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1页）

第五篇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第一章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国防费

君主的职责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与入侵。而要履行这个职责君主就必须借助军事力量。但和平时期准备兵力和战时使用兵力的军事费用，则因社会状态不同以及进化时期不同而大不相同。军事力量的支出，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

在最低级、最原始的社会状态下的狩猎民族中，每个人既是狩猎者又是战士。现今北美洲土著人部落就是如此。他可以为保卫社会走上战场，或者为报复另一社会给予他们的伤害而去打仗，他在和平时期在家仍然以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自然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他的社会无须训练他打仗，或无须为他在作战期间的生活负担何种费用。在狩猎者中不必费钱。

在比较进步的社会状态下的游牧民族中，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情况也大抵相同，每个人既是游牧者又是战士。他们通常住在帐篷里，或者住在带篷的马车里，没有固定的住所，可以十分方便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根据一年中不同季节的变化或一些偶然事故的发生而时常进行迁徙。当他们的畜群把一个地方的牧草吃尽了，他们便移到另一地方，在那里把牧草又吃尽了，就再转移到另一地方。他们在干燥的季节里，通常迁往河岸；在阴湿的季节里，就又退回高地。当他们奔赴战场时，并不把牲畜交给老人妇女儿童看管，也不会让老人妇女儿童留在没有防卫和无法生活的后方。他们整个民族在和平时期就过惯了流浪的生活，所以在战时能够很快地投入战斗。不管作为军队进军时，或作为游牧民游牧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大抵总是一样，尽管两者的目的全然不同。打起仗来，他们一同作战，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作战，时常听说鞑靼妇女也参加战争。他们如果战胜了，敌方全族所有的一切就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如果战败了，那么一切都完了，他们自己的牲畜乃至妇女儿童全都成了战胜者的战利品。就连大部分幸存者，也不得不为了得到当前的生活资料而服从战胜者。其余的一部分人，则通常被驱散或逃往荒野。当畜牧人走上战场时，整个民族和他的财产一同移动。

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操习都为其参加战斗做好了准备。他们普通的户外游戏，如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等，俨然就是在从事战争。他们在实际作战时，也如平日一样，依靠自己放牧的牲畜来维持生活。这些民族虽然都是有酋长或君主的，但酋长或君主从不曾负担什么军事训练费用。在作战的时候，掠夺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

狩猎者的队伍通常不超过两三百人。因为狩猎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的不确定性不允许有更多的人较长时期地聚集在一起。游牧者不同，他们的队伍有时会达到二三十万人。只要他们的前进不受阻碍，只要他们能够在吃完一个地区的草地后迁徙到另一个新的没有吃过的地区，他们共同一起进军的人数就似乎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因此，一个狩猎的民族对其邻近的文明民族从来不可能构成任何威胁，而一个游牧民族则可能构成威胁。所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在北美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更不足挂齿的了，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在亚洲经常发生的鞑靼人的入侵更可怕的了。修昔底德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不能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他这个判断得到了所有时代的经验的证明。塞西亚和鞑靼的旷野，广漠无垠，没有大自然的屏障。那里的居民，往往在一个征服者部落或种族的酋长的统治下团结起来。而他们结合的象征，就是亚洲许多地方被**变为荒地。另一个大游牧民族，即阿拉伯荒漠的居民，除在穆罕默德及其直接后继者的统治下结合过一次外，从来不曾团结在一起。而他们那次的结合，与其说是征服的结果，不如说是宗教热情的结果，但他们那次结合的象征也与上述相同。假若美洲的狩猎民族都变成了游牧民族，那么邻近他们的欧洲各殖民地居民，就一定不能像现在这样平平稳稳地生活下去。

在更加进步的社会状态下的农业社会中，没有对外贸易，每个家庭除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一点粗糙的日用品外没有其他制造业，每个人也是一个战士，或者说可以很容易地变为一个战士。从事农业工作的人，通常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尽日晒雨打风吹。这种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锻炼他们，使他们能熬受战争的苦难。而且他们农业上一些必需的工作与战争中的某些工作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比方说，农活中的挖沟就训练他们挖战壕、加固营地以及构筑围墙的本领。农民的日常娱乐，也像游牧人民的游戏一样，俨然是从事战争。但由于农民不像游牧者那样空闲，所以不能像游牧者那样经常地从事这些游戏，他们虽然也都是战士，却不像游牧者那样精于战斗本领。可是，尽管他们是这个样子，君主或国家却没有花费过丝毫去训练他们打仗。没有商业只有家庭手工业的农民容易变成士兵，很少需要君主花钱去准备他们作战。

