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亦相谋（第3页）

梁漱溟接着解释道：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强调我的自由权，将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与社会分庭对抗。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的是个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家族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这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负责任，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都要知道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家族，为乡党邻里，也为社会，为国家，进而为世界。

所谓职业分途，梁漱溟解释说，这就是强调中国社会自来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现代社会则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各司其职，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谐和繁荣。

梁漱溟的解释固然有其道理和立论的基础，但毛泽东和他一样，都是有着自己思想体系的人，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梁漱溟说服。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忽略中国社会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相似性的一面，即一般性。

梁漱溟当即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他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很显然，这种各自坚持自己见解的争论，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谁也不可能说服谁。

这样说，并不是强调梁、毛二人没有一致的地方。在谈到中国的统一及步骤时，梁漱溟素来迫切地要求统一，但他又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他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不可能依靠外部的力量以成功，只能从内部奠定永久统一的基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而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是正如梁漱溟清醒意识到的那样，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中国人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怎样才能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呢？在梁漱溟看来，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基于这样一种期待，梁漱溟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他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而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询问于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他说：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爽快地表示自己完全同意。

梁漱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

毛泽东坦然答道：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做。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梁漱溟表示自己对此也没有疑问，不过他却期望在今日中华民族对外时，也不要忘记忽略中国社会改造之事。为此，梁漱溟提出两个重要理由：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中国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中国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分析，毛泽东认为很对。于是梁漱溟接着提出所谓国是国策问题，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以及达于实现理想目标的路线步骤如何确定。显而易见，梁漱溟希望共产党放弃其根本目标追求，而和国民党一道在建国问题上达成共识，采取一致的步骤。

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之手段。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面的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面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影响眼前抗日大局？所以毛泽东表示，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谨慎表示同情，认为这种顾虑也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对梁漱溟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由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前后不过六个月，又吵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有所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方面愿为此进行根本商讨，毛泽东表示，那中共当然欢迎之至。

毛泽东又对梁漱溟说：中共现在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的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武汉接受蒋介石的指导进行起草。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和梁漱溟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因此他建议，假若由两党的共同纲领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的，那显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毛泽东郑重建议梁漱溟不妨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

在历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对梁漱溟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梁漱溟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国是国策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梁漱溟又问毛泽东，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毛泽东、张闻天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梁漱溟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与毛泽东等人就此深谈，只是点到为止，交换意见而已。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外，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中国政府节节败退，眼见得崩溃之象，国人当然不免悲观。毛泽东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梁漱溟听，转换包括梁漱溟在内的国人的悲观见解。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梁漱溟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自己的见解主张。他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中共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对于中国前途有着自己的见解主张。梁漱溟有一套，中共更有一套。所以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秉烛深谈，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于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共产党是“三段论”，那么，梁漱溟便可说为“一段论”。共产党的三段论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而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共产党的前两段，在梁漱溟那里就是一段。又因为梁漱溟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又少却共产党的第三段，于是梁漱溟便成“一段论”了。

梁漱溟素来认为，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于是他多年来致力于乡村建设。

与中共理论上的差别，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而对中国前途看法的不同，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的历史文化。梁漱溟总执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对于梁漱溟的这个理论，毛泽东大致予以承认，不过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于是在辩论中批评梁漱溟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而梁漱溟听到这里总是要反驳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怎么可行呢？

因而，梁和毛——当代中国的孔夫子和马克思——的对话并不可能真正达成共识，至多是互有启发，各人仍按各人的理想奋斗下去。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谈话也并不是只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有比较轻松的话题。梁漱溟问毛泽东：我听说共产党常要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今愿请问：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听听？毛泽东闻言笑着道：你且说一说看。

于是梁漱溟说，假如容我说的话，则国共分裂，十年苦斗，即中共政治路线错误之最大表现。

一、十年苦斗果是必要的吗？国共两党如其在中国社会内是截然分开自始不相容的两种势力，则此苦斗无人能指为不必要，但明明不然。在十年以前共产党曾举皆加入国民党；在今日又宣言信奉三民主义而能合作。往者国民党既借共产党而得到北伐胜利，共产党实亦借国民党而发展起来。如是，十年苦斗之必要甚觉难言，而怕是一种错误。

二、分裂虽出于国民党清共，但共产党若轻轻以国民党背叛革命来自解，则似乎笑话。共产党之所为，实不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过分估计中国的阶级问题，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全不适合当时的要求，而为大势所不容。在全国之中，除小小红区外，反共者占绝对优势，并非单在南京，并非单是国民党。在此十年之中，共产党殆仅仅依靠军事来挣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试以前后事实证之最可见。在前如北伐时，国民党军事力量甚弱，然以其适合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有其政治上的成功之故，遂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十年来，国民党不能尽其革命任务，大失人望；若果共产党所采政治路线是对的，是适合时事需要的，正可乘机而起，亦不难如北伐前例。而卒乃不餍人心之国民党得到全国支持以压迫共产党，共产党几于消灭，则政治路线错误岂不甚明。又如今日，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一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优劣异势，荣枯顿转，全属政治策略之成功，曾未耗一兵一卒之力。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说法，毛泽东似乎大体同意，并未予以反驳。而对国共第一次合作最终走上分裂的原因，以及第二次合作的前景，毛泽东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所以最终走上分裂，大致分为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际方面看，那时各帝国主义国家虽彼此有矛盾，但他们都不希望中国被赤化，因此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统一起来分化中国内部，造成国共分裂。到今日，国际上的情况与1927年时的情况相反。现在国际上虽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但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如日本对华侵略，固然利于中国内部的分裂，而行动则正好促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国际反侵略一边，也不愿见到中国再有内战，因此处处助成中国的团结。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至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共不是已经有了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中共参加到中央政府去，中共亦可以参加。国民党如不邀，中共亦不强求。即使国民党来邀，而中共亦待考虑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形势有所不便时，中共仍然可以不参加。但从长远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就少不了参与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