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资本积累或生产性（第1页）

第三章资本积累或生产性

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一种劳动加在一个劳动对象上就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劳动却没有这种作用。劳动对于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由于没有这种作用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到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说由雇主来垫付，但事实上雇主支付的是工人自己劳动所创的价值，他并没有多余的支出。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劳动对象上，劳动对象的价值便增加了。这样增加的价值往往大于工人工资部分，通常可填补工资的价值，并得到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所以致富的方法：雇佣许多工人；致贫的途径：维持许多家仆。但家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如同工人的劳动一样，家仆也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销售的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间，并非昙花一现。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那种物品或者说那种物品的价格，日后在必要时还可推动劳动数量与原来为生产这物品而投入的劳动量相等。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的商品上。家仆的服务性劳动在提供后，付诸东流，要将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非常困难的。有两种劳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

社会上等阶层人士的劳动也是非生产性劳动的一种，某些社会上等阶层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都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表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售商品上，也不能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他们的生计由他人分年产品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好像很难实现。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很大，但必须明白今年的政绩买不到明年的政绩；同样，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当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也很重要的，有些却可称之为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便是最低级的，亦有一些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例如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者，还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参加劳动的人，都要依赖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这种产品的数量无论多大，但并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这些产品用在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比例越大，用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就越小从而来年的产品也必定少。相反，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越少，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然越多，从而次年的产品也就越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以外，其他所有年产品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那一部分产品决定下一年的产品。

无论在哪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产品，无疑都是用来供给国内居民消费，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的。这些产品，无论是出自土地还是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一经生产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补偿资本的，补充从资本中取出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另外一部分，则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年产品来说，一部分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耗费，另一部被资本所有者以利润形式收入，或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收入。就大型工厂的产品来说，绝大部分是用来补偿厂商的资本，剩余部分则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一部分产品替代资本，一部分构成利润和地租。

任何一个国家中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从来就是直接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的。它只用来支付生产性劳动者的工资。直接用于构成利润或地租的收入则既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

任何人都把其资产的一部分当作资本而进行投资，没有一个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取得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笔资产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了资本的作用赚得利润，然后又给生产性劳动者带来收入。至于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本，从开始使用时起，即由他的资本中提取出来，成为可供他直接消费的资本。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只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那些全然不劳动的人，都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以维持生计。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两点：第一点，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第二点，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一部分，但转移到可以获得它的人们手中之后，除维持他们的衣食外，他们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裕商人，甚至于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他的收入相当可观的话，他也可能会雇用仆人，有时也可能会去看戏或者观看木偶剧，这样就把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维持一些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了。并且，他或许还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不过按照常情，原计划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若在还未用以雇用到足够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推动他们工作进度以前，绝不应该舍本逐末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在尚未工作得到工资以前，绝不可能拿出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且，那部分工资数量非常有限，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来判断，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多少，不过，他们总会有一些。就缴纳赋税来说，他们每个人所纳虽很有限，但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很多，所以他们这一阶级所纳的，是非常可观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地租和利润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两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可以用它来雇用生产者，同样也可以用来雇用非生产者。但是总体上看来，他们似乎用在后一方面往往多于前一方面。大领主通常用大部分住处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人，少部分用于供养勤劳的人们。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的工人，但也和大领主一样，他们的收入也大部分用来供养那些非生产性劳动者。

我们说过，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经生产出来，就已经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资金了，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无论在哪个国家，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这个比例，在贫国和富国的情况又是极其不同的。

当今欧洲各大富裕国家，往往将土地生产物的绝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和富裕的农场主的资本，其余部分则用来支付它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古代封建政府统治的时候，年产物的很少一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了。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无非就是几头牛几匹马，而且这些牛马的食物只不过是在荒地上天然生长的产物而已。因此，也可把它们看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是从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租借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他产品，也从属地主所有，或作为土地的地租，或作为毫无价值的资本利润。那些耕种土地的人通常都是农奴，他们的人身和财物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农奴的耕种者是随时可以退租的佃户，他们所交纳的地租名义上常常比免役租也多不了什么，但它实际上已经等于土地的全部年产物了。在和平时期，地主可以随时征用这些佃户为劳役，在战乱时期，他们又须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都是隶属于地主的。在封建时期他们的劳役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全部属于地主。然而现在欧洲的情况与封建时期已经大不相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很少一部分用来支付土地的利润和地租，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13，有时还不到14。但从数量上来看，现今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部分都已经3倍或4倍于过去；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13或14，与封建时期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多了3倍到4倍了。在农业改良的进程中，地租虽然在比例上增加了许多，然而在对土地年产物的比例上却缩小了。在古代，地租占农产品的份额比现在更大。

