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亦相谋（第2页）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的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云云，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间、贫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做到好处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

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同意梁漱溟的判断，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理论依据根本不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为伦理关系所下的定义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中国人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

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或许不是一个历史判断，而是一个期待，而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批注称：

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

毛泽东的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所以他就将一切关系简约为相冲突的关系；而梁漱溟的论述旨在说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没有阶级，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存在着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无法形成固定不变的阶级社会。他甚至从消费观念、遗产继承等方面说明西方人多把钱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认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由此，中国社会的构成，只是社会职业分工不同而已。毛泽东对此批注曰：

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与梁漱溟都同样认为，近代中国的崩溃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是一致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写道：

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

毛泽东在此批道：

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

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危机，但这种危机与外患**在一起，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共同认识，但接着往下两人的分歧却又出现了。梁漱溟认为：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论述，毛泽东不甚同意，他的看法是：

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本身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在于政治的断裂和分裂，才使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无法同意梁漱溟的判断，而以为：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看，其历史总是不断进步，一层高于一层，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东西社会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原因绝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东西方社会文化都高，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

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东方社会文化面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刺激与挑战，只需稍稍变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求进步。进一步说，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秩序的过程。

针对梁漱溟反对“革命”的文字，毛泽东当然无法同意，他充满**或者说是充满愤怒地批道：

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

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

（要抵制西方侵入，）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同意梁漱溟的一系列看法，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不同。因此可以想见当他们坐在一起面谈时，将会出现怎样的激烈争论。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梁漱溟见面谈话。谈话之始，毛泽东就将自己的摘录拿给梁漱溟看。梁漱溟一方面很佩服毛的勤奋和用心，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毛泽东并未潜心研读自己的著作略有不快。因为在梁漱溟看来，毛泽东指挥中共千军万马，是延安最忙的人，仅仅一天时间，如何能将他这部巨著读完，更不要说仔细琢磨，认真体会了。

梁漱溟内心的不快并没有表现在脸上，而毛泽东则趁着刚刚读过这部著作，便着重谈论这部著作中关注的问题，即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怎样看待中华民族最近和长远的前途。

毛泽东表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自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在他看来是对的，但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接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介绍，并格外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问题。

很显然，毛泽东与梁漱溟分别持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毛泽东看懂了梁漱溟著作的大意，也知道梁著的重心之所在，所以他不能赞成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念。同理，梁漱溟在这部著作中营造的“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理论体系，其暗含的目标就是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所以主张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靠社会分化和阶级斗争去实现，而是应该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

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政治信念，梁漱溟当然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不能同意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向毛泽东介绍说，他素来的口号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历史的遗留，如果不能认识老中国，就无法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也就不能建设新中国。而老中国与欧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在欧洲中古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近代社会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鲜明，贵贱悬殊。但是这种阶级对抗在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的中古社会虽然也有贫富贵贱之分，但上下流转相通，阶级流动、交流、变动较西方大得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充分表明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基于这些特点，所以中国社会不是阶级冲突占主导地位，而是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在梁漱溟看来，中共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老社会根本不认识，从而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亦不能正确理解，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就不可避免有估量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