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条道路上行走（第2页）

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拥护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法律化。在这个前提下，统一建国同志会广泛团结各党派及无党派热心国事的上层人士，共求事实，探讨国是国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中国今后只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反对国内一切暴力及破坏行为。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加政党活动，各个党派都不应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所有这些，与梁漱溟在《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中的设计基本相近，大体代表了梁漱溟的思想。

关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性质，简章和信约都没明说，但在参与其事者心里都很明白，这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团体，处于第三者的地位。他们不明确邀请国共两党参加，实际间或有国民党籍的人士。

1939年11月23日，国社党罗隆基、罗文干、胡石青，青年党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第三党章伯钧、丘哲，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冷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救国会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所属张澜、光升等，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通过了简章和信约，初步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组织系统。

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是以个人身份组成的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团体，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这显然有另立山头的嫌疑。为了取得国民党方面的谅解和认可，他们决定将《信约》十二条请王世杰、张群二人代为转呈最高当局，并推定梁漱溟和黄炎培二人代表同仁面见蒋介石，陈说一切。

11月29日，梁漱溟如约与蒋介石见面，此时黄炎培因公赴泸州未回，只有王世杰、张群二人陪座。梁漱溟向蒋介石说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动机，表示主要是因为党派冲突问题的刺激而成立，其性质为第三方面的组织，其功能将在国共两面对立之外说些公道话，其目的是求大局好转。这样于大局无损，于政府有利，希望蒋介石能够容忍和承认这一组织。梁漱溟还说：蒋先生屡次要我们说公道话，而不知道我们说话甚难。我们说一句话批评政府，则被人指为接近共产党或站在某一边了；我们说一句话指责到共产党，又被人指为接近政府，或为国民党利用；仿佛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立场，只能以人家的立场为立场，这是非常痛苦的。这样将全国人逼成两面相对，于大局极不好。于大局不利的，即于政府不利。现在我们第三方面联合起来，就是在形成第三者的立场。我公既以说公道话相期勉，先要给我们说公道话的地位，那就是许可我们有此一联合。

蒋介石在成都的时候曾听过梁漱溟当面介绍在华北华东的见闻，此前又听了王世杰、张群的介绍和报告，故而在梁漱溟当面解释后，蒋介石对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并没有过分非难，当即表示谅许。

随后，蒋介石问统一建国同志会有哪些人，梁漱溟数了数，当数到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时，梁漱溟特别解释：“以我所知，他们两位并没有成见的，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的外面，还不如约在里面。”蒋介石对此点头，亦以为然。谈话至此大致结束。

出了蒋介石的官邸，王世杰以车送梁漱溟回青年会。在车中，王世杰问梁漱溟：你们这是一政党了。梁漱溟答不是。这是为了当前问题的一种联合而已。当前问题有分裂内战的危险，我们第三方面誓本国民立场，坚决反对；“统一建国”的标题正由此而来。现在参加的，各方面人都有。彼此间，还有不少距离，须得慢慢增进彼此间的了解。纵有人想组党，现在亦说不上。在我梁漱溟个人则根本不承认中国的多党制是合理的。说得激烈一点，我梁漱溟素来反对欧美式的宪政。王世杰于匆促闫听不明白梁漱溟的话，他误会梁漱溟反对中国行宪政。他竟转问梁漱溟道：你是否认为中国永不需要宪政呢？大概他亦想梁漱溟是开倒车的人罢。

12月间，统一建国同志会诸同仁准备出版刊物，集资若干，推余家菊为主编，又指定同仁撰稿。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并没有出版，但从此之后聚会不断，成为国共之外各党派人士名副其实的“第三方面”的联合体。

到了1940年4月初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一届第五次会议时，统一建国同志会准备作共同提案，将当时他们自己认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分由几个人负责起草，然后由大家讨论，集思广益，修正完善，再向大会提出。梁漱溟分担起草的是关于当时党派冲突问题的提案。

梁漱溟认为，要站在中立、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谈当时的党派冲突，势必要批评国共两党，因此在提出建议案之前，梁漱溟于会议的第一天先提一询问案：

迭闻各战区各地有我军自相火并之事，是以敌人残我而不足，而又自相残也。灭弱抗敌力量，援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下可痛之事孰过于此。前者何参谋总长在本会驻会委员会上一度报告，顾尚未悉政府对于此事，眼前作何处置，及如何求其根本解决永久消弭之道？拟请派员出席，明示方针，讲求至计，国家幸甚。依据《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七条提出询问案如上，请求主席通知政府，定期答复。

稍后，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代表政府作答，借机对中共多所批评：

十八集团军在各战区战地与各友军所发生之冲突，是否另有企图，虽不能遽下判断，惟该军在抗战期中之一切行动，尚未脱离中共党团支配，亦未绝对服从最高统帅部，及所属战区长官之指挥则业由事实证明。