不过，农业是有固定性的。它即使是在最原始和最低级的状态也意味着定居，意味着某种固定的居住地。这固定住所一旦放弃，势必蒙受巨大损失。所以农耕民族的作战，就不能像狩猎民族或游牧民族那样，全体出动。他们至少要把老人妇女儿童留在后方照料住所。可是，其他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可以去打仗，而且在一些小的农耕民族里，他们也时常这样做。在每一个民族里，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就一般推算，约占全部人口14或15。假使战争在播种期后开始，收获期前结束，那么农民及其主要劳动者即使全部离开农场亦不会蒙受大的损失。在此期间，农场上虽有必须进行的耕作，但他们相信有老人妇女儿童就能够把这事情做好。所以，在短期战役期间，他们愿意无报酬地服兵役；他们成为战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训练费用；他们实际作战，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维持费用。古代希腊各邦市民，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发生以前，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服兵役的。伯罗奔尼撒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以前，也还是以这种方式服兵役的。据修昔底德观察：伯罗奔尼撒人通常在夏季离开战场回家收割。罗马人在他们的国王统治下以及在共和国的初期也是以这种方式服兵役的。直到维伊之围以后，他们才开始把维持在前方作战的人的费用加在那些留在家乡的人身上。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君主国家，在所谓真正的封建法制确立前后，大的领主及其直接侍从都是自费为王室服役的。他们在战场上就像在家中一样，也是以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从未从国王那里领到任何补助或报酬。

在更为进步的社会状态里，在战场上打仗的人自己养活自己就完全成为不可能。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是制造业的进步，一是战争技术的改良。

农民去参加战斗，只要战事是播种期后开始，收获期前结束，那么他对农活的中断不见得总会导致其收入的大量减少。因为，即使他们不加入劳动，大自然本身也可替他们进行一大部分的残余工作。可是，征役对于一般技术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说，铁匠、木匠、织工，他们一旦离开他们的工房，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枯竭了，他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能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所以，他们这种人如为国家服兵役，必然就没有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共和国就必须提供一部分经费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样看来，在一个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国家里，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们中间征集，因而，他们在服兵役期间也就必须由国家的费用维持。因为技工和制造业者离开工作时必须由国家来维持。

当战争的技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科学时，当战争的结局不再像社会的初期由个别不规则的小规模战斗或战役所决定时，当双方的争夺通常是由几个不同的战役编织而成，而每一个战役又持续大半年时，就必须由国家来负担为国家打仗的人的生活了，至少在他们服役期间应该如此。不论这些上前线打仗的人在和平时期从事着什么行业，如果要他长期服兵役，长期自费支持，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就未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所以，第二次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的军队似乎大体上就已采用了佣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国人民编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国人编成，他们同样是由国家雇佣，而且同样由国家支付薪饷。罗马自维伊之围以来，其军队在留在前方的期间亦能领取相当的报酬。以后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下，大领主及其扈从服兵役的义务，在一定时间后普遍是以交纳货币代替，以此维持在军队中服役人员的生活。

在文明社会里服兵役人数与人民总数的比例，必然要比在原始社会中小得多。在文明社会里，由于战士的生活完全是靠非战士的劳动来维持，因而前者的数量从来也就不可能超过后者所能负担的数量，不能超过后者在维持适合于他们自身身份的生活以及他们必须负担的行政和司法官吏的生活的费用之后所能负担的数量。在古代希腊小农业国家中，全体人民中有14或16自认为战士，随时从役战场。但在现代欧洲的文明国家中，一般推算，战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的1%，那么国家负担他们服役期间的费用就不至于让国家受到严重损失。在文明时代，士兵占其余人口的比例要小得多。

从训练军队作战的费用到维持战场上作战的战士的生活费用全部转由君主或国家支付以后很久，这笔费用似乎才成为国家的一项巨大开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见得怎样巨大。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的军事训练，是国家加在各个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有一个公共广场，就在这广场里面，在公共行政长官的监管下，教师带领年轻人学习各种军事操练。这种简单设施的费用，似乎构成希腊各共和国为训练市民作战所付费用的全部。古代罗马也有运动场教练，那与古希腊的竞技场教练具有同一目的。后来封建各政府，也曾为促进上述目的而颁发许多命令，规定各区市民必须练习箭术及接受其他军事训练，但结果似乎并不那么圆满。可能是由于受托执行这些命令的官员对它缺乏兴趣，也可能是由于其他某些原因，这些命令似乎都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随着那些政府的更迭，军事训练在人民大众中似乎也成为一种无用的东西。