现今欧洲各富裕国家，通常情况下都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所需的资本很少，制造业简陋，可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利润却很大。以往的利息率很少在10%以下。这便足以证明它们的利润必定能够支付高昂的利息。现在，欧洲各富裕国家的利息率，很少有在6%以上的；最发达的国家的利息率，甚至有时低至4%、3%甚或2%。因为富裕国家的资本较贫穷国家来说要多得多，所以富裕国家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穷国家大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来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自然要大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相较于贫穷国家，富裕国家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自然要大得多。并且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以外，其余部分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就不一定了。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总而言之，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比较，前者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比后者大得多。

无论在哪个国家，用于补偿资本的资金和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这两种基金的比例，都必然能够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和我们祖先相比较，我们更为勤劳，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资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持懒惰人民的资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懒惰了。俗话说得好：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资本运营可以为下等居民带来收益的工商业城镇，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镇，便是很好的例证。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是维持都市的主要来源，国家收入的开支也便成了人民的主要收入，这些人民大都是懒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就是很好的例证。说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个城镇，其他各议会城镇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普通人民大都是懒惰的、贫穷的，因为他们大都依靠法院人员以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卢昂、波尔多两市，因为地理优越，商业颇为发达。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卢昂都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个地区盛产葡萄酒，举世闻名，各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出口量非常大。拥有如此优厚的地理条件，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两个城镇的工业才蒸蒸日上。其他各议会城镇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也就是说，投下的资本为数非常有限，绝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基本也是如此。在这三个城镇中，巴黎人民要算最勤劳的了，因为巴黎为制造业提供了自产自销的市场，营业对象主要是本城的消费者。既是王公贵族的寓所，又是工商繁盛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镇所处的地理位置都非常优越，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在一个有大量收入的城镇，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利用地理优势使用资本，就不像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镇那么简单了。靠国家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懒散惯了，使得一些应当勤快做事的人也受到影响。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爱丁堡的工商业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并不发达。由于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所以，爱丁堡的工商业远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收入，大都靠资本的运用。我们还可发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农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两种基金的比例决定一国居民是勤劳还是懒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人民大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是懒惰的人民。资本的增减决定了真实劳动量的增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资本的数量决定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减少。一个人从收入中节省了多少，他的资本就同时增加了多少。资本增多的部分，他可以亲自投资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别人从中赚取利息（也就是利润），让别人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就像个人的资本只能靠他从年收入或年所得中节省出来的东西而增长一样，一个社会的资本与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个人的资本，只能以同样的方式才能得到增长。

节约是增加资本的直接原因，不是勤劳。然而，在节俭之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的。但是不管勤劳能够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去节约、去贮存，资本就不可能增大。

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进一步增加物品的价值。他们的劳动，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本就像每年的花费一样，最终还是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费方式都大不相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招待懒惰的客人和家用的仆人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会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若想要把节省下来的部分直接转化为资本投资，虽然也同样是消费，但消费对象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不仅能再生产出价值填补他们的工资，并提供利润。现在假设富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将全部货币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的部分，当做赚取利润的资本直接转作资本，用于投资借贷，或雇佣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最后，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不同。储蓄的东西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

一个节俭的人每年节省下来的收入不仅足以维持当年或者下一年增加的生产性人手的生活，而且，他好像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无论何时，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用到什么地方，并没有法律条文的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则保护它的安全性，那就是每个将享有其中一份的人的明确利益。如果不把这基金按照原先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原指定滥用基金的人必然是要遭受损失的。

挥霍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的人：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就如同把某些虔诚基金的收入滥用在亵渎的用途上一样，他把其父辈用节俭积累下来要用于维持勤劳人们的生活基金支付了游手好闲的人的工资。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也跟着减少了，因此，全国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品价值也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自然也减少了。如果某些人的挥霍不能由其他人的节俭而得到补偿，那么每一个挥霍者的行为通过用勤劳者的面包来喂养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不仅会使自身变成乞丐，而且会使整个国家变穷。挥霍者使这种资金转做其他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