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第1页）

第五章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

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一个人是富有还是贫穷，取决于他能在何种程度上享受人类生活中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然而分工完全确立之后，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只能供应他所享受的上述物品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绝大部分他必须从其他人的劳动中获得。所以，他是富有还是贫穷，就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量，即他能够提供多少劳动量去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因而，任何商品的价值，对于占有它却不消费而更乐意于用来交换的人来说，等于是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劳动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每样东西的真实价格，即要得到这物品实际所要付出的代价，乃是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劳动和艰辛。每样东西对于已经得到它而想处理它或想用它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实价值，就是它能为他节省多少劳动和艰辛，它可以为他利用多少别人的劳动和艰辛。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的东西，就是用劳动量购买的，我们得到的东西和我们在获取它时付出的自身劳动量相等。那些货币或货物，固然节省了我们的劳动，但它们包含了一个特定数量的劳动价值，因此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东西。劳动是第一价格，是最初为购买所有东西所付出的初始价格。世间所有财富，原先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对所有东西最初支付的价格。

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但获得或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继承任何政治权力，无论是民政权力还是军政权力。他的财富，也许可以提供给他一种获得政治权力的手段，但仅仅占有财富未必就能给予他民政和军政权力。对财富的占有能够直接给予他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一定支配权。他的财富多寡完全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成正比，也可以这样说，财产的多寡，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产品数量的大小恰成正比。每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必然总是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的大小。财富是购买劳动的力量。

劳动虽是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所有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根据劳动量来估算的，要确定两种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通常是很困难的。花费在这两种工作上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工作中经历的不同程度的困难和表现出的独创性，也须加以考虑。一个小时的艰难工作可能比两个小时轻松的工作所付出的劳动还要多；在一项需要花费十年劳动去学习的工作上工作一小时，比在一项容易工作中工作一个月付出的劳动还要大。然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评价标准来衡量工作过程中的困难程度和独创性。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产品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独创性，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通过合适的评价标准来做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做大致上平等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也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的商业往来了。然而价值通常不是用劳动来衡量的，因为劳动是难于测量的。

此外，商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与其他商品交换而与之比较的，而不是与劳动比较。所以，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而不以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是很自然的。而且大部分人也都只懂得一定量的商品意味着什么，不懂得一定量的劳动的含义。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实物，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尽管能被人们充分理解，但不及实物那样明显、自然。商品更为普遍的是与其他产品交换。

但是当物物交易停止，货币已然成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时，每一特定商品便会更频繁地同货币而不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屠夫很少再携带自己的牛肉和羊肉到面包师或酿酒师那里去，交换面包或啤酒；他把肉带到市场上，用它交换货币，然后用货币交换面包和啤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和啤酒的数量。因此对于他来说，用他直接用肉交换到的货币量来估算牛羊肉的价格要比用面包和啤酒去估算来得更自然更明显。说他的肉每磅值3便士或4便士，比说肉每磅值面包3磅或4磅，或值啤酒3夸脱或4夸脱，也更合宜。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商品的交换价值，更多是按货币量估算，而非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估算。尤其是货币，因而它更加频繁地用来衡量价值。

然而，黄金白银也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也是变动的，有时便宜，有时贵，有时容易购到，有时难于购到。一定量的黄金白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或所能交换到其他商品的数量，往往取决于当时已知矿山出产量的多寡。16世纪在美洲发现了贮藏丰富的矿山，使欧洲金银的价值降低了约13。由于把这些金属从矿区运送到市场上所需要的劳动较少，所以当它们运送到那里时，其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也较少。在金银价值上，这虽是最大的一次变革，但不能说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变革。我们知道，作为衡量的尺度，如一步之长、展开两臂之宽或一手所握之重，这些量都是变动的，决不是能作为衡量的精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能作为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精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同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来说都是同等的价值。因为在正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态下，在技能和熟练程度正常发挥的条件下，劳动者在劳动时必然总是要牺牲舒适、自由和快乐。因而他所获得的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有时能购得货物多些，有时少些，但是变动的是这些货物的价值，而不是用来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终及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但是金银的价值是变动的，有时值更多的、有时值更少的劳动，而同等的劳动却总是等于劳动者的牺牲。

不过，虽然等量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总是具有等量价值，但是在雇用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却时高时低。他有时用较大量，有时用较小量的货物去购买等量的劳动。因而，在他看来，劳动价格似乎与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常在变动，时而显得贵，时而显得便宜。实际上，那只是货物时而贵，时而便宜。显然在雇佣劳动者看来，劳动的价值是变动的。

因此按照通俗的说法，劳动也像商品一样可以说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富有还是贫穷，其劳动报酬是优厚还是菲薄，与其真实价格成比例，而不与其名义价格成比例。因而劳动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

