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第3页）

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

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梁漱溟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军纪之坏。

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

韩复架听了梁漱溟三点建议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军队军纪不好的事，毕竟关涉他的信誉和能力，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韩复集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通过整个谈话，梁漱溟觉得韩复集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真的热心，这使原本有意帮忙的梁漱溟心灰意冷，冷静了下来。

按照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将于12日晚召开成立会，并将正式推举梁漱溟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突然打电话给梁漱溟，劝他不要去当民众动员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

张绍堂的用意究竟何在，梁漱溟一直没有弄清楚，但他通过这一系列变故已经很明白韩复架对抗敌动员根本不热心，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则预感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山东的形势绝不容乐观。

10月13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韩复架主持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翌日（14日）晨，梁漱溟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梁漱溟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拜访梁漱溟，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梁漱溟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梁漱溟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结束事宜。

1937年10月16日，梁漱溟将奋斗七年之久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略作交代，最后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

在此稍前，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沈钧儒曾经提出一个建议案，主张利用开战以来从敌国日本归来的大量留学生及华北各大学学生等其他失业知识分子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参议会讨论再拟具体方案。由于梁漱溟为乡村工作专家，先前也曾提出过组织知识分子下乡的议案，于是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亲函促梁漱溟赴南京出席会议。

在南京方面一再函电催促下，梁漱溟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10月20日抵达。

梁漱溟到达时，具体方案已由彭学沛召集部分参议员，会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业部等有关主管机关大致草就，其基本精神就是组织乡村工作团以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工作项目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乡村工作团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工作范围可以巡回于各处。

这个方案就本意讲固然很好，但在梁漱溟看来于事实无益有损，因而不愿附和。他指出，这个方案如果从负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的事，不便付给这样的工作团去做；即使是抗战宣传、农业改良等事情也不便由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插手添麻烦、乱手脚。而在乡村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显然也无法开展工作。至于如农业改良之类的事，也断不是平素无认真研究的人所能做得好的。梁漱溟批评政府制定的这个方案，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不如不做。

由政府与参议会合作拟定的方案既已不妥，但这件事情不去进行恐怕也不对。梁漱溟的意思是，凡事不做则已，要做便须条理清楚，责任分明。知识分子下乡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点缀的方式应付，显然于事无补且有害。要利用知识青年做抗战动员工作，必须将这些青年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们真正知道事情的难处，不要说风凉话，要使他有责任在身，没有办法躲闪，将心思精力都用出来，无余留，事情才能办好。这样，必须回到梁漱溟先前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议，即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必须改造现行的地方行政体制，乃至现行的教育制度。

梁漱溟这些意见讲出来，一些参议员及参与起草方案的人无不吃惊，都觉得梁漱溟的修正建议牵动太大，谁也没有这个勇气。适逢在河北经年从事乡村工作的晏阳初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梁、晏二人相约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恰好那天黄炎培、江问渔两位乡村工作专家亦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梁、晏差不多。于是他们四人就一同陈说，大意以为抗战必得广大社会的支持，民众必须动员。然而农民生活太苦，对国家无亲切之感；内地闭塞，缺乏知识，对抗战多不了解。平时人才钱财都集中在城市，乡村简直如旷野沙漠，在抗战时期决不应听任如此，而要下功夫治理才行。他们又指摘当时的抗战动员工作缺点甚多，并顺便提出一些改进办法。

梁漱溟等人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曾数度集议，并一度与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商谈，政府方面也将关于抗战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给他们参考。他们一方面对这些法令草案提出数十条意见，一方面紧张工作，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为慎重起见，他们请政府在个别省份试行后再推广。然而，由于上海战局发展迅速，中国军队已退出战场，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和大本营都在上海，于是黄炎培急欲回沪一视；晏阳初亦因湖南工作正忙，急欲回湘；江问渔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委托梁漱溟一人起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待梁漱溟起草完成，中国军队已撤出上海，11月16日，国民政府开始西迁，这个草案虽经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转呈蒋介石，但在那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仅是一纸空文而已。

当政府西迁之初，曾安排专门的轮船先送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离开南京，梁漱溟因事并未同行，而是先到安徽巢县一行，11月21日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此时的南京由于政府迁走，人去城空，已无往昔繁华情形，只有部分留守部队仍驻守在那里，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城。

在空空****的南京城，梁漱溟勉强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11月22日）一大早，梁漱溟与尚未撤走的人们一起匆忙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梁漱溟借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秘书长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梁漱溟及其随行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帮忙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

24日一大早，梁漱溟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坐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集。他们乘轿上山后，看到韩复集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

见到梁漱溟他们来了，韩复架便对梁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梁漱溟在他面前所表示的疑虑而说。而按照梁漱溟的判断，韩复架此时退出山东的想法更加急切。

26日，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耀祖、济宁行政专区专员王绍常及何思源、余心清等山东政界重要人物聚会于何思源家，就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复集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等事项有所讨论，提出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复架的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自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1。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2。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3。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4。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佚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佚。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1。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政府韩主席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2。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广泛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3。历城、泰安等26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他们当时还商定与韩复集的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27日，梁耀祖与韩复集进行了谈话，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28日，韩复架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身份陪同从徐州前来济南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视察，谈话无法进行。第二天，即11月29日，梁漱溟受各位与会者的委托携带他们拟就的建议去千佛山找韩复集细谈，从上午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复集对梁漱溟等人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做头子，因为他不如宋哲元将军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在梁漱溟的观察，韩复架的这些说法其实都是托词，因为韩复集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

这是梁漱溟与韩复集的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返回驻防地徐州的李宗仁来电报要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遂于11月30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12月3日抵达徐州。

与李宗仁谈话后，梁漱溟于12月5日离开徐州前往武汉，因为国民政府几经播迁，此时已至武汉办公。9日，梁漱溟至武汉，开始全力投入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的活动。

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梁漱溟依然念念不忘山东等地的抗战，曾就韩复架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报告一次。12月21日，梁漱溟在湖北省府官邸见到蒋介石，也将韩复集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全已知道。1938年初，蒋介石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复集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以此为那些心怀不战而退之思的军政要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