所讥评之前幡然醒悟。像这样铺张浪费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如果原来是仆人成群，骤然撤减，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俭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承认以往错误的行为。反之，如果他原来就爱花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改变习惯了，人家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需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应该不是财力不济，而应该是他对此已经失去了兴趣。过去的花用容易停止。

花费在生产者身上，能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花费用来维持非生产者，不能增加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将被倒掉，它的浪费可不小啊。如果将宴会的开支，用以雇用泥水匠、木工、装饰机械工等等，虽然消耗的粮食数量相等，所供养人数必然会增加。工人们将一分一毫地购买这些粮食，一分都不会浪费。维持生产者便可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维持非生产者却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不过，我并不是想借此表明前一种花费方式总是比后一种花费方式更为慷慨或者大方。当一个富人把他的收入主要用于好客和款待时，他是和他的友人和同伴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他用以购买那些耐久物品时，他就只是考虑到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想同他人分享。因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等这些琐细东西，时常表现出一种轻浮而自卑的性格。我只不过想说明，花钱购买耐用品能够促进商品的价值积累，能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对于私人的节俭习惯加以鼓励表扬，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从而维持更多的生产者而不是非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财富的增长。并不能因此就说它表示一种慷慨大方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