商品和劳动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在实际应用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同一真实价格总是具有同一价值，但是由于金银价值的变化，同一名义价格却具有极其不同的价值。因此，当一宗地产出售并保留永久地租时，如果想要使地租总是具有相同的价值，那么对于为其保留的那个家庭来说，重要的是地租不应当用特定数额的货币来规定。因为货币的价值难免有两种变动：一种是来源于不同时期同一铸币单位内所含金银量的不同；一种则是源于不同时期同等量的金银价值的不同。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的区分，有时在实践上有用。

君王和国家往往认为，减少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的量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但他们很少想到，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属量会有好处。因此我相信，各国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量几乎都在不断减少，而没有任何增加。因此，这种变动几乎总是促使货币地租贬值。

美洲矿山的发现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虽然我不知道是否有任何可靠的依据，但是普遍认为，金银价值还会逐渐下降，而且在长时期内都是如此。因此在这种推测下，即使地租规定了不以某一数量的某一单位的铸币（例如多少英镑）支付，而以多少盎司的纯银或一定标准的白银来支付，这种变动也只是会降低地租的价值，而不会提高其价值。

谷物地租，即使在铸币单位没有发生变动的地方，其价值也远高于货币地租。伊丽莎白18年立法规定，国内各学院地租，23纳货币，其余13要纳谷物，或按照当时最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货币。由谷物折合货币的部分，原不过占全部地租的13，但现在据布莱克斯顿博士的统计，却已2倍于其他23了。按照这种算法，各学院的货币地租，一定几乎已经减到原值的14或其原值谷物的14了。但是，自腓力普和玛丽时代迄今，英国铸币单位几乎很少或根本没有变化。同一数量的英镑、先令或便士，几乎含有同一分量纯银。由此可见，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完全是由于白银价值的降低。

假若白银价值下降，而同一面额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又相应减少，货币地租的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铸币含银量的变动比英格兰大得多，而法国又比苏格兰大得更多。以致两国原先具有相当可观价值的地租，现在却几乎一钱不值。

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同等数量的劳动，更可能用同等数量的谷物（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而不是用同等数量金银或任何其他商品去购得。所以，同等数量的谷物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值，或者说，能使谷物所有者，更可能购买或支配他人的同等数量的劳动。我要说的只是，等量谷物比等量的几乎任何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即使是等量谷物也不会丝毫不差地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劳动的真实价格，如随后我要说明的，在不同情况下是大不相同的。它在一个迈向富裕的社会比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里要丰富一些，在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又比在一个趋向没落的社会里要丰富一些。然而，任何其他商品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里能够购买的或大或小的劳动量是与他在当时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数量成正比的。因此，谷物地租，只受一定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商品规定的地租，不仅要受一定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的变动的影响，而且受一定量的该种能购买谷物量的变动的影响。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化，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说，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少得多，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多得多。如后面所要说明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不是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波动的。它似乎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相适应，而和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而且，我在后面也会说明，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受白银的价值，受矿山能向市场提供的白银多寡，受运银到市场所必须雇佣的劳动量因而必须消费的谷物量调节。而银价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有时虽有很大变动，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很少有很大变动，往往是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中，都没什么变动或几乎相同。因此，谷物的普通或平均货币价格在那样一个长的时期内也可能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而劳动也保持有同样的货币价格，至少在社会其他情况全无变动或几乎无变动的情况下是这样的。然而，谷物的暂时和偶然价格却时常可以是今年比去年翻一番，例如，从每夸脱25先令涨到50先令。但是当谷价涨到50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都要比从前高出1倍，或者说，所能获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都要2倍于从前。但在所有的这些波动中，劳动的货币价格以及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均保持不变。

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唯一通用、唯一精确的价值尺度，或者说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用来比较不同货物价值的唯一标准。大家都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不能用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数量，来衡量不同商品从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真实价值。我们也不能用谷物的数量来衡量从一年到一年的这种价值。然而用劳动量我们则可以精确地估算它们的真实价值，不论就一年到一年来说，还是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说。就一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是一个比白银更好的尺度，因为同等数量的谷物可以换取同等数量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反之，就一年到一年来说，白银则又是一个比谷物更好的尺度，因为同等数量的白银可以换取同等或几乎同等数量的劳动。

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在订立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中虽然可能还有些用处，但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买卖中，却没有什么用处。

在同一时间和地点，所有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彼此都保持准确的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售卖一种商品，所得货币越多，那么在那个时间，它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亦越多；所得货币越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亦越少。因此，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货币是所有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精确尺度。然而，也只是在同一时间地点才是如此。

而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彼此就没有准确的比例了。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或者说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白银数量和出售商品可换得的白银数量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可能支配比在伦敦用1盎司白银更大的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及便利品。因此，对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出售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比起在伦敦以1盎司白银出售的所有者，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可是，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司白银购买某一商品，后来在伦敦能以1盎司白银的价格售出，他通过这笔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仿佛伦敦和广州的1盎司白银价值完全相同。至于广州半盎司白银，比伦敦1盎司白银，能够使他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大数量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于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在伦敦，1盎司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2倍于半盎司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