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国共（第3页）

只要中共以后奉命守法，不再袭击友军和到处挑衅，政府无不一律爱护，一视同仁，而且政府宽大为怀，决不追究既往。否则，如果有抗命乱纪，破坏抗战的行为，如从前新四军之所为，那无论其为任何部队，政府为国家利益，为抗战胜利，不能不依法惩治，而加以制裁，以尽我政府抗战建国的天职。

蒋介石的宣布使国共两党的关系陷入抗战以来所未有的低谷，彼此一往一复文章愈多，彼此间的距离愈远，问题愈扯愈多。梁漱溟适有自己的事待办，亦就离开重庆回到四川璧山县来凤驿乡间。

3月10日，梁漱溟从乡下赶回重庆，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已经结束，但中共问题丝毫没有解决。于是，梁漱溟与张澜连夜又找到张群，仍提出成立委员会的事。梁漱溟对张群说：我梁漱溟为国民党打算，认为那个委员会应当赶快成立才好。要知道在抗战四年中，中共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就是国民党的失败。这失败由于三点：

一是遇事含糊，没有清楚明白的解决，陕北边区到底合法不合法，即其一例，其他类此甚多。

二是遇事拖延，不能迅速解决。此事例亦甚多。

三是单靠武力和特务警察来制止共产党的发展，没有得到舆论的有力援助。类乎我们这样的中间力量第三方面一般人均不愿说话，是其一例。

梁漱溟继续对张群说，共产党就在国民党的这三点失误中成长壮大。要想补救，必须改正前失。那个委员会就是最好的办法，一切问题可在委员会上有清楚明白的解决，并且马上解决，不予拖延；解决时有第三者大家共同讨论，自必有正义公道；万一某方违背诺言，自由行动，则社会舆论亦必然援助政府的制裁。

苦口婆心的梁漱溟希望当局不要以为那个委员会是只利于共产党和第三者的。他还向张群表示，蒋介石为中共问题很焦心，而少有人能替他分心筹划，所以我们第三方面都盼望你张群能帮助蒋介石。

梁漱溟的适度恭维很使张群受用，张群闻言似颇以为然。他说他明天将返回成都，十天后再来重庆，希望梁漱溟等人亦继续努力。

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后，中共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已经没有时限的督迫，只是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仍自我感觉是个问题，总想设法尽力。3月13日中午，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四位联名在一心饭店请客，被请的都是参政同人，而以中共参政员为主要对象，当下由众人公推褚辅成、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及梁漱溟五个人共负继续进行之责。

翌日（14日），周恩来应邀同蒋介石谈话。蒋介石询问延安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二月份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等，要求见被国民党扣押的叶挺，并按中共十二条解决。周恩来认为，蒋介石之所以找他谈话，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共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缓和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个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蒋介石正走着哄字。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报毛泽东，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毛泽东电复：先解决小问题，但大问题绝不放松。

周恩来与蒋介石见面对梁漱溟等第三方面是很大的鼓舞，因为很久以来，至少自上年冬以来，周恩来屡次求见蒋介石皆不可得。一切交涉只能由叶剑英与军令部一位次长接洽。因政府认定中共问题系军令军纪，叶剑英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在军令部系统之间必须服从，不必进行多少商量。而周恩来则代表中共，蒋介石之所以不见周，即不愿将中共问题演变成党对党的问题。此次忽然约见，意必有话商谈。梁漱溟等人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消息，因为见面总比不见面好，谈谈总比不谈好，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开始出现缓和的迹象。

国共关系的缓和给梁漱溟等中间派人士很大的鼓舞，使他们觉得更应该利用关系缓和的契机将先前提出的那个委员会组织起来，因为从比较长远的观点看，大局问题的解决，仍有待于那个委员会。适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亦向第三方面同人表示委员会事仍可商量进行，梁漱溟遂与一些朋友根据从前提出的四条意见草成一个委员会组织章则草案，并经王世杰精心修改。大致有这样几条：

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

二、委员定为十五人，设常委三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

三、蒋介石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

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

五、议决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过去担任法制局局长多年，对于起草法规具有专长。其一条一条的文字，都经苦心斟酌。