在古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期间，士兵这种职业还不是一种独立的界限分明的职业，不构成某一市民阶级的唯一或主要的工作。每一个人民，不论其平日依靠何种职业或业务谋生，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总觉得他也同样适合于做一个军人，而在许多特殊的情况下，又觉得有充当军人的义务。在希腊和罗马以及封建时代初期，军人不是一个特殊阶级。

然而在所有技术中，战争的技术肯定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进步的结果，这种技术也就必然成为所有技术中最复杂的了。战争技术在某特定时期能够发展到怎样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机械技术及其他必然与战争技术有关联的某些技术状态决定的，但是要使其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就必须使当兵成为某一市民阶级的唯一或主要的工作。并且，和其他技术改良一样，这种技术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过，其他种类技术的分工，是个人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因为他发现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特殊的行业里比同时负责几个行业对提高个人的利益更为有效。至于士兵职业与其他职业分开，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职业，却非出于个人的打算，而是出于国家的智慧。在和平时期，一个没有得到国家的任何特殊奖励而把自己大部分时间花在军事训练上的市民，无疑可以提高军事技巧，此外他还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但对于自身的利益却没有一点增进。只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从事这种特殊工作。然而有许多国家都不曾总是具有这种智慧，甚至在条件成熟时，即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而要求国家这样做的时候。但当战争变得更为复杂时，必须实行劳动分工，以使技术臻于完善。

游牧民有许多空闲，在原始农业状态下农民也有一些空闲，而工匠或制造业者则没有一点空闲。关于军事训练，第一种人就是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也都不会有什么损失；第二种人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也不会蒙受大损失；第三种人的情况却全然不同，他即使只花费一小时也有一小时的损失。他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自然会导致他全然忽视军事训练。而且技术和制造业进步必然会引起农耕上的种种改良，使得农民和城市的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于是农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城镇居民一样忽视军事训练，以致大部分的人民都不再好战。然而在另一方面，由农业改良而产生的财富，或者说由这些改良蓄积下来的财物，却又不免引起邻国的觊觎和侵略。事实上，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通常是最会遭受四邻攻击的国家。所以，如果这个国家不采取某些新的公共防卫措施，那么人民的天然习惯会使他们全然没有能力保卫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采取两种方法才能为国家公共防卫做些起码的防备。

第一，它可以不管国民的利益怎样，资质怎样，倾向怎样，用一种极其严厉的法令强制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同时要求所有在兵役年龄内的公民或其中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他们从事何种职业，以某种方式把当兵的职业和他们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

第二，它可维持和雇用一定数量的公民长期接受军事训练，这样可以使当兵的职业成为一种不同于所有其他职业的独立的特殊的职业。

假使国家采取前一种方法，那么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由所谓的民兵组成；如采取后一种方法，那么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由所谓的常备军组成。进行军事训练是常备军的唯一或主要的职业。国家给予他们的生活费或薪饷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对于民兵来说，军事训练只是他们的临时性工作，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得从其他工作获得。在民兵的身上，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质多于军人的性质；在常备军的身上，则军人的性质多于所有其他职业的性质。这两种区别，似乎就是这两种不同兵力的本质上的区别。

民兵到目前为止有好几种。有的国家对于捍卫国防的公民，只施以军事训练，却不曾编为队伍，或者说没有编为各个独立的部队，没有在各自正式的和固定的军官指导下进行操练。在古希腊罗马各共和国，每个公民留在家乡的时候，多半是单独地、分开地，或和所喜欢的同伴一起进行操练，不到实际作战时期，不属于任何特定部队。在其他国家则不同。它们的民兵不但要进行操练，而且要编为队伍。在英国，在瑞典，乃至在近代欧洲任何一个建立了这种不完全的军队的国家，每个民兵都有其所从属的特定部队，都在其正式的和固定的军官指导下完成其训练。甚至在和平时期亦是如此。民兵在古代只是操练和编队。

火器发明以前，军队的优良程度就在于军队中的每个战士在武器使用上的高度技巧和娴熟。体力和动作的敏捷最为重要，通常决定战斗的命运。然而使用武器的这种技巧和娴熟就像现在的击剑一样，只有通过操练才能获得，而且这种操练不是集体的，是每个人单独地在一个特殊的学校里，在特殊教师的指导下，或者与本领相同的同伴一起进行练习。火器发明以来，体力和动作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别技巧和熟练，虽然不是说完全不重要，但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新式火器的性质，虽然不会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练者立于同一水准，但比较以前，却使他们更接近于同一水准。同时，人们一般认为，使用新式火器所必要的所有技巧和娴熟完全可以在集体操练中掌握。

