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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发言，不行动

梁漱溟自以为“大公至正”的方案遭到了国共两党的普遍反对，梁漱溟两面不讨好，两面受抱怨，尤其是中共方面的反对与抱怨更为激烈，周恩来骂梁漱溟是“伪君子”，指责梁漱溟一手包办的这个方案是落井下石，是帮助国民党打倒共产党，甚至比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还要恶劣，蒋介石只不过是要把共产党打倒在地，而梁漱溟还要踩上一脚。

周恩来的愤怒引起第三方面的高度恐慌和重视，李璜、罗隆基、莫德惠等人不论与梁漱溟的关系如何，都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梁漱溟解困。在他们积极帮助斡旋下，非常规地将方案撤销，总算没有酿成大错，使梁漱溟稍稍感到松口气。不过梁漱溟的政治生命至此大体终结，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确实没有政客的本事，没有操弄现实政治的才能，于是当事情告一段落后，梁漱溟坚拒各方面的盛情挽留，于1946年11月6日离开南京，经北平回到重庆北暗，继续进行他的新教育试验，并埋首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以期从思想上从文化传统上寻找中国现实政治的根源，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不时就现实政治的进展发表独立看法，坚守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

1947年3月1日，梁漱溟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以“树立自己信用”，“力求彼此合作”两句话贡献给国人，特别是贡献给国内各方面有心之士。他说，基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以及西方新文化的认识，他的主张一向集中在如何引导崩溃的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的建设道路上，而于任何题目的暴力革命，或任何题目的对内作战，均不承认，反对到底。

1948年集中精力撰写《中国文化要义》

在新社会建设的征途上，梁漱溟认为，开头的一步必在国家权力粗得统一，这是建设的必要前提。至于真正统一之确立，必待建设乃得完成。也就是说，先求政治问题获得一初步解决；至于政治问题之完满解决，那要随新建设的完成而完成。梁漱溟指出，欲完成上述任务，首要的是各方面能和平合作，社会上增多一个有信用的人，即增多一分元气，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之进行即因之多一分积极可能。对于今天的中国，这就是极可贵之贡献。假若一个党派或一个团体，或一个负时望的人物，或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人，那所关系者就更大。梁漱溟在文中特别恳求这些人千万自爱，一言一动，出处进退，保持其已有之信用，再增其更高之信用；而千万不要不自爱惜，以致导致人们的失望。那将不仅是个人的自毁，而实在给予此可怜的社会又一大打击、一大破坏。个人将不仅对不起自己，实更负罪于国家社会。因此梁漱溟大声疾呼，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负有历史使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爱惜羽毛，树立自己信用第—。

树立自己信用第一，力求彼此合作第二。人们彼此间有信用，遇事自然能合作。反观国内时局，梁漱溟以为，国共两党是彼此不能合作之最大者。不过在梁漱溟看来，国共两党本是相争之两造，宿怨积仇，非有第三方面督迫之，便不能合作。在国共两党外，广大的第三方面如果不能合作起来，形成一大力量，以转移形势，奠安大局，才是真该受责备的。梁漱溟诚恳地向第三方面建议：一切有心人应当在有心无心、有形无形之间，随时随地倡导合作运动，培植合作基础，撒播合作种子，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险阻隔阂，使此涣散而且僵痹的社会融合复活起来。

在谈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梁漱溟说，他与共产党之间显然有很大距离。在理论主张上，他与共产党各有一套，自有本末，距离不同寻常，不易泯没。然而根本上还是相通的。他强调，他对于民族前途，对于整个人类前途，有自己的看法及其远大理想，而中国共产党恰是一个以远大理想为性命的集团。见解主张尽管不同，双方不妨“宽以居之”，一切从头商量。异中求同，依然有同可求。在事实所必要上，让一步又何妨？梁漱溟以为，只有这样把东西南北各式各样的朋友，都拉在一起合作，中国才有救。

梁漱溟的树立信用、无条件合作说，显然无视阶级利益的冲突，显然没有看到国共双方冲突的根本所在。不过在当时，在国共双方战场上的较量尚未见分晓之际，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只能对大局作如此判断，并由此而为大局努力。

基于这些思考，梁漱溟于1947年5月间，应北京、上海、成都各方朋友的约请，赴南京参加最后一次国民参政会，与“和平老人”张澜、许德珩、黄炎培等一道呼吁和平。他们参加这次参政会，是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去争取和平。

由于国民党太过自信，太缺乏和平诚意，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一再宣扬仍能秉持中共问题以政治解决的基本方针，强调只要中共以事实表示其诚意，政府无时不企求和平，自可用政治方法谋取解决，以解人民于倒悬。然而在实际政治运作方面，蒋介石却是另有一套，他自信在美国的支持下，有把握用“非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于是一味要与中共在战场上见分晓，和平又一次成为泡影。

