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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位的新治道

梁漱溟的疑闷解决了，主意打定了，精神为之一振，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宣讲与实践这个方案了。这时，他想到了他那些在广东正在从事国民革命的朋友。

广东实权人物李济深，此时正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兼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守后方。李济深是梁漱溟多年老友，也多次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南下共襄盛举。

李济深的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伍观淇是梁漱溟的连襟，也是梁漱溟的婚姻介绍人。伍观淇南下广东以后，也多次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广东开出一片新天地。

梁漱溟是一个有着自己想法的人，当他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不会轻易苟同别人，所以一直拖着没有南下。现在，梁漱溟想明白了，主意确定了，所以便毫不犹豫地踏上广东这块热土。

或许是因为老朋友的关系，梁漱溟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一见面就没有客气，他直截了当地问李济深：从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

职业军人李济深原本就是厚重少文的朋友，一向不多说话。于是他迟重地回答：那最要紧的是统一，是尽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府。接着，李济深仔细梳理自己的理由，强调广东从前在各路军阀统治下，战乱不已，人民痛苦不堪，任何事情都无法办成。然而到了后来，国民革命军将各路军阀逐一打败，广东重新统一起来，而后军令、军制才有可能统一；财政、民权亦逐渐收归省里，内部才整理出个样子，才有力出师北伐。所以李济深强调，如果一定要问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那就是统一。只有重建统一，许多事情才好办。

梁漱溟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

李济深说，自己只是军人。就军人而言，其责任就是要拥护政府。当然，这个政府是党的政府，而不是任何个人的独裁机关。

听了李济深的解释，梁漱溟冷然说道：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是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

梁漱溟的答复无疑使李济深深感意外，默然良久，不知如何接上话茬。不过，李济深的神情似乎也不准备听梁漱溟的正面阐释。梁漱溟随即知趣地结束了他们见面后的第一次谈话。

按照梁漱溟后来的解释，他此次广东之行实在没有想发布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国民党的鼎盛时代，岂能容得异样言论？所以，他此行的原初本意只是预备着闲居读书，慢慢地等待时局变化，希望过个一年半载或许有他发表意见的机会。只是对于李济深，梁漱溟自感是多年相知，于是一见面便不妨揭示心曲。然而由于李济深此时毫无思想准备，梁漱溟的这些“异样言论”便不免显得有点唐突冒昧。而且，李济深毕竟是一个浑朴简重、实际用力做事的人，他此时正一心不乱地相信蒋介石相信国民党，又如何能听得进梁漱溟如此这般的奇谈怪论？于是，梁漱溟在省城住了一周，便来到离广州五十里水路的乡间新造细墟，住到黄艮庸的家里。黄艮庸是梁漱溟的侄女婿，也是与梁漱溟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生。

正当梁漱溟在乡间闲居读书有滋有味时，李济深却觉得不应错待这位老朋友，便未与梁漱溟商量而电请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梁漱溟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一时间报纸传媒纷纷扬扬，以为梁漱溟已就委员职，正式从政。待梁漱溟知道后，自顾不合时宜，万无轻就之理，经向李济深恳辞，李济深还是尊重了梁漱溟的政治选择。梁漱溟依然闲居读书，只是常往来于省城和乡间，与李济深、伍观淇等政界领袖的接触与谈话也就越来越多。

到了1927年12月，国内政治局面因国共两党的冲突而发生巨大变化，李济深经过与蒋介石的初步分裂等一系列事件的教训，开始回味起梁漱溟当初见面时的奇谈怪论，极盼梁漱溟出山协助。而梁漱溟此时亦极愿乘机与李济深深谈，因而返回广州，住在李济深的司令部，差不多每天夜里都与李济深详谈大局前途。梁漱溟认为，中国在最近的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此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政治中超越个人魅力影响的法律，和超越个人能力的政党，始终无从建立起来。现代法律与现代政党无从建立，也不是中国一时的短暂的现象，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文化背景。所以中国的政治必然落到这个地步。在这么一种政治格局下，中国的政治出路主要的还在地方掌握权力者。这些地方领袖，坏的便是祸害一方，好的或许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做些建设事业，维持地方不乱，人民不至于受到太多的祸害。