正规化、队形和对指挥的迅速听从在现代军队中是比战士使用武器的娴熟和技巧更能决定战斗命运的品质。当人们进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就要面对火药武器的喧嚣、硝烟和死神，必然使得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很难保持一定水平，甚至在战斗刚开始时就是如此。古代的战斗情况则不同，除了人声没有喧嚣，没有硝烟，也没有看不见的负伤和致死的原因。每一个人，甚至某种致命的武器真实地逼近了他，他能够很清楚地看清这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只要对使用武器的熟练和技巧有相当把握，则维持纪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战斗开始时，而且在战斗全过程中，或者直到两军胜负判然时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的情况下容易得多。不过，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那是要在大队一起操练的军队才能获得的。

可是，民兵不论多么有纪律或受过什么训练，总是要比一个有良好纪律和良好训练的常备军要差很多。民兵总是不及常备军优越。

在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上，一周或一个月训练一回的士兵绝不及每日或隔日训练的士兵。军队使用武器的熟练，虽然可以说在近代可能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但举世公认的普鲁士军队的优越性据说很大程度上就是得力于他们更善于使用武器。这证明，即使是在今日这种熟练亦还是极其重要的。

一种士兵，仅仅每周或每月听长官指挥一次，其余一切时间都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都不必对长官负责。另一种士兵，则每天全部的生活及行动都在长官指挥之下，甚至每天的起床就寝，或者回军营都要按照长官的命令行事。就这两种士兵比较起来，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服从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绝不如后者的。所以在所谓体力训练或者在武器操纵和使用上，前者往往不如后者。在所谓纪律，或者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上，前者更远远不如后者。可是，在近代战争中，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本事具有更大的意义。

跟随平时所习惯于服从的酋长作战的民兵，像鞑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那样，是最好的民兵，他们尊敬长官和具有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最接近于常备军。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当他们在自己的首领下服役时，也具有这种优点。不过，他们不是到处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的牧人，他们在和平时期没有追随酋长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习惯。所以，和鞑靼人及阿拉伯人相比较，他们在战争时期是不大愿意跟随首领奔赴远方的，也是不大愿意长久留在战争场所的。他们一旦获得战利品，就急切地想回家，首领的权威也不足以阻止他们。这就是说，在服从这一点上他们是远不及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的。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过惯了固定的生活，在野外的时候少，所以他们不像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惯于军事训练，不如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善于使用武器。最好的民兵是在作战时由平时统治他们的酋长带领的民兵。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无论何种民兵，只要经历过几次战役就可以在各方面称为一支常备军。因为他们每天操练使用武器，长期处于他们军官的指挥下，所以不久就养成了常备军那种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至于他们在奔赴战场之前是做什么的并不重要，在经过几次战役之后，他们必然养成了常备军在各方面的优点。所以美洲的战争如果能够再延长一点，那么美洲的民兵，无论就哪一方面说，都可以和那支在上次战争中所显示的英勇顽强并不逊色于法国和西班牙最顽强的老兵组成的常备军相抗衡。留在战场上的时间很长的民兵变成常备军。

了解了这个区别，我们就会发现几百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一支有严格规章制度的常备军对于民兵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优越性。

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记载，马其顿腓力普所率领的军队就是最初出现的常备军之一。他与色雷斯人、伊里利安人、色萨利亚人以及马其顿邻近的一些古希腊城邦的频繁作战逐渐把自己的部队（军队最初是民兵组成的）形成了具有常备军的严格纪律的部队。就在和平时期（这种时候很少而且时间也不很长）他也是特意把军队保留下来，不予遣散。后来，经过长久的激烈作战之后，古希腊各主要共和国的勇敢而训练有素的民兵都被他打败征服了。随后几乎没有遭遇什么抵抗就把大波斯帝国的柔弱而缺乏训练的民兵毁灭了。希腊各共和国和波斯帝国的没落，就是常备军对于民兵持有绝对优势的结果，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第一次保存了清晰及详尽的记录的大革命。马其顿常备军挫败了希腊民兵。

迦太基的没落和其后罗马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著名共和国的崛起和消亡都可以由同一个原因说明。在迦太基和罗马的战争中，常备军击败了兵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