20日中午，蒋介石设宴招待参政会全体驻会委员二十五人。饭罢，蒋介石留梁漱溟、黄炎培、褚辅成、张君劢、左舜生五人细谈。梁漱溟等人向蒋介石陈述继续接洽中共代表出席问题，仍请组织特别委员会，并将经王世杰修改的这个方案面呈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草案可行，仅将常委改为三人至五人，委员改为十五人至十九人，余无改动。又问梁漱溟等人若未曾与中共方面谈过，可即前往商谈，听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争取能够将这个委员会组织起来。

22日，黄炎培等先至曾家岩五十号中共办事处拜晤周恩来、董必武，并同至张君励家，与梁漱溟、张君励等人一起商量组织委员会的事情。黄炎培向周恩来、董必武详细介绍了他们3月20日与蒋介石就组织党派委员会洽谈的经过，并将经王世杰修改、蒋介石过目的委员会草案给他们看，而征其意见。

周恩来说话虽多，最重要只有一点：他们反对以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坚决主张委员会之组织须在参政会之外。

梁漱溟等人说：此委员会必有系属之处，与其系属于政府，不如属于参政会。并且大会已闭幕，他们第三方面准备由驻会委员产生出来（且准备作为主席团的提议）。因为照驻会委员会的新章增加了建议权。

对于梁漱溟等人的解释，周恩来认为不妥。他指出此次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国民党以及某些参政员对所谓中共问题一次一次的宣布、指责，一次一次的议决，使中共方面落于绝对不利地位，中共参政员无法再出席产生于此参政会而且隶属于此参政会之委员会。周恩来又指出，驻会委员会的建议，照章程上规定以不背大会议决案为限，如果有人指摘此委员会不合于大会议决案精神，或指摘此委员会所行者不合于大会所议决，那么，都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坚决地说：即使延安同意了而命他周恩来出席委员会时，他周恩来亦要坚辞不担任。

周恩来的强硬态度引起梁漱溟等第三方面人士的同情和理解，他们觉得周恩来的话相当有理，亦不强争。更担心周恩来除此点外，尚有其他问题；甚至担心周恩来的意见外，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尚有意见；所以22日讨论结果是请周恩来以草案全文电达延安征问中共中央的意见后，再作讨论。周恩来表示延安收到草案后在一两日必有复讯，遂约于24日再会面。

其实，在梁漱溟与周恩来约谈的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很清楚梁漱溟等人的意见和委员会的详细方案，并向延安中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这个方案就是他在与梁漱溟等人谈话中提出的，将要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有讨论一切问题之权，以及各党派必须平等。毛泽东迅即复电，请周恩来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是否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更妥当。

23日上午，梁漱溟等人同访因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而刚由成都来重庆的张群。他们将张群不在重庆这段时间内交涉的一切情形都作了介绍，并表示他们第三方面已不考虑这委员会隶属参政会的问题，须另想办法。张群听后觉得其他办法不易想，不过他又表示也不致于全无办法。不过，将成立的委员会如果不属于参政会则名称即又成问题，因为这个委员会当然不能再称“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而亦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前置词的“秃头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的名称问题很费思索。

谈话结束时，梁漱溟表示他将因个人原因定于本月25日赴桂林，不能等特别委员会的完成。张群劝他不要急着去桂林，还是等有结果之后再去。

24日午后，梁漱溟等人如约与周恩来、董必武重行会见，忽有某人贸然来参加，致妨碍谈话。又因周恩来表示延安尚无详复，遂改期27日再谈。

27日，周恩来、董必武与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在黄炎培寓所会面商谈国是。周恩来向梁漱溟等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主张，共有七点。其中大问题有二：

一、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而认为不必有其所系属。

二、主张此委员会定名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

其他尚有各党派委员平均各一人等五点。梁漱溟等人听了之后均有难色。而周恩来则称他在党内甚难劝说让步的话。因为前将几件小事呈请蒋介石批示查明办理者，至今仍不得批。

党内责他，一点小事都办不了，何颜徒劝让步？

梁漱溟等人互商，认为周恩来提出的这个建议根本无需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因为蒋介石绝对不会同意。既然双方如此，此事殆无成功之望，只好结束，不再进行。除当面向周恩来声明外，同时向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声明，托其代陈于蒋介石，于是近四十日来之奔走，至此宣告停顿。29日一大早，梁漱溟即离开重庆去桂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