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至正与两面不讨好（第1页）

大公至正与两面不讨好

梁漱溟决定脱离现实政治的依据是政协会议的成功，而迫使他不得不再停留在现实政治中的原因恰恰也在这个政协决议上。

政协决议对中共和梁漱溟等第三方面来说，当然是一个成功的决议。但对国民党而言，由于损失太多，便对政协决议稍有不满，对决议的贯彻执行构成一定威胁。这些威胁几乎在政协决议通过的一刹那就已存在。

1946年1月31日上午8时，政协在国民政府礼堂召开综合小组会议，清理汇总各项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并商决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下午2时，才对各项问题取得最后一致的意见。一个小时后，国民党中央就在离政协会议不远的中央党部召开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在会上大吵大闹，顿足嚎叫，哭诉政协决议使国民党一切都完蛋了，什么也没有了，宪法草案十二条原则把1936年5月5日立法院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中确立的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等原则破坏无遗了。他们对政协决议尤其是宪法草案表示不满，而蒋介石则一任他们哭闹，一言不发。直到最后，蒋介石才说：我对宪法草案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留待将来再说。好在这仅仅是一个草案，且为党派协议，还有待取决于全国人民。等到将来开国民大会时再说吧。很显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他并不准备将政协决议付诸实施。

国民党、蒋介石对宪法草案原则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权力的分配上。这个草案基本推翻了孙中山毕生鼓吹的五权宪法，接受了张君励吸收英美宪法而设计的内阁负责制。凑巧的是，孙科希望做行政院长，因此在宪法草案酝酿过程中点头承认张君劢的设计而不如实向蒋介石汇报，待到生米做成熟饭，蒋介石也只好忍气吞声先让宪法草案获得通过，待将来再俟机推翻。

国民党方面对政协决议的不满直接导致了国内冲突不断发生，内战的阴影一步一步地逼近。2月4日晚，梁漱溟应邀在沧白堂报告政协情况，朦胧灯光中，不断有特务从后面乱扔石子打人。到了2月10日，陪都各界在校场口召开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会议一开始，特务就借机闹事，大打特打，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都挨了打，梁漱溟刚上主席台几分钟也被逼下台。

那天特务散发的传单，主要是反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由此可见国民党方面对政协决议的仇视。

鉴于这样日趋严重的情况，在国民党内受窘的孙科、邵力子被迫向中共和民盟提出修改宪草原则的要求，周恩来遂于3月15日宪草审议会上表示可以让步。不料，中央社次日发布的消息语气过重，有失实之处，使延安方面大吃一惊。

当时，梁漱溟为了向中共领袖当面说明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心迹，正在延安逗留，听了周恩来回来后的介绍和毛泽东的意见，遂于25日搭乘周恩来的飞机一同回重庆，再次为现实政治效力。

回到重庆，梁漱溟又观望了一段时间，为创办文化研究机构的事曾一度飞往昆明。4月18日，梁漱溟从昆明飞回重庆，而恰好这一天国共两党在战场上的较量初见分晓，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东北局势又一次引起国内外瞩目。

同一日，马歇尔也从美国回到重庆，与周恩来约谈。之后，马歇尔于4月22日派人找到民盟，希望民盟出来帮助调停。民盟当然无法推卸此责，盟内的一些负责人便纷纷劝梁漱溟参加奔走和平。梁漱溟考虑到内战不停，文化工作和研究工作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于是只好跟在大家后面奔走和谈。

在和谈过程中，梁漱溟代表民盟方面。他虽为民盟最初成立时的五位常委之一，但是在盟内并不负很大责任。然而，继左舜生因青年党内部矛盾而于1945年12月辞去民盟总书记职务之后，张东荪又于1946年2月上旬辞去民盟秘书长，遂使民盟实际工作无人管。民盟其他领导人黄炎培、章伯钧、张澜、张君劢以及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等先后与梁漱溟商量，希望梁出任秘书长。只是梁漱溟此时尚未定下再回到现实政治中出力，因而并未答应。

到了4月，民盟秘书长空缺达两个月，民盟主席张澜极为焦虑。经鲜特生再三劝说，梁漱溟终于答应为张澜分担一些工作，担任民盟秘书长；但言明只干三个月，再多了就不干。他那时计算着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然后再做自己的事情。

1946年与民盟主席张澜（左）合影

5月初，梁漱溟正式担任民盟秘书长。5月8日，随国民政府离开重庆，经上海，还都南京，设民盟总部于南京蓝家庄。民盟主席张澜年事已高，不愿离开四川老家，所以此后一段时间的民盟一切工作均由梁漱溟以秘书长身份做主负责。

梁漱溟之所以答应回来担任民盟秘书长，主要是因为时局危机，即东北民主联军4月18日占领长春，东北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东北民主联军攻占长春之始，蒋介石就非常愤怒，他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中的惟一问题，中共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尽快退出，否则必然开打，后果自负。

蒋介石的威胁并没有吓倒中共，其实占领长春是中共战略布局中最关键一着。早在年初，中共中央就依据东北外交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利用苏军撤退、国民党军队向北接收兵力不足的机会，及时提出向北满发展的战略方针，以为在东北停战协议达成和执行小组到达前，如能控制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将会加强中共谈判地位，有利于和平解决东北问题。4月11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为争取停战后的有利地位，最好于苏军撤出后两天内占领长春。第二天，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按周恩来的建议采取行动。15日，苏军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无法到达，东北民主联军遂于18日向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发起攻击，迅即占领长春。随后又相继占领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很显然，这些举动，已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可能像先前那样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苏美格局的条件下，而是决心依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采取主动行动。