梁漱溟的这些分析获得了李济深的认同，不过梁漱溟明确表示，这些都不是他对李济深等广东朋友的期待，他期望广东的朋友特别是李济深这样有理想有实权的朋友，能够利用历史留下的时间之窗，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新路，不辜负大时代对这一代人的期望。

至于政治上、经济上的这条新路，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中国历代圣圣相传的立国之道，就是以农村复兴、农业重振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基础，就是重建乡土中国社会秩序。

对于梁漱溟的这套乡村建设理论，李济深表示原则接受，并同意梁漱溟在广东开办一个乡治讲习所，就民情国情、社会心理、政治习惯等方面详细考察，仔细研究。

乡村自治、乡村建设的方案，也并不是一切都从梁漱溟开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困惑与所关注的最大事情之一，便是如何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建设与管理，以乡村进步带动整个社会进步。尤其是自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农村社会旧秩序逐步瓦解，而新秩序又无从产生，于是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统治阶层，莫不对乡村建设问题感到忧虑和焦心，各地不同形式的试验与理论探索一时间如雨后春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像孙中山等人都曾提出过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方案。

孙中山认为，要想造成新国家，就要把国家的政治大权分开成两个：一个是政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一个是治权，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基于这种考虑，在孙中山的政治日程表中，始终把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得以完全成立的基本条件。他强调，中华民国既立之后，要想基础永固，就必须筑地盘于人民之身上，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换言之，就是要以地方自治作为中华民国建国基础。所谓地方自治，就是中华民国的基石，基石不坚，国则不固。只有地方自治发展了，成功了，才能谈得上中华民国的成功与发展，中国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坦途。

地方自治的理论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案，所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运动总是一波连着一波，此伏彼起，一时间人们普遍相信地方自治为适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举凡伦常重心之民族问题，教养精神之政治问题，均平原则之民生问题，大概都需要通过乡村建设、乡土中国的重建中加以解决。所以各地也都相继颁布了一些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法规条例。

对于包括广东在内的各地地方自治运动，梁漱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各地特别是广东地方自治的方案就其原则而言大体不错，然从各地尤其是广东实际实行情况看，却问题殊多。广东省曾于1921年制定县自治暂行条例及县长选举、县议会议员选举各条例，实行县长民选和县自治。这些条例、办法，都是好的，只是后来并不曾实行，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进行更基层的乡村自治，所以县自治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

梁漱溟指出，地方自治绝不是简单地草拟颁布自治法令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功告成。事实上，自十九世纪晚期盛谈变法维新以来，中国人皆以为法一变则有新局面、新事实之产生。其实社会所真正遵循的原则是习惯而不是法令。基层社会有其习惯而无其法令，于其事实之产生无所不足；反之，如果无其习惯而徒有其法令，很难指望类似的事实之产生。所以，在梁漱溟的认识中，地方自治、乡村自治的真正推广试行，便不是几条空文所能奏效，完全有待于人民是否已养成自治的政治习惯。

反过来说，如果期望新的政治制度能够很好地运转，那么必有待于人民养成良好的新政治习惯，而人民良好的新政治习惯之所从来，除了有待于进行组织和训练外，恐怕没有任何捷径可资借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梁漱溟建议李济深开办“乡治讲习所”，以便为将来实行地方自治储备人才。

在梁漱溟的设想中，“乡治讲习所”既为一社会教育机构，也为一辅助政府的人才储备与人才筛选机关，除了担负教育训练功能外，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便是要为地方寻求推荐适于领导乡村自治的人才。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一般人并不愿意与闻外间事务，乡村间的各种事情原来由少数人垄断把持。这少数人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土豪劣绅，一类是喜出风头之少年。故而乡村自治选举的结果，如果被这两种人所获得，则乡间百姓必产生一种厌恶心理，相率引退，不愿参与其间。