十八集团军在陕北造成一种特殊组织，即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继又造成“晋察边区政府”、“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均自委官吏，自成风气，自行征收粮税。此外，并擅设银行，发行纸币，至数千万元以上。似此破坏行政系统，违背现行法令，利用军队，造成割据，企图达成国家民族以外之利益，实属非是。

借何应钦指责中共的氛围，梁漱溟再提建议案，标题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提案上说，事非一枝一节之事，于一枝一节究问是非曲直，实属无益。又说，问题之解决，应从厘定党派关系入手，以求得较今日更进一步之团结。而以解决问题的责任，责望于参政会。原文有云：

窃念执政之国民党，于抗战起后，既招致党外在野人士，始而为国防参议会，继而为国民参政会，原期团结共商国是。今双方行动，虽不起于参政会内，须知亦并不在会外。国民党方面，蒋总裁固明明本会之议长也。共产党方面为首负责人毛君泽东，固明明吾参政同人也。双方不协，是本会尚未能发挥团结作用有以致之也。设今于此问题不加解决，而听其扩大，则参政会应职其咎。吾同人举不得辞其责而亦大亏负执政之国民党之初心也。

至于原案提议的办法，计有三点：一是电促毛泽东参政员等迅速出席；二是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方案；三是特种委员会由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的身份指定委员三人至五人组织之。

提案指出，党派问题为自然演成，不必追究谁的责任，不能责怪哪一方，中国地面之广，人口之多，发生一些摩擦也在情理之中，无从追究谁先起意，谁先动手。欲求党派问题根本解决，应先厘定党派关系，理顺国家建制，在国民舆论监督、督促下以求得和平解决。中国国民要持严正的干涉态度，对于双方有不对处，都应当责备。显然，梁漱溟想使国民参政会代表国民成为党派纠纷的居中调停人。

梁漱溟的提案或许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但国共双方都不可能全部采纳他的意见。这一点梁漱溟心里很清楚，并不对提案存太多的奢望，只想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使国共双方收敛各自的军事行动，坐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份建议案原为梁漱溟接受统一建国同志会委托而起草的，然写出后意见互有出入，梁漱溟遂决定作为个人提案，愿联署者联署，只是许多人担心因此而惹是非，不敢签名。最后只有几个与梁漱溟很熟的人如黄炎培、冷遹、江问渔、张君励、罗文干、胡石青、左舜生、张申府、晏阳初诸人帮忙，和几位老先生如张一磨、钟荣光、胡元倏、张澜、光升等人签名。黄炎培老成练达，劝梁漱溟不要贸然将此案提出，而应先请示蒋介石，至少应先向秘书长王世杰加以说明，免生误会。然而梁漱溟并没有听从黄炎培的劝说，加上联署人数凑足二十，大会提案将近截止日期，来不及向蒋介石、王世杰请示说明，径送大会。

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的提案，显然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反感，至少是不快。因此，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在见到梁漱溟这个提案后，最初反应是要打消此案，继则改提强调军纪军令的提案。最后由王世杰面请蒋介石指示，蒋认为此为军令军纪问题而非党派问题，军令军纪是没能有讨论余地的，然而参政员若愿意加以研究，亦未始不可，最后则政府自有权衡。

蒋介石的指示由黄炎培向梁漱溟转达，并明确向梁暗示，提案可以修正通过，为减少麻烦，希望梁不必发言，以免引起争论。黄炎培又向梁漱溟建议在审查此案时减少手续，照章通过。于是在审查会上，黄炎培担任主席，第一省略宣读（照例秘书宣读全案原文），第二省略说明（照例由原提案人加以口头说明）。然后主席又说，原提案用意甚好，所谓组织特种委员会一事似亦可行，可否勿庸多讨论？大家表示赞成，举手通过。陶百川参政员发言，原提议特种委员会三人至五人，似乎太少；人选既请议长指定，则人数亦不妨由议长决定之，不必限制。又大会没有几日，此委员会工作似不必限于大会期内，即在会后仍可进行报告请示于议长。大家亦无异议而通过。

审查会完毕，送到大会上。蒋介石亲自担任主席，仍照前省略各种手续。只由秘书长宣读审查意见，议长问大家赞成者举手，大家举手，通过。于是一个大案，不到两分钟便办妥。事情不算不顺利，而梁漱溟想造成舆论空气的初意则达不到。还有电促毛泽东参政员出席一层，则审查会以至大会皆没有提。

末后，特种委员会经议长指定十一人组织成立。中共方面由秦邦宪、董必武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许孝炎、李中襄等几位；居于中间的则为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几位；而由副议长张伯苓和黄炎培为正副召集人，自行定期召集开会。这显然无法实现梁漱溟的设想，只是成为一种摆设，因而不能不令梁漱溟灰心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