在美国方面，马歇尔的指导思想是避免国共冲突和确保国民党的优势，他一方面不赞成国民党借争夺长春扩大内战，因为那一来，国共冲突势必加剧，苏联便会以维护中东铁路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为由继续在长春以北的铁路上驻扎军队；而且马歇尔还担心，国民党军队全力向北推进，势必使兵力分散和战线太长等弱点更加明显，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

另一方面，基于力求使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战略考虑，马歇尔又不得不支持国民党政府控制长春。为了解决这一内在矛盾，马歇尔设计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案，即以长春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一方面要求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以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另一方面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并延缓进入长春，以换取中共在北满作更多的让步。

马歇尔的设计并没有立即提出，而梁漱溟等民盟负责人则于此时从各方面搞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搞了一个和马歇尔的设想思路基本一致的解决长春问题的调停方案，即请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莫德惠主持接收长春，国共双方都不占领长春而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民盟的这个方案先后请邵力子和周恩来看过，邵表示赞同，周表示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即答复，但似可望同意。

4月29日晚八时，民盟委托张君励、罗隆基出面携带这一方案向马歇尔提出，并请马歇尔转致蒋介石。马歇尔看了方案后认为，民盟的这一方案虽然和他的设想基本思路一致，但是在此时并不能实行，于是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为由，拒绝向蒋介石转送。

马歇尔之所以不愿接受民盟的建议，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4月23日，马歇尔同意美国海军为国民党向东北运足九个军。第二天，蒋介石向马歇尔提出要求中共单方面妥协的东北停战方案。马歇尔认为这样似乎不妥，苦口婆心地劝说蒋介石仍然无效，只好于29日即民盟方案提出的当日将蒋介石的条件转告周恩来，并声称中共让出长春是妥协的惟一基础，否则他就退出调处。

对蒋介石的条件，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并指出蒋介石坚持占领长春，表明国共分歧不单是长春归属问题，而是先打仗再谈判，或者相反。中共的原则是先停战，停止调动军队，派遣执行小组到冲突地区监督停战，然后讨论东北军队的布防、复员、调整军队比例等问题。中共并不谋求控制东北，只是要求在新组成的东北地方政府中能有地位，通过和平协商，在民主的基础上决定东北的前途。

周恩来的解释并没有说服马歇尔，马歇尔仍认为他看不出与蒋介石讨论中共的建议有什么用处，国民党的停战努力已被中共军队占领长春所破坏。由此，很可能在东北地区爆发大规模内战，所以他只有退出调停。

很显然，马歇尔此时退出调停的目的，是为了借“战场上的事态发展”以打开国共谈判的僵局。也就是说，他希望用国民党取得的军事上的优势，迫使共产党改变立场。然而，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马歇尔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仅四平战场争夺激烈，而且东北的战火已开始向关内蔓延，全面内战一触即发。

当此时，蒋介石虽有不惜全面内战也要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意思，但他毕竟没有真正准备就绪，还不愿在此不利的条件下全面开战。5月1日，蒋介石在西安行辕召集军政人员讲话，强调长春问题为时局关键，只要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交给国民党军队接防，其他问题都好谈。诚如周恩来当时的判断，蒋介石虽然已经“有意识地走向战争，但做法尚保存两面”，蒋介石的做法在关外强调接收长春，在关内则极力向中共挑战，“在政治则国大无限期延期，先用全力肃清后方，而口头则说遵守政协决议，坚决实行整军、复员、改组政府及国防部，企图以此骗取舆论，争取美国，造成我欲内战之印象，以孤立我们，便于达到其发动全面内战之目的”；“前途，在目前看来，真正好转绝无可能，全面破裂尚有顾虑，但是危险已增长，半打半和也许较多，最后要看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来决定”。

基于这种分析，周恩来于5月3日晚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重申首先实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谈其他问题的立场，同时亦承认长春问题为僵局之关键。

5月17日，民盟负责人商量，国共两党这样打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决定把原来在重庆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行向国共两党公开提出，力图尽快克服因长春问题而造成的危机。毛泽东在收到梁漱溟等人从上海发出的这封电报后迅即电示周恩来，中共对民盟的主张表示欢迎。

在毛泽东电示周恩来的同一天（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在林彪的巧妙指挥下开始向后撤退，而且连公主岭和长春都一并放弃了。

按理说，既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撤出长春，那么所谓时局关键便不复存在。然而，国民党方面却不这样看，不仅把东北民主联军的撤退看作是“溃退”，而且因获得长春而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国内和平并没有因为中共主动放弃长春而露出曙光，反而更加危险，仍然无望。

蒋介石获悉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的消息后非常高兴，23日偕宋美龄、白崇禧径飞沈阳。是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东北局势由此又发生了变化。

形势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后，自以为加重了谈判的砝码，不愿就此与中共方面和解，进一步提出接收东北的主权问题。5月24日，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致信马歇尔，提出“中共应不妨碍或阻止中央政府依照中苏条约接受东北的主权”，“中共应不干涉及妨害中央政府为恢复通车而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修路工作。只有这样，中共才能表现其有诚意履行诺言”。二是节外生枝地提出了美方决定权问题，蒋介石声称在停战、军队整编、恢复交通三个问题上，“调处执行部及美方军官对执行及解释国共代表意见不一致的问题有决定权”。

对于蒋介石的节外生枝，中国共产党自然反对，但是为了谋求和平，周恩来于26日在致马歇尔的信中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对于蒋介石愿意停战恢复和平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