鉴于此，梁漱溟认为乡村自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应从两方面选择，一是选择一批正直果敢的青年进行训练，一是依靠乡村社会那些尚德尚齿、大抵公正老成之人。如果这两种势力能够很好地合作，那么乡村自治事业才有成功希望。

梁漱溟对怎样训练广东乡村自治、地方自治人才有很好的规划，然而由于广东政治局势复杂多变，梁漱溟的这个计划并没有获得执行，他只是在伍观淇的要求下，到广东全省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这个计划和理想作了一个系列演讲，将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方法、手段、步骤等方面的思考，大致讲了一遍，系统梳理了这几年的思考，对于后来的乡村建设实践具有某种先导意义。

广东尚不具备立即实行梁漱溟乡村建设构想的条件，而各地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运动却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像陶行知在南京的晓庄师范、晏阳初等人参与的河北定县平教会试验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引起梁漱溟的关切与兴致。于是，梁漱溟向广东省政府申请了一笔款项，于1929年2月率领同志冯炳奎、周用、马毓健、伦国平、杨遂良等人离开广州北上，实地考察各地乡村改进运动，然后再决定广东的方案和日程。

梁漱溟一行离开广州后直抵上海，稍事休息即由黄炎培、江问渔陪同，前往江苏昆山安亭乡徐公桥，考察中华职业教育社在那里设立的乡村改进试验基地。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有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张謇等，而实际主持者为东南教育界重要领袖黄炎培，江问渔为黄炎培的重要助手，长期追随黄炎培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

就宗旨而言，中华职业教育社原本只是一个职业教育机构，以研究、提倡、实验、推广职业教育为职志。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大潮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却走在时代前面。他们之所以把眼光放在农村，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中国农村快要到了崩盘的边缘，如果再不拯救，不要说职业教育，即使一般民众的生活也都难以为继。为此，他们提出一份周密的农村试验改进计划，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

中华职教社改进农村的计划不仅获得社内同仁的赞同，而且得到其他一些教育机构、学术团体的共鸣和支持。1926年5月，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分别与职教社签订合作协议书，共同创办实验区。于是以黄炎培为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的“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成立，迅即勘定地点，制定规划，期以教育为中心改良乡村，并拟集中于江苏昆山徐公桥一地集中办理。

徐公桥试验开始后，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因为时局不稳和经费紧张。至1927年春，徐公桥试验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相继退出。至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独自接盘，成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作为办事机构，约定第一期试验以六年为期。

在中华职教社主持下，徐公桥试验获得很大发展，职教社派遣教员和医生下乡，在教育、公共卫生、医疗救助、文娱活动以及筑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很注意帮助农民提升教育水准，格外重视社会教育、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等方面建设。职教社并不空悬理想要替农村培养什么新人才，而是通过大量琐碎工作，为乡村居民提供示范，通过不懈努力，使乡村居民逐步养成新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职教社的徐公桥试验实际上是一场农村改进运动。

梁漱溟一行在徐公桥参观了新建的小学及村公所，详细了解农业技术改进及农民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进展，感到徐公桥试验从职业教育运动转到乡村改进运动，与当时渐渐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潮流逐步汇聚到一起，自然是有意义的。不过，对徐公桥试验，梁漱溟也提出两点不同意见：

一是徐公桥试验仅限于一地，影响太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乡村的实际问题。

二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从外地为徐公桥聘请技术人员，所需经费由职教社补贴，这种做法于局部地区或许可行，但要在各地普遍推广，实有极大困难。

梁漱溟在参观座谈时还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将要进行的乡村改进运动并不是什么办新村、模范村那套路数，人们也不应该从远处的理想去发动，而应从中国农村当前问题着眼。当前中国农村最急迫的问题是“贫”与“陋”，更加以近二十年急剧凋敝。换句话说，乡村建设的目的原在解决一个“钱”的问题，一个“人”的问题。梁漱溟主张，中国农村振兴的根本宗旨，只能从经济入手，振兴农村产业，增进本地富力，这样乡村改进就能健康而稳步地发展下去，如果单从教育、文化上下功夫，显然是枉费心力，收效甚微。