蒋介石的自信后来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因为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正在酝酿着“反饥饿、反内战”的运动。

5月20日，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大专学生代表到南京同南京大专学生一起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同一天，北平、天津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全国，汇成全国学生运动的**，即“五二〇运动”。

“五二〇运动”发生的当天，梁漱溟刚从重庆飞南京，甫下飞机就听到了当天流血惨案消息。此后几天，梁漱溟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同时，并到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向受伤的学生表示慰问，又在中央大学发表讲话，鼓励学生“向外努力，向前奋斗，一直往前走”，同时树立起一种“更智慧”的态度。在谈到流血惨案时，梁漱溟提出两个问题供学生思考，即他是谁？我是谁？他希望学生由近及远，由惨案去思考中国当时正在逐步升级的内战，找出“是谁在阻碍我们”？很显然，梁漱溟的讲话是诱导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5月28日，蒋介石在招待全体参政会参政员的宴会上发表讲话，对于国统区的经济困难推卸责任，将“五二〇运动”定性为中共的阴谋，甚至“明告青年，勿中共党之毒计”，表示“吾人应知姑息足以长祸，不能因循放纵，败坏学风，牺牲国家之法令，妨害社会之秩序”，暗示只要学生敢于闹事，他就敢抓人乃至于杀人。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蒋介石国民党的强硬路线激起各地强烈反抗。6月1日，国民党特务在各地大举捕人，在重庆的民盟成员被逮捕的也有多人。鉴于这种紧张的局势，梁漱溟在南京未敢久留，即于6月2日晨径飞重庆，为营救被捕人员而奔走。

由于国民党百搬阻挠，梁漱溟虽然作了最大努力，营救工作却毫无成效。不仅如此，到了同年秋天，国民党政府蓄意解散民盟，国内政治格局势必又要发生新的变动。

得知民盟将要被解散的时候，张东荪从北平致函梁漱溟，希望梁漱溟能为保住民盟做些工作。信中称：民盟是你辛苦创成，你要赶快去南京、上海设法维护。不料，梁漱溟其时的心理恰好相反，他认为，民盟只是全国合作的推动力，国共两党大战正酣，民盟既不能尽其政治任务，亦难发展自己的组织，且伏有内部分裂的危险。为避免内部分裂，民盟最好暂入于休眠状态。这样，一旦时局需要，再拉出来还是完整的。不过，民盟自己却无法宣布休眠，现在由国民党政府代民盟宣布，岂不更好。于是，梁漱溟一面以此意答复张东荪，一面以此意奉告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民盟负责人。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借口，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主席张澜签名发表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公告，通告全体盟员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民盟总部负责人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当此时，梁漱溟亦投函重庆《大公报》，声明从此不在民盟组织中。

梁漱溟主张民盟暂时进入休眠状态，并在民盟被迫解散时宣布退出组织，他的这些行动不仅在民盟内部没有第二人，即使今天看来也难以使人理解，具有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梁漱溟，何以有如此古怪的行动？

梁漱溟自有他的想法。不过，必须指出的是，梁漱溟与国民党的这种妥协，并不意味着他和国民党的亲近，恰恰相反，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梁漱溟对国民党的疏远、憎恶日甚一日，并终于与国民党彻底分手。

1948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国民党军队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守，而后又节节败退。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国内局势根本改观，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这天翻地覆的一年里，梁漱溟几乎毫无表示，大部分时间花在勉仁文学院，身体力行地在那里理头从事教育改革，力求在思想文化方面为中国未来作些建树。

这样说，也不意味着梁漱溟对时局漠不关心，只是目不暇接的变化使他无从判断，无从发表意见，鉴于先前的教训，使他觉得在情形并不明朗时，在言论上还是应该持保留态度比较妥帖。待到形势基本明朗时，梁漱溟又一次忍不住出来为现实呼吁。不过，这次他已不同往日那么莽撞，而坚守在“只发言，不行动”的立场上。

1948年底，蒋介石不论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已遭到了彻底失败，并招致美国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特别是桂系的怨恨和不满。12月23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介石“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而后，司徒雷登遵照美国政府的意思，在中国公开进行“倒蒋”活动。

在国民党内部，以李宗仁、白崇禧首的桂系不失时机地利用蒋介石所处逆境，先后致电蒋介石，或提出和谈计划，意图逼蒋下台，实现桂系一统天下。在桂系影响下，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等地方实力派也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主张。

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蒋介石不得不正视现实，决定下野。12月31日晚，蒋介石邀请李宗仁、孙科等党政要员数十余人齐集官邸，商谈下野问题，并决定于次日发表《新年文告》，表示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